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棟林、韓權華：北大教授戀上校花，被迫引咎辭職

對于1922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預科的韓權華而言，她似乎一直生活在聚光燈之下。出身天津八大家之首的“天成號韓家”，姐夫是清華校長梅貽琦，這一系列顯赫的身份使得她甫一入校便受人矚目。

不過，韓權華受到關注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其出眾的外貌。許君遠在《讀書與懷人》一書中回憶稱：“乙部（文預）女同學較多，最漂亮的是韓權華，長身玉立，灑然出塵。” 被目為“校花”的韓權華，自然不乏追求者。來北大求學以來，韓收到“不認識人的來信不知凡幾”。在眾多來信追求者中，有一人身份頗為特殊，便是北大教授楊棟林。

楊棟林，字適夷，貴州畢節人，歷史學家。北京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從1923年年初開始，楊棟林便向韓權華釋放愛意。或許是自矜身份，楊的愛情攻勢較為含蓄，不過是寫寫明信片，抄錄英文小詩寄給韓。1924年1月12日，楊棟林發表啟事，為其兄代聘家庭教師。次日，楊特意私下將啟事轉寄韓權華，希望其能就聘，以此增進兩人關系。

不料此事不脛而走，校內開始傳出兩人關系的謠言。有好事之徒還在廁所內張貼啟事，大肆渲染。而北大學生裴文中則以“明華”為筆名，將二人之事添油加醋寫成報告文學，以《廁所內的婚姻問題》為名投稿《東方時報》副刊。文章刊出后，在北大校內引起騷動，師生熱議。

在風言風語塵囂甚上之際，4月26日，楊棟林再度寫信給韓權華。信中一方面轉述坊間關于二人的諸種傳言，另一方面則言辭曖昧，頗似親近之人商討如何處理。表面上看似在澄清謠言，實則試探韓的真實態度。正如《兩性間一樁習見的事》一文在事后所分析：“原信全篇都引外界如何如何的話，作成功自己婚姻的圈套。”

不料韓權華卻將此事寫作文章，以《一封怪信》為名投至《晨報副刊》，并將楊棟林的長信全文轉發。行文最后，韓權華不無憤慨地說：“不意中國最高學府的教授對本校女生——素不認識的女生竟至于如此。我以為此等事匪但與權華個人有關，實足為中國共同教育（co-education）之一大障礙。我北大女生，我北大全校皆足引為不幸。”

此文刊出后，輿論一陣嘩然。被推至風口浪尖的楊棟林趕忙寫文辯白，但也無濟于事。北大學生發起“驅楊”運動，有人張貼皇榜，發檄文，指其為北大全校之不幸，全國女子之不幸，又有人稱楊先生的信是教授式的強盜行為，是威嚇欺騙漁獵女生的手段。整個北京社會的輿論，俱斥楊為十惡不赦的大罪人。就連遠在上海的《婦女周報》記者奚明，都收到不相識的人從北京寫來的信，請他們一致聲討。

與此同時，北大校長蔡元培也寫信給楊，叫他自行辭職。而其余楊所授課的學校也紛紛要求他辭去教職。5月10日，楊棟林在《北京大學日刊》發表通告，無奈辭職離去。而韓權華也受此事之累，轉學女師大，后赴美留學，回國后嫁與衛立煌為妻。

回望此樁風波，楊棟林盡管聲名受累，但至少性命無虞。彼時卻另有一人因師生關系曖昧受到通緝，險傷性命，累及好友受牢獄之苦。此人便是民國著名出版人舒新城。

舒新城、劉舫：一個被全城通緝、一個被勒令轉學

1924-1925年間，舒新城任教于國立成都高等師范學校。期間，舒結識了高師的預科學生劉舫（又名劉濟群）。舒新城愛好攝影，經常隨身帶有相機，劉舫對此頗為好奇。因攝影之由，他們開始了頻繁的交往。舒劉二人的交往，慢慢由攝影轉向學業。舒新城指視劉舫為私淑弟子，往來日多。

在成都高師里，劉舫因成績優良，面容姣好，是校內頗有名氣的“紅人”，追求者甚眾。而舒新城也因經常在校內外發表演講，在當地風頭頗勁。二人皆為校內焦點人物，其關系自然也被放到聚光燈下。舒新城事后回憶說，“在當時，我與劉君既為大家所重視，當然不免有人作為談話資料。”關于二人的風言風語開始在師生間流傳開來。

1925 年4 月24 日，高師校長傅子東找劉舫談話，稱有多位女學生反映她與教師舒新城戀愛，為學校安寧計，清除師生戀愛的惡劣影響，強令其轉學。學校的做法令一部分有新思想的學生十分憤慨。4 月27 日晚，這些學生集中百余人要求校長收回成命。迫于壓力，校長只得照辦。

