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被擱置的遺言，一天天地不斷爬上我的心頭。

雖然也知道“父親已經不在人世，不可能知道這邊發生的事”，可我心里就是沒法踏實，因為沒有完成與父親的約定。但是如果同樣是約定，紙條上寫的是別的內容會怎樣呢？要是父親作為軍人升遷的記錄、授勛的記錄之類的內容我還會在意嗎？二哥也會說那就沒什么大不了的而同意刻碑，我也會接口說“刻不刻都隨便”，不刻碑也不覺得有什么掛心了。

然而父親謝罪的遺言是這樣的直抒胸臆，我被其中的“事實”所壓倒，心靈深受震撼。

我開始試著回憶起從父親那里聽到過的有關那場戰爭的話。以前父親常把我抱在腿上給我講過去的事情。

舊滿洲的冬天冷得出奇，剛撒出的尿馬上就凍住了，能畫出一道冰弧。中國人見面問“您吃了嗎？”只是在打個招呼。他還教過我幾句漢語，但是我全忘了。

還有醫院的故事。我不知道父親有沒有住過院，但是他曾經夸獎道：“那個時候中國勤雜工負責把日本兵的飯菜從廚房送到病房，途中無論他們有多餓都不會動那些飯菜。他們真的非常誠實。”

父親還講過一個少年的故事：有個少年被拉去在父親的憲兵隊負責煮飯，有一天用柴刀把自己的右手給砍了下來。我問過他這樣做的緣由，他說：“母親一個人在家里臥病在床，我不回去的話她就只有死路一條。我想著如果右手使不了，就在這里頂不上用了，那大概就能放我回家吧。”部隊的上級說那就殺了他，而我為了救他到處奔走。再往后的結局也可能是父親沒說，也可能是我忘了。

父親應該還說過很多往事，可我記得清楚的就這么多了。

父親讓我看過弗蘭基堺的《我想成為貝殼》⑴，還逼我去鎮里的電影院看了五味川純平⑵的《人間的條件》。時至今日我仍然記得，扮演主人公妻子的新珠美千代慢慢褪去衣服的場景，還有主人公梶被長官用皮拖鞋抽打的恐怖場面。我還記得父親邊讀原作邊流眼淚，好像是讀到了最后上等兵梶被大雪埋沒逐漸死去的那一幕。父親也曾兩度逃亡，可能是對梶的人生感同身受吧。

父親還推薦了深澤七郎的《楢山節考》。后來聽父親說，主演田中絹代為了演好劇中的老婆婆把自己的前牙都拔掉了，讓我著實吃了一驚。小學六年級的時候，父親還推薦了一部電影《菊與勇》。我最近才知道，飾演女主角阿菊的高橋繪美和我同歲。

就這樣，父親不斷地把自己覺得好的作品推薦給我們，還會談起自己的感想。像林芙美子的《放浪記》啦，川端康成的《雪國》里的駒子啦，還有深澤七郎的《風流夢譚》⑶。父親似乎從皇族的腦袋被砍落在地的場面得到一種快感。我覺得這是因為他對戰爭最高責任者還能穩坐原位抱有很大的不信任感。父親雖然笑著說美智子殿下⑷只是日清制粉這家“面粉店家的女兒”，但是始終沒能消除對皇室的不信任感。媒體報道昭和天皇（即裕仁天皇，昭和為年號——譯者注）對海洋生物頗有造詣而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父親嘴下也毫不留情：“他不過是在葉山海濱⑸游泳的時候，從海里帶出一堆魚蟹小蟲之類的破玩意兒而已。”總之，是怎么看都不順眼。

也許父親是想說自己跟悠閑度日的天皇相反，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吧。我小時候，父親常被夢魘纏身。哥哥們一直睡在二樓，我直到上小學二年級時還睡在父母的身邊，晚上時常會被父親的夢里呻吟所驚醒。母親總會說“一定又是夢見中國了”。我后來也搬到了二樓，但是為了備戰高考，就又跑到樓下放暖爐的房間，于是乎又聽見睡在隔壁的父親夢中的呻吟。那時我雖然沒怎么在意，但是現在真的很想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樣的夢，特別是好幾次都聽到他叫喊： “救命啊，要掉下去了，要掉到洞里了！”

