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何謂“晚明大變局”？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是如何達成的，為什么明朝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為什么“倭寇”多是閩浙人，而領袖則是徽州人？張居正變法與王安石變法有何相似之處？近期，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樊樹志做客澎湃?問吧，與網友交流相關問題。私家歷史選取部分回答，與讀者分享。

般若波羅蜜：為什么明朝沒有發展成資本主義？

樊樹志：這是又一個李約瑟難題，很難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我試圖從幾個方面做些說明。

其一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很熱鬧了一陣子。那是先有結論，再去尋找證據的討論。近二三十年來，中外學者經過反思與研究，基本上推翻了已有的結論：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社會內部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萌芽。

其二是，美國歷史學家彭慕蘭在《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的發展》中文版序言中說，他很欣賞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對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之間做出的區別：18世紀的清代中國非常肯定已經出現了市場經濟，相對而言，當時的中國幾乎沒有出現資本主義。我想補充一句，這種市場經濟早在晚明的江南已經出現了，但不是資本主義萌芽。

其三是，黃仁宇說：“我們也很難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在明代萬歷年間，中國的封建經濟已向資本主義經濟進展。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一種系統。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論述資本主義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為C-M-C,即商品交換貨幣，貨幣又再交換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貨幣是一種公眾制度，它把原來屬于公眾的權力授予私人。私人資本積累愈多，他的操縱公眾生活的權力也愈大。同時，商業資本又是工業資本的先驅，商業有了充分的發展，工業的發展才能同樣地增進。這是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征。中國的傳統政治既無此組織能力，也決不愿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黃仁宇還說，他特別欣賞布羅代爾的觀點：“資本主義只有和國家合而為一時才能成功，這時資本主義就等于國家。”

您的問題“為什么明朝沒有發展成資本主義”，是否可以由此獲得一些啟示呢？

集閑院侍讀學士：樊先生您好！請問您如何看待隆慶開關以后月港等港口盛極而衰的狀況？此外，為何“倭寇”中閩浙人占絕大多數，可是最出名的幾個領袖卻是徽州人？是因何產生這樣的“分工”？

樊樹志：我在《晚明大變局》的第一章“‘海禁-朝貢’體制的突破”中，有一節寫到“海禁的突破口：月港與雙嶼港”。漳州府的月港和寧波府的雙嶼港，是外商與華商進行海上貿易（當然是“走私貿易”）主要口岸。月港的“走私貿易”由來已久，到了晚明時期達到極盛，號稱“小蘇杭”。

雙嶼港隸屬于寧波府的定海縣，成為各國商船前來貿易的最佳港口，“萬灶云屯，舟師鱗萃”。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全球化貿易浪潮洶涌澎湃，勢不可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日本等國的商人紛至沓來，向這兩個港口的華商購入大量中國商品。由于這些國家并非明朝皇帝規定的朝貢國家，沒有合法貿易渠道，只能進行“走私貿易”。從明初以來就確立的海禁政策，與全球化貿易浪潮顯得格格不入。隆慶元年朝廷宣布開放月港的海禁，設立海關，征收進出口稅，讓“走私貿易”轉化為合法貿易，是明智之舉。

進入清朝以后，月港貿易盛極而衰，原因在于，朝廷為了對付東南沿海和臺灣的抗清運動，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許下海。此后又推行嚴厲的閉關政策，規定對外貿易只允許在廣州一港進行。月港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無可奈何的。

再談問題的后半部分。我在《晚明大變局》寫到“嘉靖倭患的真相”，強調“嘉靖大倭寇”的領導人是中國商人，成員的大多數也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大部分是“假倭”，小部分是“真倭”；而這少數的“真倭”是受“假倭”雇傭的，處于從屬地位。這個判斷是當時的內閣首輔徐階向嘉靖皇帝分析形勢時提出來的。徐階是松江人，對倭患的真相有真切的體會。江南一帶的知名人士普遍持這樣的看法，如太倉人王士騏、嘉興人李日華、海鹽人鄭曉、蘇州人陳仁錫，都有與徐階類似的觀點。