學校強令劉舫退學未果，轉而把目標放在了舒新城身上。4 月28 日上午，學校以教職員全體名義召集學生開會，以“誘惑女生、師生戀愛”為罪名，緝拿舒新城。校長傅子東率領教職員學生代表至軍署請兵，齋務長秦某則指揮一些教職員工、學生到舒平時往來的友人處及街上尋捕，明令捕得即行毆斃。

當日中午，舒新城正出校訪友李劼人和陳岳安，得知學校要緝拿他，趕忙易裝躲避。軍警抓捕舒新城未果，只好將李劼人抓去關押做替，至5月8日才釋放。

據舒新城《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中記載，當時場面頗為緊張：“易裝甫畢，即聞門外人聲嘈雜，劼人乘酒興出，與大鬧，我乃由岳安乘間引至劼人舅氏后院短墻邊，扶我逾墻跳至鄰居，鄰人初以為盜，大聲呼喊，岳安告之，且同逾墻，始獲無事。劼人之鬧，則為故延時間，使我能安全逃出，經過半小時之爭辯，劼人卒令督署憲兵及學生代表入室搜索，不得，乃將劼人捕去。”

為了抓住舒新城，軍警一方面發布通緝令，在四川全省懸賞緝拿務獲，另一方面將舒新城平日過往的一切地方與教堂洋行全部派人查訪。而此時的舒新城，則在成都友人居所不斷輾轉藏匿，躲避追捕，并抓緊計劃逃離成都。

經過一番周密策劃，5月10日晚，舒新城改西裝革履為長袍布鞋，戴墨鏡，操藍青官話，剪掉長發，剃成光頭，留胡須，改姓名為余仁，扮成京華書局主任身份，11日凌晨趁守城軍士睡眼朦朧之際，混出城外，經10天旅途，于5 月20 日到達重慶，逃離了是非之地。

有趣的是，這樁意欲拆散舒劉二人的“戀愛風波”，反而促成了二人的良緣。經此一劫，舒新城對劉舫的了解更進了一步，對其無視他人誣害并時時關心別人的表現甚為贊賞，認為其勇氣“似乎不是一般青年尤其年未二十至女子所能有。平時我們的思想本多相通，此次結成生死之交，人格上之感應力更大，在當時我們固然說不上戀愛，但自此而后，彼此的潛意識中都有愛苗在滋長”。后來，隨著兩人通信的頻繁，接觸愈來愈深入，于1931年終成愛侶。

“《辭海》之父”舒新城

“師生如父子，萬不可有結婚之事”

回看楊棟林、舒新城身陷師生戀愛風波的悲慘境遇，似乎與今人關于民國的浪漫想象不同，但卻是彼時實相。

近代中國，男女之防破除，社交公開、自由戀愛之風漸起。隨之而來的是在自由解放的大旗之下，師生戀愛之事時有發生。《中國攝影學會畫報》曾有文稱：“新華藝專師生愛，已成一習氣。每一教員，大有非戀一女生不可。”此報道雖言一校，但其實很多學校都有同類事件發生，報章之上也多以艷史之名進行報道，已成坊間熱議話題。

師生戀在彼時輿論之中，多以負面形象示人，時人也對其負面影響多有思考。《覺悟》曾載《男女同學前途上的大障礙》一文認為：“在男女同學的各專門以上學校里——無論私立或國立——常常發現的，并且為男女同學前途上障礙的，并不是同學和同學之間的事情，卻是教員和學生之間的事情。這種事情的發生，已經不止一次，不止一校了。”此言一則表明師生戀愛并不乏見，另一方面則視師生戀愛反而妨害了男女同學、社交公開。本為社交公開產物的師生戀愛，反而成為其前行之障礙，頗為吊詭。

當時社會輿論對師生戀愛的容忍度不高，與傳統中國的道德觀念相關。傳統中國社會，為人師表者有著嚴格的道德操守，師生關系與倫理關系相關聯，男老師與女學生往往界限嚴明，不得越雷池半步。

正如彼時《婦女周報》上的《成都的戀愛獄》一文中所言：“師生如父子，是中國社會里不刊的定論”，師生之戀，干犯名分，社會輿論多有抨擊。昔日羅素攜學生勃拉克女士來華演講，公然承認二人夫妻關系。這不合社會習慣的戀愛關系頗受國人非議。只不過是因其為外國人，“以中國的道德觀念去批評他，總覺不甚吻合，所以攻擊他的，也就不十分激烈。”