我從小就黏在父親身邊，耳濡目染，也就把他的想法給照單吸收了。

我雖然對那場戰爭整體上抱有強烈的抵觸情緒，卻全然不知父親在戰爭中去過哪里、到底陷得有多深。母親也已經過世，無法去問她了。我心里總覺得缺少一種看得見摸得著，能讓我滿意 的答案：“父親在中國犯下了這樣那樣的罪行，所以現在才要謝罪。”這讓我非常苦惱。

于是我辭職以后，去拜訪了父親的二哥。

父親的老家是大伯父繼承的家業，但是他已經去世了。現在應該是父親的二哥（我的伯父）最了解情況了。

伯父一家在我還小的時候就搬到了東京，大概因為是在農村老二不能繼承產業，所以只能到大都市尋求活路吧。他到東京后先在老城平民區的一家旅館打工，吃苦流汗，發家致富，換來了 一家現在安定富裕的生活。也許是因為伯父只有在家里辦紅白事的時候才回農村，所以我跟他不是很親。但是伯父與父親不同，性情很溫和，我結婚后，他還特意來我們家賀喜。

因為我聽二哥說過伯父也反對刻碑，在和丈夫一起去拜訪住在東京的伯父時多少有些惴惴不安。伯父、伯母和他們的兒子、兒媳以及孫子們在家里熱情款待了我們。伯父同樣熱衷于教育，這點和父親很像。

那次拜訪后，伯父就常常打電話同我說起父親和自己的往事。

伯父比父親大兩歲，小時候兩人經常打架。父親小時候很勇敢又能忍，做事總是沖在前頭，還當過孩子王，并且和祖父一樣喜歡馬。伯父由于身體病弱在家主要負責做飯，而父親身體健壯 就負責力氣活。伯父雖然被強征入伍參加了憲兵隊并去了中國，但是因為討厭那些殘暴的行為，所以就找機會逃回日本了，據說是在戰爭結束之前自己離開憲兵隊的。在前線憲兵隊要爭奪戰果，流行做虛假的戰報，據伯父說他從沒做過這些事。

后來伯父又跟我講起前線的故事。

“‘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年（1938年），我在北京憲兵隊負責處理日常事務，在天津憲兵隊服役的弟弟有一天突然身著便裝出現在我面前。我的上司聽說弟弟是請假來的，就也放了我的假，我們兩個人就一起去紫禁城游玩了。雖然當時紫禁城不開放，但是我們憑借憲兵隊的特權打開門進去悠閑地參觀，那是至今難忘的記憶。”

伯父還寫了一首短歌：“兒時打過架的弟弟來到前線，我們再次相逢在紫禁城的春天。”

伯父還告訴了我一些戰后從父親那里聽到的事情。

“弟弟一知道戰敗了，就摘下了憲兵的徽章混入了步兵的隊伍中，撤退途中與隊伍走散，后來被蘇聯軍隊抓住并被關進了拘留所。他忍受不了殘酷的審訊和混著麥芒的大麥飯就逃跑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破鐵窗的，總之說是往朝鮮那邊逃。當時他可能是想去清津（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咸鏡北道的首府——譯者注），但是又被逮住，而后再次逃亡。一年后他終于得以舊滿洲日僑的身份回到國內時，渾身上下都黑得要命，衣衫襤褸，背包也破爛不堪，還嚴重營養不良，大概有半年都晚上小便失禁。我們縣出去的憲兵里，他可能是吃苦吃得最多的了。”

對于伯父來說，父親是他的寶貝弟弟，所以父親遺言的這檔子事，他是這么說的：

“弟弟太善良了，大概是為部下做的事道歉吧。可是要把道歉文刻在墓碑上的話，別人就不會這么想了。這種事兒真還是只有去過前線的人才明白。”

被伯父這樣一說我也就猶豫了，但又模模糊糊地覺得好像不是這么一回事。

父親要是自己沒做過什么壞事那當然好，可是那樣的話他應該不會想到要刻碑。就算父親沒親自動過手，要是曾經命令部下做過的話，那不也一樣嗎？還有，伯父厭惡憲兵的工作，干了三 年就自己退伍；父親卻是志愿成為職業軍人并一直干了十年憲兵的，我想這里頭情況是不同的。

