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慶先生如何走上中國古代史研究之路？我早在求學時就產生過這個問題，那時，主要是出于對田先生學問的敬佩，想了解他的治學之路。

我是1955年考入北大歷史系本科學習的。當時歷史系本科是五年制，教學上十分重視打基礎。比如，中國通史要安排學三年，按歷史斷代，由知名教授或中青年骨干教師任課。給我們講秦漢魏晉南北朝歷史的，就是田余慶先生。

田先生給我們講課時才三十歲出頭，在中國古代史任課教師中，是最年輕的一位。但是，他講的課有深度，既不乏老先生那種細致綿密考索之功，又有讓人耳目一新的宏觀概括和獨到見解。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之后，很多老教師小心謹慎，堂上多照著講義授課，以致我班同學林生早在后來的教育革命運動中，貼出過一張題為《上課神疲論》的大字報。而田先生的課，很吸引人，受到歡迎。歷史本應該是不枯燥、不空泛的，讓人體味無窮，這正是我當年報考歷史系的理想追求。所以，聽著田先生的課，欽佩之情油然而生。

還有一件事更打動了我。按照規定，進入二年級，大學生要寫學年論文，我們這一屆要求學生每人做一個歷史人物年表，你選擇了哪個朝代的人物，就由相關任課教師來指導。我選的是東晉劉裕，自然就由田先生指導。田先生要求我們使用第一手資料，認真讀好《史記》《漢書》。

這是我入大學后第一次較系統地閱讀古代典籍，熱情很高，一心想寫好這次習作。為了使自己的文章內容豐富，史料充實，我把古籍中那些自己以為精彩的詞句和評述，悉數摘引到自己的文章中。文章完成后，用老式的豎排稿子謄寫，裝訂成整整齊齊一本，交了上去。過了一些時候，作業發下來了。看上去田先生仔細審閱了我的文章，因為文中留下了不少標記，最后還寫了一大段評語。最為醒目的是他在我認為一些精彩的詞句上，用紅筆劃出道道，標有“陳詞濫調”四個大字。這猶如給了我當頭一棒，在我以往寫作中還從來沒有受到這樣的批評。

但仔細閱讀他的批語，不難領悟到田先生想引領一位初學者入門的苦心，他在評語中著重指出：寫文章要有“獨得之見”，不可人云亦云！這正是我在這次習作中暴露出來的最大問題，也是對我如何做學問的一個重要告誡。這么一想，就感到田先生這次批評和指導是多么的可貴！

因此，經受這次批評后，在我的思想上反而拉近了與田先生的距離，加深了對他的尊重，也就更想了解田先生是如何走上中國古代史研究之路。

1963年，我留校任教，對田先生的早年經歷和治學道路，有了更多的了解。原來，他與我的業師羅榮渠先生從西南聯大開始就是同班同學。他們都積極參加了“一二·一”運動，田先生還擔任過北大學生會的負責人，上過國民黨的黑名單。羅先生學生時代的日記，有不少關于田先生參加革命活動以及如何同反動軍警斗爭的記述。有一次，軍警闖入校園抓捕進步學生，同學們把田先生層層圍在人群中間，把他嚴密保護起來，得以躲過一劫。后來形勢更為緊張，特務常常深夜入室抓人，他不得不東躲西藏，有一次就臨時在羅先生住處過夜，因為那里有一堵矮墻，越墻可到理學院那邊避難。還有一次是躲到低一年級的李克珍先生的女生宿舍處，因為附近有一段不高的圍墻與大街相鄰。

1948年臨近解放，形勢進一步險惡，田先生等十二人遵照上級指示離校奔赴解放區。可時過不久，北京就和平解放了，他又隨解放大軍入城，參加了接管北京城的工作。后來征得組織同意，回北大歷史系繼續學業。畢業后留校工作，先從事中國革命史、中國近代史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后來才轉到了中國古代史。

關于他北大求學時緊急離校、后來復學，以及畢業留系后從事革命史、中國近現代史教學和研究的情況，是田先生一次同我談話時提及的。可是，當我了解到田先生這些早期經歷時，似乎進一步加深了我在學生時代所產生的問題：既然最先接受的是中國近現代史方面的任務，而這方面恰好是北大歷史系十分薄弱、亟待重建的學科，怎么又放棄了中國近現代史，搞起中國古代史來了呢？可是，那次談話為時倉促，平時接觸機會又不多，未能進一步了解。