“假倭”的首領是徽州人，并不奇怪。明中葉以來，徽州商人集團蓬勃興起，全國各地，各行各業，都有他們的蹤跡，而且頗有壟斷的趨勢。其中有一些徽商，看到海外貿易的大勢，轉身成為海商，著名的“倭寇王”王直就是如此。王直是徽州歙縣人，由鹽商轉而為海商，再由海商轉而為海盜，兼具海商和海盜的雙重身份。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把王直等人看作“真倭”，令人莫名其妙。

貝多芬：明朝萬歷十五年是改革元年。到底發生什么事情，歷史在此拐個大彎，之前之后的思想區別？是什么樣的進步？謝謝

樊樹志：黃仁宇的大作《萬歷十五年》風靡多年，影響巨大。很多讀者的問題都是關于這本書，我就在這里一并做答。

黃先生自己說：“在歷史上，萬歷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全年無大事可敘”。您所說的“萬歷十五年是改革元年”，恐怕是誤解。如果有“改革元年”，也應該是萬歷元年，內閣首輔張居正推出雷厲風行的改革，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個方面，稱為萬歷新政。這場改革持續十年之久，成就卓著，締造了富國強兵的盛世。

至于“之前之后的思想區別”，可以簡單地說，自嘉靖時期掀起的思想解放浪潮，持續高漲，其標志性人物就是李贄。他把王陽明的思想發揚光大，強調不必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不待取給于孔子而后足，六經皆史，今之講周程張朱者可誅，對所謂經典與圣賢發起挑戰，被人稱為“異端之尤”。張岱為李贄立傳，贊揚道：“李溫陵發言似箭，下筆如刀，人畏之甚，不勝其服之甚，亦惟其服之甚，故不得不畏之甚也。異端一疏，瘐死詔獄。溫陵不死于人，死于口；不死于法，死于筆。”這樣的思想家以前絕無僅有。五四新文化運動，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吳虞，對他敬仰備至，視為“打到孔家店”的前輩。李贄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無論如何評價都不嫌過分。

行者：明朝是亡于黨爭嗎？萬歷時期達到封建社會的高潮，具體有哪些表現？

樊樹志：明朝后期政治舞臺上朋黨之爭此起彼伏，黨爭的結果，導致政治腐敗，成天忙于窩里斗。這或許可以說是明朝滅亡的一個原因（并不是全部）。您所說的“萬歷時期達到封建社會的高潮”，頗有些教科書味道。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對“封建社會”稍加分析。

幾十年來，“封建”這個詞匯已經被說濫了，當代人對它的本意愈來愈隔膜。西周時代趨于極盛的“封建”，本意是“封邦建國”、“封建親戚”。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的序言中說：“今天通用的‘封建’一詞，是日本學者在一百年前從Feudal System翻譯過來的。其實，中國的官僚政治，與歐洲的Feudal System差別很大。當時譯者對中國明清社會的詳情并不了解，而歐洲的Feudal Sysrem也只是在近三四十年來，經多數學者的苦心研究，才真相大白。本書的英文本論述明代社會，避免了Feudal System的字樣，在中文本中也不再用‘封建’一詞來概括明代的政治與經濟。”這并非黃仁宇最早提出的看法。早在1926年，顧頡剛寫信向傅斯年請教一個“疑難問題”，說：“用唯物史觀來看孔子學說，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會的產物。秦漢以下不是封建社會了，何以他的學說竟會支配得這樣長久？”傅斯年贊成“秦漢以下不是封建社會”的觀點，進一步指出，封建社會的滅亡，始于戰國時期。此后呂思勉在《中國制度史》中指出，秦朝以后，中國由封建時代進入郡縣時代。黃仁宇則把秦漢以后稱為帝國時代，秦漢是第一帝國，唐宋是第二帝國，明清是第三帝國。至于您問題的后半部分，即達到“高潮”云云，是確有所據的。我的新著《晚明大變局》就致力于回答這個問題，說來話長，不妨請看原著。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晚明時期社會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劇變，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近代化開端于晚明。人們常說晚清大變局，殊不知晚明也有大變局，如果沒有晚明大變局，也就不會有晚清大變局。

