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視劇《羋月傳》里，義渠王翟驪霸氣登場，率領部族人馬上演了一出劫持婚嫁車隊、搶奪美人糧食的戲碼。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義渠王在歷史上還曾與宣太后育有二子，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最后一個戎國

義渠，在史書里又叫“義渠（之）戎”。這里的“戎”當然不是《左傳》的“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里的原意“兵器”，而是引申為先秦華夏人眼里異族的意思了。《禮記·王制》篇載“西方曰戎”，說明“戎”居住在我國西部和西北部，與周人為鄰；“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也就是穿獸皮不食米，說明“戎”是些畜牧和游牧部落，義渠也在其內。

義渠在歷史上出現極早，商王武乙三十年（約公元前1118年），周文王的父親季歷就出兵討伐過義渠，還俘虜了義渠君主；于是直到西周，義渠都臣服在周朝的王權之下。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戲諸侯，遂令犬戎攻入鎬京。之后平王東遷，關中空虛。“戎逼諸夏”，義渠也跟著其他部落一起向東移動，活動在今天陜西西北部、寧夏大部、甘肅東部一帶，其勢力中心則在今天甘肅寧縣。

20世紀90年代，在寧縣西北約25公里處的焦村鄉西溝村，發現一座春秋至秦漢時期的古城遺址，東西寬約1000米，南北長約1500米，東、北、南三面有城墻，西面依溝畔削崖為塞。部分殘存城垣高約1-4米，基寬約6米。上層為后世補筑，城內面積約150萬平方米，堆積文化層厚達1-3米。城外古墓葬已發掘者，被定為西周晚期。從城址所在位置看，與史籍中“義渠在寧州西北”的說法相合，這可能就是義渠國都城的遺址。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時，當時還只是周王室附庸的秦襄公帶兵護衛，顯得很恭順。為了報答秦人的功勞，周平王和他分手時遂封秦襄公為諸侯，還給他開了一張空頭支票，“賜之岐以西之地”。為什么說是空頭支票呢？因為當時周室起家的“岐豐之地”早就淪為各戎族的樂園，秦人的領有權不過徒有虛名罷了，要化名為實，只有一個字，打。

于是，秦國為了兌現那張誘人的空頭支票，與戎人進行了激烈的斗爭。戰爭并不輕松，以至秦“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死”，但秦人終于經過長期不懈的戰爭在關中地區站穩了腳跟，諸戎族日漸淪為秦國擴張的犧牲品。

穆公時代（公元前659-621年）是春秋時期秦國國勢的最高峰，有種說法把穆公算成是“春秋五霸”之一。但這個霸主的成色實在無法與齊桓晉文相提并論，后者是稱霸中原，而秦穆公只能關起門來做做西戎的霸主。“（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作為西戎八國之一的義渠也在此時臣服于秦。

不過，秦只是“霸”西戎而不是滅西戎，之后的秦國仍然要面對戎族的糾纏，在眾多戎族中，對秦最有威脅的正是義渠。周貞王八年（前461年），秦國攻滅大荔戎；與此同時，趙亦滅代戎（北戎）、韓魏也兼并了伊、洛、陰戎，“自是中國無戎寇”。在其他各戎相繼為華夏族的武力逐出歷史舞臺之際，義渠卻“筑城數十，自稱王”，作為最后一個戎國延續到了戰國時期。

殺義渠王，誰的陰謀？

戰國早、中期，義渠的勢力還相當強盛，竟能繼續與強秦周旋近二百年，成為秦國的心腹之患。公元前444年，秦軍挾攻滅大荔余威，“伐義渠，虜其王”；但虜其王卻并未滅其國，因為史書又記十幾年后，“義渠來伐，至渭南”。敢于主動伐秦，而且深入秦國的關中腹地，足見義渠實力頗強。

商鞅變法之后，秦國的威勢空前隆盛。秦惠文王七年（公元前 331 年），“義渠內亂，庶長操將兵定之”，十一年（公元前327年），秦軍進一步迫使義渠君向秦廷稱臣，并置義渠為“縣”。按說，這應當意味著對義渠的完全控制。但奇怪的是，此舉并未觸動義渠國的統治體制，義渠國君雖然稱了“臣”，但權位仍在。

《戰國策》記載，義渠君曾出訪臨近的魏國，提倡合縱抗秦的名臣公孫衍（張儀的對頭）與之交談說：“中國無事于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中國為事于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意謂秦對義渠的態度，取決于列國形勢的變化：當中原各國威脅秦國時，秦國將討好義渠；反之，秦國將攻掠義渠。