2000年，田先生和我都遷到新建的藍旗營小區，他住十二號樓，我住十一號樓，交往自然多了起來。李克珍先生大學時也給我們講過亞洲史，后來同屬一個教研室，更多了一份親近，不僅節假日我常登門拜訪，平時也多有往來。有時他們打電話來要我和老伴一起過去坐坐，也有幾次，兩位先生親自登門到我家聊天。

記得有一天，門鈴突然響起，我開門一看，是兩位老先生。田先生見到我表情有點驚訝，就笑了起來，“今天天氣好，在院子里散步，走著走著，就走到你這里來了，連電話也來不及打了。”進門坐定后，我們像往常一樣，想到什么談什么。我看田先生今天精神格外好，在他談到西南聯大一些往事時，我即想起放在心上已久的問題，脫口而問：“田先生，那你后來怎么從中國近現代史又轉到中國古代史，搞起魏晉南北朝史的呢？”

這個問題似乎打開了他早年記憶的盒子。他們一邊喝茶，一邊敘述，主要田先生講，也有李先生的插話。這次談話差不多進行了兩個多小時，是我們談話時間最長的一次。這次談話終于解開了我心頭之謎。

田先生說：“年輕時也懷抱宏大志向，但我家境平常，少年時并沒有受到你的老師羅榮渠那樣的家學熏陶。早年顛沛流離，目睹舊中國的窮困和破敗，一心想濟世度人。最早立志學醫，后來感到醫生可以治病人，卻治不了社會，于是從醫學院退學，改學政治；后來又轉到歷史系，先想過要學世界史，認為不了解世界，你怎么改造中國呀！想當年，對于搞什么專業，自己并沒有明確的定見，畢業后被留在文科研究所的民國史室，就搞起中國近現代史來。”

接著，田先生針對我的疑問，回答說，他思想轉折發生在中國人民大學研修班學習期間。留校后，最初曾承擔中國革命史教學任務，其間被選派到中國人民大學進修班學習。由蘇聯專家授課，講授聯共黨史，以大課形式進行。所謂講課，就是蘇聯專家在臺上一字一句念講稿，坐滿講堂的學員在臺下靜靜地聽他念。實際上，講義已發給了聽眾，而講授者仍照本宣科不誤。課后分組討論，所謂討論，也是要求學員復述講義的內容。如此周而復始，直至培訓結業。

田先生說，一個學期下來，他的思想深受震動。心想，如果大家都照著這一套去做，還需要有個人的思考和研究嗎？由此，心中漸漸形成了一個明確的想法：革命史、中國近現代史是沒法搞了，聯共黨史那一套理論全給框死了；世界歷史也沒法搞了，因為世界歷史研究也不可避免會受到這個理論模式的限制。看來，只有中國古代史，也許還會有某種思考的空間。恰好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歷史系人員重組，田先生爭取進入了中國古代史教研室。接著，本系余遜老先生突然病倒，他多年來講授秦漢魏晉南北朝歷史缺人，田先生填補了這個空檔，接過了這門課（秦漢部分先由汪篯先生承擔），從此，就在中國古代史落戶。

田先生講述的故事，很多我聞所未聞，聽得很出神，也不免感到吃驚：五十年代初，正當是“學習蘇聯”的口號響徹全國的時候，田先生卻從中看到弊端，引起警覺，并由此做出重新選擇專業方向的決定，不能不說，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眼光和抉擇。

驚訝之余，我很快認識到，田先生能夠做出這個選擇并非偶然，這乃是發自于他內心所秉持的理念，也是作為一個學者必須信守的基本準則：獨立思考，求實創新！這句話是田先生2009年接受教學訪談時自己總結的。他這樣要求自己，也這樣教育學生，我當年做學年論文時，他對我最重要的告誡，不就是“要有獨得之見，不可人云亦云”嗎？正因為他懷有這樣的理想和追求，他在落腳中國古代史之后，幾十年如一日，勤奮耕耘，開創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后來他曾講到他進中國古代史專業時的心情：“幾經折騰，試過幾個學科專業，終于落腳到史學領域之時，我充滿歡心和干勁。”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當年這個選擇，成就了一位聞名中外的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領域的大家。