可是我也沒有底氣跟伯父說這些話。雖說他那句“沒打過仗的不會明白”把我噎得無法反駁，但那也確實是他的親身感受，我也就不好說什么了。

伯父非常誠實地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告訴了我，可他好像沒有問起過父親究竟做過什么事。也可能是他們兩個心有默契，談話的時候繞開了這個話題。我雖然想知道父親究竟在哪兒做過多么殘酷的事，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這次趁著回鄉下，又拜訪了繼承父親老家家業的堂兄，還有姨媽們，問問他們那里有沒有什么戰爭中的線索，可是沒有得到什么確切的消息。

辭職以后，我有了充足的時間，就去區里的圖書館把“全國憲友會聯合會”出版的《日本憲兵正史》從頭到尾看了一遍。書中雖然收錄了主要的作戰任務，但是對憲兵的定位是“為國家而 戰”，這使我不大滿意。

反倒是偶然讀到的“中國歸國者聯絡會”⑹出版的《我們在中國做了什么——原日本戰犯記錄》（新風書房）一書讓我深受感動。居然有這樣一個團體，每個成員從心底里懺悔自己的所作所為，并且公開為戰爭作證，使我吃驚不小。

正好那年（1990年）的8月日本電視臺⑺播放了紀錄片《一個戰犯的謝罪》。山形縣有一位原憲兵名叫土屋芳雄，在戰爭中鎮壓過1900多名中國人，紀錄片講述他去被處刑的抗日革命者親屬家里謝罪的事情。死者家屬們那嚴肅的神情和土屋先生雙膝跪地淚流滿面的身影深深打動了我。我覺得父親也是想這樣來道歉的吧。（土屋先生于2001年10月30日去世了。）

我立刻給山形縣那邊寫了封信，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土屋先生也是中國歸國者聯絡會的成員，在各地不斷為戰爭作證。信里寫到，有一次一位年輕的母親指著土屋先生跟孩子說：“那個叔叔在戰爭中殺了好多人，是個很可怕的人哦。”

即使這樣，土屋先生仍毫不氣餒地繼續作證，他的勇氣到底是從哪里來的呢？父親一定是害怕被這么指著后脊梁吧。我認為戰后父親身邊沒有能交心的戰友，鄉下也沒有悔罪者們的集會， 使得父親只能一個人面對過去，也就沒能像土屋先生那樣鼓起足夠的勇氣。

我在土屋先生發行的通訊刊物中刊登啟事，詢問有沒有人認識我父親，可是沒有結果。

還有，我經別人介紹去了趟位于東京惠比壽⑻的防衛廳（現防衛省——譯者注）防衛研究所圖書館。一聽說是防衛廳我很緊張，但是實際上誰都可以進去。我在那兒拼命地查找有關憲兵的史料，卻一無所獲。我覺得奇怪就去問了一下職員，得知聯隊⑼都是按照駐地來編成的，史料比較容易編纂；而憲兵則接受的任務各有不同，所以沒有匯總的史料。這讓我非常失望。

我想起一件事情：父親從前參加過爭取退伍軍人養老金的運動。我覺得從這里也許能找到什么線索，聯系了縣政府后收到了一份父親寫的履歷書復印件。一看確實是父親那令人懷念的筆跡。我雖然說不上他的字好看還是難看，但是寫得很認真很仔細。

果然如伯父所說，父親18歲主動申請入伍成為志愿兵，在齊齊哈爾待了半年，回國后參加了憲兵考試并合格。

接著父親于1937年（昭和十二年）的夏天去天津憲兵隊赴任。那是在北京“盧溝橋事變”剛發生不久。然后他去了山西省的臨汾，再后來被調到北京。

1943年的春天，父親去舊滿洲的東寧憲兵隊的石門子（今黑龍江省東寧縣大肚川鎮石門子村——譯者注）分遣隊赴任。在那里待了兩年半后，1945年的8月1日父親接到命令被派去東寧南邊的琿春（今屬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譯者注），在那里8月15日迎來了日本戰敗，三天以后被蘇軍解除了武裝。

再往后寫著“移動至朝鮮富寧（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咸鏡北道中心部——譯者注）”，這其實就是父親的“逃亡”路線吧。接著是“被引渡給八路軍在敦化（今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敦化市——譯者注）從事土木工程工作”。我這才知道父親被抓到后送到了敦化。那以后父親好像再次逃亡了，不過履歷上只寫著“1946年8月到達吉林”，10月經葫蘆島回到日本的博多。這份履歷讓我基本掌握了大致的線索。