果如公孫衍所言，公元前318年，齊、宋、韓、魏、趙五國伐秦，秦王擔心后院起火兩面受敵，接受臣下“賂之以擾其心”的建議，“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但義渠并不買賬，還是趁五國伐秦之機，“因起襲秦”。這次五國伐秦以敗北收場，反倒是義渠趁虛而入，“大敗秦人于李帛之下”。此后雙方攻戰不休，李帛之役后4年，秦軍征伐義渠，攻占了義渠的25座城池；秦武王元年又攻打義渠，但均未能滅亡其國。

到了秦昭王即位時（公元前306年），秦國與義渠的關系一度緩和，義渠王還親自到咸陽朝賀。正是在這次朝賀后，義渠王惑于宣太后的柔情而樂不思蜀，一直住在咸陽的甘泉宮，更“與宣太后通，生二子”。 在宣太后掌權近四十年內，秦國與義渠一直相安無事，直到公元前271年，“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史上最后一個戎國義渠就此滅亡，秦國在其故地設置了隴西、北地、上郡三個郡。

但史籍上“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于甘泉”這句寫的清清楚楚的話并不是沒有疑點的。當年秦武王暴死后，宣太后的兒子秦昭王作為在燕國的人質而能回國繼承王位，全賴宣太后在宮斗中獲勝，“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權力斗爭就是如此你死我活。

宣太后既以女主掌權，一是有朝內之臂膀，即外戚穰侯、華陽君等人的輔助。范雎說：“穰侯專秦權，惡納諸侯客”，甚至“聞秦之有太后、穰侯、……不聞其有王也”。于朝外，則應有義渠王的支援。故秦武王時還曾討伐義渠，到昭王初立，義渠王即朝秦，并與宣太后通，且在宣太后掌權近四十年內雙方相安無事，充分說明其與義渠的曖昧關系，作為宣太后牽制昭王的后盾，奈何輕易放棄，殘暮之年殺之？這根本不合常理。

與其說是宣太后“誘殺義渠王于甘泉宮”，倒不如說是秦昭王所殺更為合理。昭王見到范雎時就說過：“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滅義渠，昭王即親政，而且立即“廢太后，逐穰侯”，獨掌權柄。足見義渠對于宣太后一派的支柱作用，這恐怕才是昭王必要殺之滅之的原因。

秦并六國免去后顧之憂

秦國在吞并義渠之后將西北邊界推至了今天的內蒙古、甘肅一線，直接與胡（匈奴）相對。秦滅義渠之后，基本上征服了西方的戎族，解除了后顧之憂；秦昭王在此筑長城備邊，閉合疆域而成“四塞之國”：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

戰國前期的義渠，已經“筑城數十”，其民眾肯定早已開始過著農業與畜牧業相結合的定居生活，經濟已發展到較高階段。從義渠境域內發現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墓葬遺存器物種類包括陶器、青銅器、銀器和鐵器，精致的工藝水平反映其手工業相當發達。據《山海經·五藏山經》所載，義渠所在陜西一帶，有符禺之山、英山、竹山、泰（秦）冒之山、龍首之山、岐山等六處產鐵之山。地有鐵礦，又懂得金屬（青銅）冶煉，加上春秋戰國時期冶鐵業大發展的時代背景，義渠是可能有冶鐵業的。

同時，義渠是半農半牧民族，考古發掘隨葬品中馬具數量眾多，其養馬用馬程度可想而知。《秦律》對養馬有眾多規定，如“驀馬（上等馬）五尺八寸以上。……先賦驀馬，馬備，乃粼從軍者，到軍課之”，足見秦國對戰馬的重視。況且車騎是戰國時期衡量國力強弱的標準之一，“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馬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

義渠既為秦滅，其民自然為秦所用，這里的居民風俗勁勇，民皆習戰，“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自是優秀的兵源。宣太后也好、秦昭王也好，無論是誰主導誅殺了義渠王，秦國據有了這里的土地和人民，自然大大增強了經濟與軍事實力。

更重要的是，關中四塞，可謂險固，范雎游說秦昭王時就稱贊曰“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日后漢朝的張良也認為，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在古代，有用“百二秦關”來形容關中險要的說法，意思是以百萬之眾攻關中，二萬人足以拒之。以兩萬之師擋百萬之眾，所恃者乃在其地形地勢之險。關中對中原，在地勢上呈高屋建瓴之勢，四面以山河為險阻，幾處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關以守之，從而形成能進能退、可攻可守的態勢。因此，及至攻滅義渠之后，秦國方能盡力東向，進而伐滅六國，一統天下。

參考文獻：

辛迪：《義渠考》，《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11月

劉光華主編：《甘肅通史·先秦卷》，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年

饒勝文：《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解放軍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