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儒教復興已蔚然成為一大潮流。與以往的“儒學熱”相比，這一波最大特征是由單純研究學理轉向重視教化實踐。各地雨后春筍般紛紛成立的民間書院、講堂及其以教化為目的的講習活動，特別是在山東泗水圣水峪所做的鄉村儒學與鄉土文明重建實驗，可謂這一轉向的顯證。

這表明傳統儒教已不再只是供人研究的客觀對象，而成為不少人的精神信仰。通過這一群體面向基層民眾的教化活動，儒教開始追求其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主導地位，并意欲借此重建中國文化與中國社會。盡管目前各種活動還帶有初步實驗的性質，其間也難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但這一潮流的價值取向已顯而可見。

港臺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及其書法作品。

現代儒家教化必須正視其與現代社會義理的會通問題。港臺新儒家一直重視傳統和現代義理的疏通，力辯傳統與現代不相沖突。特別是牟宗三先生，在其《從儒家的當前使命說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曾明確指出：“儒家學術第三期的發展，所應負的責任即是要開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開新的外王”；“今天這個時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學與民主政治。事實上，中國以前所要求的事功，亦只有在民主政治的形態下，才能夠充分的實現，才能夠充分的被重視”。牟先生更意味深長地勸告世人：“民主政治出現，事功才能出現。若永停在打天下取得政權的方式中，中國的事功亦只能永停在老的形態中，而無法向前展開。這句話請諸位深長思之。”

牟先生認為民主與科學是本儒家“內圣之學”必然開出的“新外王”，其中“要求民主政治乃是‘新外王’的第一義”，“這是儒家自內在要求所透顯的理想主義”。科學則必須在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才能獲得發展：“科學知識是新外王中的一個材質條件，但是必得套在民主政治下，這個新外王的材質條件才能充分實現。否則，缺乏民主政治的形式條件而孤立地講中性的科學，亦不足稱為真正的現代化。一般人只從科技的基層面去了解現代化，殊不知現代化之所以為現代化的關鍵不在科學，而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所涵攝的自由、平等……才是現代化的本質意義之所在。假如在這個時代，儒家還要繼續發展，擔負他的使命，那么，重點即在于本其內在的目的，要求科學的出現，要求民主政治的出現——要求現代化，這才是真正的現代化。”

牟先生的這篇講演，今天讀來依然如洪鐘大呂，震人心弦。反觀大陸某些所謂新儒家領袖所引領的義理導向，其懸殊何啻天壤，簡直難稱同類。牟先生在天有知，不知是否屑與此輩為伍？大陸新儒家當然也在努力疏通傳統與現代，但其中某些人與港臺新儒家截然不同，其義理疏導不是通向現代化，而是原教旨主義的復古倒退。特別是被牟先生視為儒家道德理想內在必然要求的“新外王”第一義，竟然被這些人當作西化殖民產物否而棄之。這才是他們所主導的大陸新儒家與牟先生所代表的港臺新儒家真正異轍所在，而非“政治儒學”和“德性儒學”的不同。

歧路當前，儒家中明通理智的人應珍視牟先生一代人開出的先路，一方面在經典和義理重釋上繼續其未竟之業，在“古今之變”中完成儒家與自由、理性、權利等現代義理的銜接變通；另一方面在踐行和事功追求上則應重視對現實社會特別是底層社會的關懷，全方位展開各種服務，包括道德教化和慈善救濟等。這兩方面做不到、做不好，儒家復興確實只能是一句空話。

義理和事功只是一事兩面，若當作不相干的兩件事，忽視其間的關聯互動，則哪方面都做不好。就已具相當規模的基層社會儒家教化為而言，二者錯位失聯的現象就比較普遍。以教化實踐中的經典講讀為例，目前倍受青睞的讀本罕見“四書”，更不是“五經”，而是傳統蒙學讀物《弟子規》。這篇三字一句共360句、1080字的清簡韻文，以《論語》中的“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為綱，把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信守的道理和規范分孝、悌、謹、信、愛眾、親仁、力行學文七個方面，用淺近平易的語言娓娓道出，簡明押韻，朗朗上口。內容不涉任何家國天下宏大主題，而是像現在一些關心孩子身心健康并望子成龍的家長給孩子訂立的日常生活和學習守則，具體周道，詳盡細致，甚至連居處清凈、書桌整潔、筆墨端正、衣帽妥放、走路轉彎小心碰頭之類都叮囑到了。因為切近日用常行，所以雖然作于三百年前，但其中絕大部分內容今天仍然適用，聽者也比較容易理解接受。也有不合現代生活常識常理的地方，稍加修訂，經過說明解釋，似乎也無甚大礙。

所以與一般人對《弟子規》極度排斥態度不同，我認為在恰當修訂和解釋后，《弟子規》作為今日“弟子”德行讀本還是可以的。我不認為《弟子規》會禁錮今日“弟子”，甚至也不擔心現代人讀“四書五經”會精神自閉做回民國前某朝某代的子民，因為一個擁有自由理念、獨立人格的現代人，絕不會輕易被其中違背現代常識常理的東西所蠱惑，關鍵就看儒家教化和現代社會義理能否實現古今會通。

但是，也有不少人對《弟子規》之類以教化人們馴致圣賢為目的經典背后一整套人倫大義的缺陷和局限仍沒有足夠認識，認為只要好好講讀這類經典并付諸實行，就會重建人倫道德和社會文明。他們被并非都是讀經所致的道德風氣的一時改變所鼓舞，忽視了經典教化如不能與義理上的“古今之變”相偕行，就不僅很難有持久深入的效果，而且所謂“重建”將變成只是重講一套老道理，根本不會有太大的效果。