就在這時，從伯父那里聽說原憲兵的組織“全國憲友會聯合會”出版了名簿，我就從住在群馬縣的一個老婦人那里借來了這厚厚的冊子。這位老婦人的丈夫原先也是憲兵，已經去世了。

1985年出版的《新全國憲友名單》里記載了17000人的名字，約占戰敗時36000名憲兵里的一半，并標注了每一個憲兵的住處、職業，以及應征時間、入伍時所屬部隊，還有最后服役的部隊。我翻到第一頁的最后找到服役部隊的記錄，從上往下數——

中部憲兵司令部⑽、徐州、菲律賓的圣何塞、北支特警⑾、揚州、羅子溝（今吉林省汪清縣羅子溝鎮——譯者注）、西里伯斯 (Gelebes)、哈爾濱、大田、奉天（今遼寧省沈陽市——譯者 注）……

我一頁頁地翻閱下去，心中充滿了一種無法言喻的情感。

我說不上來具體的感受，總之是感到自己終于真正開始直面戰爭了。我原先自以為懂行，說起“日本憲兵”，一句話“憲兵嘛，就跟軍隊里的警察一樣，還負責糾察思想作風的工作”。現在仿佛突然間憲兵一個個地站在了我面前。我仿佛能從那800多頁的橘黃色書籍里聽到17000名憲兵的呼吸，心怦怦跳個不停。

“你們每個人，什么時候，在哪里，執行過哪些作戰任務？你們對多少人下過手？鎮壓過多少人？戰爭在退伍后的人生里投下過陰影嗎？你們做過的事情，現在還會回顧嗎？跟誰告白過嗎？要知道，你們的所作所為積少成多，構成了那場戰爭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啊。”

以前我因為教社會學科的歷史課讀過很多有關戰爭的書籍，也曾經讓學生們去閱讀“活著的教材”，就是讓他們向自己的祖父母詢問戰爭體驗。但是，從這本書里，我體會到了跟從前完全不同的真實感。

【注釋】

1.《我想成為貝殼》：根據前陸軍中尉加藤哲太郎的遺言改編而成的日本電影 (全長92分鐘），由弗蘭基堺（本名堺正俊，1929-1996）主演，描述一名理發師被強征人伍，戰后作為戰犯被判處死刑，刑前留下遺言，如有來世再也不愿轉生為人，而情愿“成為海底的貝殼”。

2.五味川純平（1916-1995）：作家，曾應征人伍在中國東北服役。1945年8月其所屬部隊幾被蘇軍全殲，只有五味川等幾人得以逃生。回國后他根據自己的體驗寫成的小說《人間的條件》，銷量達1300余萬冊，后被改編成電影，分六部全長9小時31分。

3.《風流夢譚》：小說，刊載于《中央公論》（1961年11月號）。小說中有皇太子和皇太子妃被斬首、天皇皇后無頭尸體等對皇室不敬的描寫。發表后引發了文壇的大論爭，后導致右翼團體襲擊雜志社，右翼少年K潛人雜志社社長家中殺死兩名女傭，震動朝野。

4.美智子殿下（1934- ）：日本現皇后（現稱陛下），日清制粉社長之女。1959年成為皇太子妃，出身平民的妃子在當時尚屬罕見。

5.葉山海濱：位于東京附近的神奈川縣葉山町，是著名的海濱勝地。

6.中國歸國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曾被關押在中國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軍戰犯，經過改造被釋放回國后于1957年成立的組織。致力于敦促日本反省侵華戰爭和推動中日和平。由于其成員作為舊日軍官兵通過自身經歷對日軍侵華罪行做出了種種證言，所以被日本右翼和保守團體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7.日本電視臺：英文簡寫NTV，為讀賣集團屬下全國范圍的電視臺。

8.惠比壽：東京地名，位于市中心南部。

9.聯隊：舊日軍的編制名稱，大致相當于我國的團或旅的編制。

10.中部憲兵司令部：舊日軍憲兵之一部，主要負責管控京都、神戶、奈良等本州島中部地區。

11.北支特警：即北支特別警備隊，從屬于舊日軍北支那（“支那”為日本當時對中國的蔑稱）方面軍，負責監視、管控中國北部日軍占領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