Richard May：樊老師您好。我從一些相關書籍中看到，明朝似乎是忽然倒下的，有人認為明朝的覆滅是因為其貨幣政策，請問這種說法有道理嗎？

樊樹志：明朝1368年建立，1644年滅亡，持續了兩百多年，和其他王朝相比，并不算短命，談不上“忽然倒下”。一個王朝的滅亡，是各種負面因素長期積累的結果。

歷史學家認為明朝的滅亡的動因可以追溯至萬歷年間，清朝官修《明史》就是一例，它說：“明之亡實亡于神宗”。神宗就是萬歷皇帝朱翊鈞，在位四十八年，功過參半。他參與締造堪稱整個明朝最為富庶的萬歷王朝，又親手毀掉了它。他臨朝初期，對內閣首輔張居正信賴有加，兩人默契配合，聯手推行新政，成績斐然。為了報復張居正“威權震主”，不擇手段，不計后果，使得新政逐漸化為烏有。由此引發政壇門戶派系之爭，給繼承者留下了難以擺脫的政治后遺癥。他并非庸主，而是頗有英才之氣的帝王，前半生勵精圖治讓人刮目相看。他的致命傷是“酒色財氣”四字，導致或半生一錯再錯。他沉迷于酒色，青年時代就疾病纏身。他尚氣使性，剛愎自用，使得臣下心灰意冷，離心離德。貪財秉性驅使他醉心于聚斂財富，把最為富庶的萬歷朝搞得民窮財盡，元氣大傷。所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的感嘆，大概是由此而發的吧！

正如明清史一代宗師孟森所說：“熹宗（即天啟）亡國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澤猶未盡也”；“思宗（即崇禎）而在萬歷以前，非亡國之君也，在天啟之后，則必亡而已矣”。您說明朝的滅亡是“因為其貨幣政策”，似乎缺乏說服力。明朝后期由于開放海禁，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日本等國商船紛至沓來，把中國的生絲、絲織品、棉布等價廉物美的商品，運往世界各地，巨額白銀貨幣源源不斷流入中國，有力地支撐著銀本位貨幣政策。一直到明朝滅亡，始終沒有出現貨幣危機。明朝的滅亡，另有原因。

3187082662：對歷史上的變法向來是褒貶不一的，如王安石變法。請問張居正改革對當時社會產生了什么影響？

樊樹志：變法也就是改革，或者說革故鼎新，總的說來，歷史學家對此大體是肯定的，因為它符合歷史前進的方向。所謂“褒貶不一”云云，要作具體分析。

一種情況是，改革觸動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改革與反改革成為生死較量。例如：吳起變法使得楚國迅速強盛，由于損害了舊貴族的既得利益，遭到猛烈反對，攻擊吳起是“禍人”，攻擊支持吳起變法的楚悼王是“逆天道”，一時間反對變法的輿論甚囂塵上。楚悼王一死，反對派發動叛亂，吳起被肢解而死。

另一種情況是，改革的大方向完全正確，具體措施有些不符合實際，顯得利弊參半。例如，王安石變法中的青苗法，由縣政府在青黃不接時貸款（或糧食）給農民，半年后加利息二分（20%）歸還。出發點是企圖以政府借貸來抵制民間高利貸，由于措施過于簡單化，采取強制攤派的方法，對于不想借貸的農戶而言，無形中多了一種變相的稅負。王安石變法的其他措施，大多利弊參半，爭議紛紜。王安石的“熙寧新法”，與司馬光的“元祐更化”，歷史學家確實褒貶不一。如果說司馬光是一個保守的現實主義者，那么王安石便是一個激進的理想主義者，他把實現儒家的道德理想（具體表現為《周禮》）作為追求的目標，因此后世的評價是變幻不定的。

張居正改革與王安石變法有相似之處，都秉持“三不足”思想，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值得贊揚。倘若連“三不足”都不敢堅持，遑論革故鼎新！他推行的“考成法”，致力于整頓吏治，改變頹靡之風，“大小臣工鰓鰓奉職，中外淬勵，莫敢有偷心”。他本著“不加賦而上用足”的方針，“懲貪污以足民”與“理逋負以足國”兩手并舉，清丈田糧，推廣一條鞭法，使得連續幾十年的財政赤字消失，國庫年年有盈余，使萬歷一朝成為最為富庶的時代。

不用否認，張居正改革在當時就爭議不斷，批評得最集中的，就是過于操切，急于求成。非議最多的還是下令搗毀全國所有書院，禁止講學，未免矯枉過正。這種鉗制輿論的做法，引起士大夫與讀書人的普遍反感。這一事實告訴我們，改革的具體舉措并非都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