老道理當然不是都沒有價值，但其植根的土壤畢竟是傳統社會及其人倫關系，它與現代社會有順適的一面，也有激烈矛盾和沖突的一面。現代社會在人與人之間演化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新關系，這一人倫新義內在地要求一種以自由、平等為本的新倫常，因此與傳統臣民社會以尊卑等級為本的舊倫常必然發生沖突。如果承認現代社會演化大勢不可逆轉，那么就必須對傳統倫常作出調整，其中某些東西甚至要徹底消除，如所謂君臣大倫。即使那些有繼續存在的人倫關系，也必須置于現代社會中重新認知、調整和重建。比如出乎自然的親緣關系，誰也取消不了，但原來視為天經地義的家庭模式和家庭倫常卻不能固守不變，如幾代同堂的大家庭和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等，必須根據現代生活需求和公民倫常大道，在順承、變通和創造性轉化中重建現代家庭新模式、新倫常、新規矩，否則，老道理終究有講不下去的時候。

儒家教化如果只是講讀《弟子規》之類的經典，而不高度重視講讀過程中如何會通現代義理問題，就是讓大家把儒家經典都講讀一過，養成的也只能是合乎傳統儒家標準的“弟子”，而不可能是具有現代公民意識、責任理念、獨立人格及公、私兩德皆有底線的現代人，至于人們期待的“家庭睦，天下和”，恐怕就更難實現了。

舉例來說，兒孫不孝是古今所有儒家痛心疾首的現象，今天基層社會這種現象更加普遍，常被作為應該大規模開展儒家教化的最大理由。但觀諸現實，覺得現代家庭種種矛盾沖突怕不是義理上未能妥善完成“古今之變”的孝道所能了結的。儒家說孝不止是養，還要敬。但養有定義，敬難把握。如《弟子規》說“父母教，須敬聽，父母責，須順承”，可父母教和責得不對呢？《弟子規》教誡說：“親愛我，孝何難，親憎我，孝方賢。親有過，諫使更，怡吾色，柔吾聲。諫不入，悅復諫，號泣隨，撻無怨。”明明父母錯了，“弟子”又是柔諫又是號泣，都沒有用，還招來一頓揍。歷史上此種案例古書中記了不少，而其辦法只有一個，據說是孔子說的：“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意思是打不殘就受著，受不了趕緊跑。儒家確實講“父慈子孝”，父子雙向義務對應，對父不是沒有要求，但萬一父不慈，卻不許子不孝。被打傷或打殘了也不能怨父母，只能怪自己找打。更不能到官府去告“家暴”，后世朝廷律法規定告發父母要入罪。所以，跑，是儒家教給“弟子”對付“家暴”唯一也是最好的辦法了。

可是像這類因為遭受身心虐待和家庭暴力而引發的家庭不幸和悲劇，孝和跑兩個字怎能夠用？必須有新道理才行。這個新道理就是在現代家庭中，父母子女除了家庭血緣關系外，還有一層社會關系。子女和父母一樣不僅屬于家庭，也屬于社會；是家庭成員，也是社會成員。成年子女與父母均享有平等公民權利，不得互相侵犯；而未成年子女則享有更多特別的權益保護，父母作為法定監護人必須承擔相應的監護責任和義務，不得有失，否則將受到法律制裁。

儒家老道理必須放在這個新道理上去考量，在與新道理不沖突的前提下加以修正變通，并把新道理融入其中，才可以真正對現代社會發揮作用，也才能在現代社會重新生根發育。沒有義理上這一新舊考較、變通和融會，儒家教化是走不遠的。

基層社會老年人老無所依晚景凄涼是儒家教化關注的重要社會問題，目前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也是偏重講讀孝道。毋庸否認，子女不孝確是老年人老無所依的重要原因，但卻不是唯一原因。尤其中國幾十年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獨生子女家庭，即將來臨的老無所依就更不是拿孝道拷問和教化能解決的。一提這個問題，可能很多人馬上想到政府的責任，這當然是必須的，可問題是無論那些無奈自殺的農村老人，還是其他地方被“老來難”困擾的群體，有多少人知道可以問責呢？且不說那些與政府沒有直接關系的事情，即使那些由政府直接造成的困境，又有多少人知道怎樣問責呢？法律意義上問責的權利和程序是什么呢？老無所依的老人們固然知道得不多，那些還不知“老來難”的人們更不覺得有求知的必要。如此追問并不是讓儒家由教化“孝子賢孫”轉行去造就“亂臣賊子”，而是感到儒家既然意欲承擔教化民眾的責任，那么面對此類問題就不能只是在“門內”而且只是在孝道上做功夫。養老是家庭問題，也是社會問題，不是只懂得父慈子孝就可以“家和萬事興”了。

2015年9月10日南通市北城小學組織學生集體跪拜父母，《人民日報》官方微博發布了這一消息。

總之，要讓儒家教化長期持久富有成效地做下去，而不是一時“運動”過后又是遍地荒蕪，就必須會通古今，把現代社會義理融入儒家教化活動之中，將道德教化與公民教育相結合，將社會重建與自由理性啟蒙相結合。只有如此，儒家才能獲得人們的普遍理解和尊重，并為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重建做出應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