另一方面，魏國西側緊靠秦國。晉國被分之后，北方失去了掣肘秦國的力量。這打消了秦國人的顧慮，雄圖好戰而且驍勇善戰的秦國日益成為魏國最大的威脅。客觀上，魏國必須奮發圖強。李悝才能的顯現得益于這一威脅的存在。

與今天選拔官員的標準類似，魏文侯非常重視基層經驗。“基層出經驗，基層出人才”。

在被魏文侯任命為宰相之前，李悝曾是上地郡守。上地郡與秦接壤，兩國經常發生軍事沖突，是魏國的邊防要塞，受秦軍威脅最嚴重的地區。為了鼓勵人們習武，提高戰斗能力，李悝第一次展現了法家的行事風格與政治智慧——對于長時間難以斷絕或無關緊要的訴訟糾紛，以射箭的精準與否來評判。這樣“荒唐”的斷案方法乍一看不敢恭維，但仔細一想卻也有幾分道理，甚至成為了歷代改革者變法的方法，即目標導向明確、實事求是。效果非常明顯——消息一傳開，上地郡的人們爭相練習射箭技術，日復一日，在與秦軍的對決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春秋末期，貴族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時代呼喚著新的生產關系以及新興地主階層的崛起。而前面提到，魏國承襲了晉國最傳統的領土范圍，是韓趙魏三家中貴族勢力最強的一方。如果不打破奴隸主貴族的特權，魏國就必然在諸侯競爭中敗走。魏文侯顯然明白這一點，作為開創之主的他也具有強烈的危機意識。在這種情況下，李悝廢除貴族世襲特權的主張自然得到了魏文侯的支持。

他將不勞而獲的貴族稱為“淫民”，提出要“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土”，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制度的形式對貴族群體提出了挑戰。世卿世祿的削弱使得一些落寞無用的貴族被趕出政治舞臺，而“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的靈活制度呼喚著有能力的士人以及新興地主階層的政治參與。盡管貴族在分封的食邑內仍然可以收租稅、白吃白喝，但已經沒有治民之權，地主向奴隸主貴族的戰役打響了，這為奴隸制退出歷史舞臺開辟了道路。而任賢用能、賞罰分明這一法家的主張成為歷代變法的核心舉措。

經濟方面，與商人出身的管仲略有不同，李悝格外重視農業的地位，認為農業是百業之首、一國之本。他在《盡地力之教》中極力強調勞動的重要性，“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一樣的土地，辛勤耕作與懶惰怠工的結果是完全不同的，鼓勵人們勞動，精耕細作。

不僅如此，李悝觀察發現，隨著自然條件的變化，糧食價格經常波動——豐年谷賤傷農，荒年糧價攀升，買糧的人又受到損傷。價格的波動對于各方都有損害。李悝認為治國者必須兼顧士農工商各階層的利益，于是制訂了“平糴法”，以平抑糧價。他將豐年分為“大熟、中熟、小熟”三等，荒年也分為“大饑、中饑和小饑”三等；并按照不同的等級在豐年以固定的價格從農民手中收購糧食，在荒年向農民賣出糧食。這樣便不至于糧價猛漲猛跌，各階層的生活相對穩定下來，逃荒流亡的現象減少了。

有趣的是，這一簡單的操作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仍長期存在，不過這時是為了攫取工農業剪刀差利潤，為工業建設籌措原始積累。李悝當年設計“平糴法”時有沒有考慮到剪刀差利潤，筆者就不得而知了……

事實上，在工業革命之前，農業占主導地位，再怎么重視都是不為過的。可以說，對農業的重視實際上就是對生產（或經濟發展）的重視。兩千多年之后，西方誕生了“重農學派”，在其代表人物魁奈的著作中有與李悝近乎一致的思想。甚至在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也認為土地生產物是各國收入及財富的唯一來源或主要來源。

在農業社會中，“農”與“商”是相對的，重農與重商的實質是對價值創造過程的認識，是對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關系的考量。

如果說李悝變法經濟上與政治上的貢獻之大，是“功在當代”的話，那么他在法律方面的創舉則是“利在千秋”。李悝收集匯總了各國的刑典條文，編纂成《法經》，以法律的形式在魏國發布。從法學的視角看，《法經》的建制是比較齊全的，包括“盜、賊、囚、捕、雜、具”六篇，有總則和分則，關于犯罪和刑罰的規定涵蓋范圍廣泛。事實上，編訂《法經》既是改革的過程，也是對改革成果的鞏固，希望以法律的形式將變法之后的制度沉淀凝結下來。

李悝去世之后，《法經》在魏國一直被沿用。后來，商鞅又將其帶到了秦國，成為秦律的基礎。眾所周知，漢律是承襲秦律而來，后世各朝法典均主要承襲漢代。由此看來，李悝編訂《法經》的歷史意義不言自明了。

之所以能在較短時間內完成這一系列政治經濟變革，除了李悝本身的才能之外，君主提供的大環境也是尤為重要的。王權政治下，能臣最大的期盼就是能遇到明主，皇帝的支持與后盾是能臣施展才華的必要條件。治亂周期律中，能臣和明君的默契配合是一個時代最大的幸運。在這一點上，李悝與管仲一樣幸運。作為開創之主，既有危機意識，也有宏圖大志，他選賢用能，吳起、樂羊、西門豹、子夏、翟璜、魏成……都是他“夢之隊”里的典型代表。這些為李悝一系列變法的實施創造了環境。

由于李悝變法的顯著成效，魏國迅速崛起為戰國前期最強的國家，稱霸中原長達百年之久。百年之后，魏文侯的孫子開始稱王，也就是“魏惠王”，他率領諸侯朝見周天子，正是標志著魏國霸主地位的確立。

（作者系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青年研究員，現供職于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