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水滸傳》的第九回“柴進門招天下客，林沖棒打洪教頭”中，寫店主人介紹柴進時說：“你不知！俺這村中有個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風’。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欽賜予他‘誓書鐵券’在家，無人敢欺負他……”五十二回中柴進也提到：“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家間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

這里說的“誓書鐵券”是什么東西？為什么有了它就無人敢欺？

籠絡功臣的工具

《水滸傳》中的“誓書鐵券”，即是通常所說的“丹書鐵券”的一個異稱。漢代用丹砂填字，故《漢書》作“丹書鐵契”；后梁用銀粉填字，故《資治通鑒》作“銀券”；遼代用金填字，故《遼史》作“金券”；《明史》則因鐵券可世代相傳而稱為“世券”。此類名目繁多的稱呼指的都是一個東西，是君主賜予勛貴功臣免罪免死的一種憑證，因取堅久之意，遂以鐵鑄之。

丹書鐵券的發(fā)明人大概是漢高祖劉邦。許慎的《說文》里說“符，信也”。先秦時代，符節(jié)是古人用作憑證的一種信物。古代君王分封諸侯、功臣或會盟時都要以竹符為信征，剖分為二，雙方各執(zhí)其一。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后，分封功臣，與之剖符作誓，大概是覺得竹木易朽，不足以表達自己永有天下的愿望及使功臣世世代代永享富貴爵祿的決心，遂易之以鐵，試圖提高它的可信度。如此說來，新出現(xiàn)的鐵券其實就是一種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符節(jié)。

史書記載劉邦建立漢王朝后，“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即將皇帝與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書寫在鐵券上，裝進金匱，藏在用石建成的宗廟內，以示鄭重和保證鐵券正本的安全。鐵券狀如瓦形，兩券合而為一整體，左券頒發(fā)給功臣、重臣，右券藏入皇家內府或宗廟內，遇到特殊情況，將兩券合在一起，以檢驗真假，防止偽造。

漢高祖發(fā)明的丹書鐵券中的誓詞有“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雖然皇帝信誓旦旦，但鐵券中并沒有對功臣免罪免死等許諾，持券者往往以細故獲罪，犯常刑亦不得赦免。譬如韓信、彭越都是功臣，結果都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場。

至于功臣子孫更無免罪特權，稍觸刑律，即繩之以法，如陳平的后裔“（陳）何搶人老婆（坐略人妻），結果被處以死刑（棄市）”。司馬遷曾作統(tǒng)計：“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到了太初（漢武帝年號，前104-101年）年間，只過了一百年，眼下只有五個功臣后裔還封為侯爵，其余的都因犯法而丟了性命、亡了封國。由此可知，漢代鐵券并不能起到護身符的作用，僅是皇帝頒給臣下的一種封侯的憑證及榮譽。

明文規(guī)定的免罪符

自漢高祖開啟用鐵契褒獎、籠絡勛功之臣的先例，這種政治策略和手段對于鞏固和加強統(tǒng)治權力十分有效。自此，后世帝王紛紛仿效頒賜鐵契的做法，所謂“后代承業(yè)，習而不改”。三國時期，為籠絡周邊少數民族，蜀漢對南中諸夷、曹魏對關隴氐、羌，都賜予鐵券與之會盟。

南北朝時期，戰(zhàn)亂頻仍，人人皆有朝不保夕之感，富貴世襲更無從談起。在這一時期，丹書鐵券的誓詞由漢初的世襲爵祿一改而為免除死罪，成為明文規(guī)定的免罪符。543年，東西魏在芒山大戰(zhàn)，西魏權臣宇文泰坐騎中箭，險些淪為俘虜，關鍵時刻幸虧部將李穆救了宇文泰一命。宇文泰大加贊嘆，前后賞賜，不可勝計，仍感到不足以為報，于是“特賜鐵券，恕以十死”。所謂十死，當然不是打電子游戲獎勵十條命，而是允許犯十次死罪不殺的意思。

隋唐之后，向臣下頒發(fā)鐵券越來越普遍，成為一種常制，就統(tǒng)治者賞賜的目的而言，不外乎表功與安撫兩類。唐朝建立初期的武德元年八月，李淵“論太原首功”時，沿襲舊制，賞賜恕死特權與開國功臣，《褒勛臣詔》中載“尚書令秦王（李世民）、尚書右仆射裴寂、納言劉文靜恕二死”，其余如長孫順德、柴紹、竇瓊等14人皆恕一死。

除開國功臣外，中興功臣以及皇帝的寵臣，甚至連少數民族首領和宦官都可被賜予鐵券。唐玄宗時期，時任范陽節(jié)度使的安祿山被賜鐵券，隨后又被賜東平郡王，唐朝將帥封王自此開始。結果這位天字第一號寵臣發(fā)動了幾乎顛覆大唐江山的安史之亂。