田先生雖有幸如愿落腳于中國古代史領域，但他的治學之路并不平坦。田先生在回顧當年自己的境遇時說：經過幾年的歷練和沉思，學術理念已較為明確，可正當潛心做專題研究，開啟自己為學之路時，沒等邁開腳步，文化大革命改變了一切；一場“文革”，奪去了他“最能拼搏最能出成果”的年華，等到重新上路，僅只有“余熱”可用了。

然而，我們后來看到的是田先生晚年在學術上的巨大爆發力，他那些連連獲得人文學科最高獎項的重大學術成果，都是在“文革”后到他大病前這十余年內完成的。他用他生命的“余熱”，譜寫了學術創作巔峰期的輝煌。這般驚人業績的取得，固然是由于他早先已有了明確的學術理念，設定了自己為學之路，但是，我以為還有一個很重要卻容易被忽視的因素，就是他的學術心態。這一學術心態，即是他在九十壽辰座談會上解釋《八十自壽·回眸》詩中所表達的：“淡定人生。”

《回眸》一詩，是田先生仿照蘇軾詞《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寫成，其中有這樣兩句：“八十看從來，無晴亦無雨。”對于“無晴亦無雨”這句話，最初我看了感到很不理解，心存疑問：建國前上了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屢遭抓捕，可謂“出生入死”；建國后，從紅樓到燕園，在北大經歷的暴風驟雨還算少嗎？我記得田先生有一次同我談話，就是歷數解放后直至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中的遭遇，其中，最讓他刻骨銘心的是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中把他列為重點批判對象。

1957年以來，政治運動不斷，田先生又承擔著不輕的教學和科研任務，對學生有高度責任心的他，不免抱怨讀書時間太少，影響了備課。沒想到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把他反映“讀書、科研時間太少了”的思想，上綱上線，居然總結出“黨內專家向組織爭時間”為階級斗爭的新動向。“黨內專家向黨爭時間”一時成為大會小會重點批判的經典話語。北大黨委書記甚至在全校大會上當眾警告：“對敵斗爭并沒有停止，如果再不回頭，下一個回合就是你這一伙了！”

田先生說，當時真感到大禍臨頭了，這一關過不去了，甚至產生過輕生的念頭！好在形勢很快發生了變化，大躍進、反右傾運動后，隨之而來的是三年嚴重經濟困難時期，政治上逐漸變得寬松起來。他的事也就沒有再進一步追究，這樣又逃過了一劫！

聽著他講這些風口浪尖的故事，可以說與聽他講解放前出死入生的故事，同樣令我驚心動魄。那么，明明是經歷“出生入死”、“風口浪尖”那樣的風雨人生，怎么一下子變成了“無晴亦無雨”了呢？后來，在九十年壽辰座談會上聽田先生對詩的解釋，方明白過來，原來他是借用蘇軾的詞《定風波》來表達自己的心境。雖然經歷了政治上的急風暴雨，又迎來了風雨過后的晴天，但年屆八十時，回頭看去，一切都沒有了，風雨沒有了，晴天也沒有了。田先生把這種新的思想境界歸結為四個字：淡定人生！

事實也是如此。田先生晚年正是在這種心境下平靜度過的，達觀、坦然，即使有風吹草動或干擾，皆不為所動。他經常向我們提及的是做學問不可媚上，不可趨俗；史學工作者要關心政治，但所做學問不可與政治拉得太近，更不可根據某種需要，拿歷史與現實妄加比附，歪曲史實。晚年的他是這么說的，更是這么做的，“華而不實之作，無獨立見解之作，無思想內容之作，趨俗獵奇之作”，都不去考慮。他心無旁騖，潛心研究，淡定人生，一心學問。我們在他的身上，仿佛可以看到當年蘇軾在穿林打葉的風雨中，鎮定自若，徐徐前進的身影。

田先生把他的詩作意味深長地命題為《舉杯歌·八十自壽并贈黑頭人》，如今，田先生離開我們整整一年了，但他舉杯吟歌的聲音仿佛仍在我們耳邊回響。如果說，“淡定人生，一心學問”是田先生一生治學道路的寫照，那么，也可以說，這也是田先生留給黑頭人最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