羅素是外國人，得以逃過一劫。但若當事人是中國人，就沒這么好的運氣了。1923年，時任甘肅第三師范學校校長的高文蔚，因娶女學生為妻，遭到了當地士紳和教育界人士的激烈反對。地方守舊人士發起“維持綱常名教會”，對高文蔚群起而攻。結婚當日，群眾散發傳單，誓將高文蔚驅逐出境。還有人連打電報，請求政府懲辦，而女學生更激烈，大有“滅此朝食”之概。高文蔚的老師、甘肅學界名流楊漢公也致函《時事新報》，激烈譴責高文蔚：“師徒之誼，在父子兄弟之間，為維持人道尊重師道計，萬不可有結婚之事。”

高文蔚身處內地，傳統束縛較多。但彼時北京之類大城市風氣也難說開明。北京廣安中學，就曾因所謂師生戀愛事件發生學潮，鬧得滿城風雨。對此，《每周評論》評論表示：“學生運動的對象，現在由文化及政治轉到戀愛；這是現在中國腐化教育的一種嚴重病態。”

應否容忍師生戀，知識分子怎么看？

與彼時社會輿論對師生戀的苛責不同，知識分子的態度則相對寬松。盡管有所責難，但也多聚焦于別處，對師生關系著墨無多。如成仿吾、馮乃超批評魯迅“棄北京之正妻而與女學生發生關系，實為思想落伍者”之語，更多還是著眼于魯迅有妻，將其比作娶妻納妾的老舊做派。

以前述韓楊事件為例，知識分子多認為楊棟林求愛實屬平常。《婦女周報》的記者奚明就稱楊棟林對韓權華不過是正常的人的感情，其錯不在戀愛，而在于其沒有掌握好方法，沒有走對步驟：“對于不認識的女子突然寫一封信去和伊講戀愛，（楊君的信是否向韓女士講戀愛姑且不說）這種舉動即使不能說是對于女子的重大侮辱，但至少不能不說是冒昧或失禮，因為他還沒有到了可以寫信和伊講戀愛的步驟的緣故。”

周作人也認為楊棟林的過錯只不過是“向不認識的女生通信而且發言稍有不檢點之處”，并沒有觸犯什么法律道德的界限。相反，“倒楊”的北大學生們反倒成了周作人的矛頭所指。在周看來，這些學生們發動社會運動來維護傳統禮俗，實在可悲：“中國自五四以來，高唱群眾運動社會制裁，到了今日變本加厲，大家忘記了自己的責任，都來干涉別人的事情，還自以為是頭號的新文化，真是可憐憫者。”這一觀點也得到孫伏園的認同，孫直接表示：“現在少年人維持禮教，我總覺得比老年人著實熱心，著實負責任。”在呼吁自由戀愛多年后，青年仍舊未脫傳統禮俗的窠臼，對于開啟民智、倡導新知的知識分子而言，多少有些怒其不爭的意思。

以今日后見之明觀之，在現代化程度更高的歐西諸國，對于師生戀的容忍程度卻要低上不少。以對待師生戀的態度來區別新舊，恐多有不妥。孫伏園也同樣注意到，“少年人的禮教卻從老年人間接得來，除了圣經賢傳的糟粕都具備以外，還加了許多不知從哪兒來的新鮮條例。”學生的態度，盡管可能有傳統禮俗的觀念留存，但也有彼時社交公開下諸種流弊的反動之意。此中所涉頗廣，非本文所能一一論及，便不再展開。

其實，近代以來師生戀的出現也有其歷史合理性。在男女社交初開的近代中國，除了學校，兩性并無太多交往場所。學校內，女學生的青春靚麗，男教師的沉穩博學，相互吸引，日久生情也屬正常。哲生曾在《新女性》上撰文《兩件師生戀的悲劇》，文中轉述時人觀點認為師生戀愛是“自然的相互吸引的現象”，因為“在男女同學或男女同教的潮流中，教授們不得能不暗中愛上了他的年輕漂亮的女學生，而女學生們發于英雄崇拜的心理，也不免傾心于教授們。”

但哲生此文也指出，“為師者如以深沉的世故，學問的權威，甚至以別種的計謀或誘惑而引人入阱，這簡直是強暴欺凌弱者的行為，必得加以社會的制裁的。”確實，師生之間并非單純獨立個體，其中頗有權勢關系糾葛，并不能單純用自由戀愛來衡量。

但凡事皆有尺度，如若僅因師生之名，便徹底否決戀愛之可能，恐有矯枉過正。前述高文蔚事件中，張東蓀曾回復湯權公一言，頗為持中：夫在學校內為師者不得與女性學生有戀愛，此固為天經地義。然出學校以外，若謂對于凡曾為其所教之女子皆不能結為婚姻，此真狗屁不通之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