滑稽的是，當歷時八年的安史之亂終于平息的時候，唐廷對迫于形勢歸附的安史舊將李寶臣、李懷仙、田承嗣等人采取了安撫的政策，“皆賜以鐵券，誓以不死”，并皆以原職授之，使其分帥河北諸郡。朝廷希望通過頒賜免死鐵券安撫其心，早日恢復統(tǒng)一大局，然而這卻造成日后兵禍連接的藩鎮(zhèn)割據的局面。藩鎮(zhèn)卻因統(tǒng)治者的姑息而愈加驕橫，“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大歷十年（775年），魏博節(jié)度使田承嗣襲取周邊郡縣，后在朝廷出兵討伐下，田承嗣不得不上書請罪，因其勢力強大，唐代宗只有姑息，并再次賜其鐵券。田承嗣歸順后，叛逆反復，朝廷為安撫其心，竟先后兩次賞賜其鐵券，朝廷權威隨之一落千丈。

有唐一代，免除受賜者叛逆罪之外的死罪一次或數次成為唐政府賞賜鐵券的一項主要內容。頒賜的鐵券大多注明要恕受券者本人幾死。唐初為一般1到2次，后來竟高達9-10次，唐末，不僅受券者有免除死罪的特權，還涉及寬宥其子孫死罪特權。諸如錢镠恕9死，子孫3死；韓建恕9死，子孫恕2死。

其中，唐昭宗李曄在公元897年賜給當時的鎮(zhèn)海、鎮(zhèn)東節(jié)度使錢镠（五代時期吳越國建立者）的鐵券是迄今尚存最早的丹書鐵券。“其形如瓦，高今栽九寸，闊一尺四寸六分，厚一分五厘，重一百三十二兩。蓋熔鐵而成，鏤金其上者”。

后世的鐵券多系參照這一鐵券制作的，宋太宗、宋仁宗、宋神宗、明太祖、清高宗（乾隆帝）五個皇帝看過這一鐵券，并依其形制制出頒發(fā)給功臣、重臣。正因如此，唐、宋、明、清諸朝的鐵券形制是大體相仿的。

免死牌也免不了死

丹書鐵券最誘人之處當然是可以免死，受券者有“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及“除謀反大逆，一切死刑皆免”的特權，但實際上允諾免死只是出于君主的意志，而君主的意志并不是那么始終如一的。

早在公元528年，北魏孝莊帝殺死權臣爾朱榮，不久爾朱氏起兵報仇，其弟爾朱世隆兵近洛陽。孝莊帝為了平息事態(tài)，侍中朱瑞賜以鐵券，結果反被爾朱世隆奚落：“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這已經一針見血地道出鐵券不足信的實質。

唐朝大約一百人左右獲賜鐵券，結果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四分之一，還有五分之一的人因史料記載缺漏不詳不知所終。到了五代時期，后唐莊宗李存勖滅亡后梁，自居為大唐正統(tǒng)，結果他一共只賜了三份丹書鐵券，其中倒有兩人（郭崇韜、朱友謙）隨后無辜被殺。朱友謙的妻子張氏臨刑時拿出丹書鐵券，說“這是皇上當年所賜，我不識字，不知上面刻的是什么”，監(jiān)刑官當然知道鐵券上刻的是什么，只能無言以對，遂使“百口涂地，冤酷之聲，行路流涕”。剩下的一位鐵券持有人李嗣源也差點不得逃生，最后被迫發(fā)動兵變取莊宗而代之。

宋明時期，頒賜鐵券之風更為盛行，已形成一套固定的制度。明初朱元璋對賜券對象作了明確的規(guī)定，范圍僅限于立有軍功、被封為公、侯、伯的勛臣，且有嚴格的步驟。鐵券的規(guī)格也同樣體現(xiàn)出極其森嚴的等級制度，根據大臣爵位之高低將鐵券定為七個等級，“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高廣尺寸遞殺有差”。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頒賜了一大批“免死鐵券”。享受如此恩寵的大臣有：李文忠、李善長、馮勝、耿炳文、傅友德、徐達、湯和等。結果，那些拿到“免死鐵券”的開國元勛們，大多數人都沒有享受到“免死”的特權，反而死于非命，太祖高皇帝的允諾竟然如此一分不值！

朱元璋真是煞費苦心，既要大封功臣，頒賜“免死鐵券”，又要大開殺戒，誅戮功臣；既要要消除皇權的潛在威脅，又要避免言而無信之譏。于是，在所有的“免死鐵券”中，都有類似這樣一句看似不經意的話語：“除謀逆不肴，其余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有了這樣一個預先留下的后門，大殺功臣就談不上言而無信了。

券又

于是，洪武二十五年，丹書鐵券里規(guī)定不能免除的（與胡惟庸一起）“謀逆”罪狀羅織完成；“出萬死，勛臣第一”、年已七十七歲的李善長一門七十多人被殺。這當然是冤案了，李善長為朱元璋打天下，是第一功臣，假使幫助胡惟庸成事，也不過是第一功臣，又何苦謀反？

當一個個功臣們被囚于檻車、押赴刑場時，這塊丹書鐵券又何曾起過絲毫作用，就連《水滸》里家有“丹書鐵券”的柴大官人最后也被小小的高唐州知府高廉屈打成招問成死罪。足見，“丹書鐵券”這樣的“免死牌”也并不是萬能的護身符。

參考文獻：

朱子彥：《論明代鐵券制度與皇權政治》，《東岳論叢》，2006年11月

王雪玲：《鐵券制度考略》，《中國典籍與文化》，2003年第1期

洪海安：《唐代鐵券相關問題研究》，陜西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