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章太炎研究的朋友，都知道先師朱維錚先生曾和姜義華先生合作編注過一部《章太炎選集》。1981年，這部《選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刊行時的署名順序是朱維錚、姜義華。一般來說，合作成果的署名順序，由作者貢獻大小決定。學術界在著作權上爭排名的事件，倒也屢見不鮮。姜義華先生在他的口述史里，也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后來就和出版社商定由我和朱維錚編一本《章太炎選集》。這本《章太炎選集》，朱維錚建議增加了兩篇關于論王陽明的短文，其他的都是我選定的。關于題解，他說他要最后文字加工與寫定，我因各篇文章背景、意義都已明確，便說好吧，文字由您處理。書完成后，他突然提出要將他的名字署在前面，我想我剛剛平反，便說，你是學長，比我高兩年，你就署在前面吧！我這個人，人們都知道，從來不會去爭這個東西。這樣，他的名字就放在了我的前面。”

姜先生說自己“從來不會去爭”的，未必是事實。姜義華先生選編過一部《章太炎語萃》，在參考文獻里提到《章太炎選集》，說的是“姜義華等注”（華夏出版社1993年，第200頁）。雖然是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里，卻也算是爭了一下。姜口述中將先師寫定題解的貢獻輕輕帶過，我們也不在這里展開討論。只請翻閱過或有興趣翻閱這部《選集》的讀者自行判斷、思考，這樣的題解，對于讀懂章太炎的文章、了解章太炎的思想是否重要。

我們有興趣的是姜先生的這句話：“朱維錚建議增加了兩篇關于論王陽明的短文，其他的都是我選定的。”章太炎論王陽明的文字，《檢論》中有《議王》，《訄書重刻本》中有《王學》，另有《遣王氏》、《王文成公全書題辭》、《王文成公全書后序》及像贊等數篇。不知姜先生所謂“兩篇關于論王陽明的短文”，指的是哪兩篇？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文章，沒有任何一篇見于《章太炎選集》。倒是姜玢編選的《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選》收錄了其中三篇（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第120-122頁、第544-549頁。按，姜玢是姜義華先生女公子，關于這部編著，下文還會提及）。姜先生的回憶，不知是否在此處出現場景誤置。

這篇文章里，我們將就先師為《章太炎選集》校注所作的貢獻，作些舉證。由于篇幅原因，無法面面俱到，我們談三個有代表性的話題。三個話題，都和上篇文章提到標點問題有關。

（1）“色聲香味觸法”標點暴露的問題

在章太炎《菌說》一文的標點問題上，“色、聲、香、味、觸法”乃先師特有的標點主張，這是姜義華先生自己提供的陳述。利用這條線索，案查相關的章太炎選集，我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與當年上海章太炎著作編注組當事人有關的數種章太炎選集中，全文錄選《菌說》一文的有四種。分別是章太炎著作編注組集體完成的《章太炎詩文選注（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湯志鈞的《章太炎政論選集（上）》（中華書局1977年）、先師與姜義華先生聯合署名的《章太炎選集》，以及上文提及的姜玢所編《章太炎文選》。1996年，出版《章太炎文選》時，姜玢還是二十歲左右的本科生。名家子弟，學有淵源，本科期間就能編太炎文選，自然令我輩相形見絀。但這部文選前附有姜義華先生署名的《編選前言》，介紹編選理念及相關情況。前文也曾提及，1993年姜義華先生自己編過一部《章太炎語萃》。對比翻閱一下，我們發現《語萃》中將近70%的內容，被吸收進姜玢編選的《章太炎文選》。參合這些情況，若說這部《章太炎文選》貫徹了姜義華先生的學術思想，體現了姜先生的家學，應該離事實不遠。

我們發現，這四本書中《菌說》一文“色聲香味觸法”的標點，只有先師和姜義華先生合編的《章太炎選集》是標作“色、聲、香、味、觸法”的（該書第70頁），也就是姜先生所說的，先師極力主張的點法。其他三本書都點作“色、聲、香、味、觸、法”（《章太炎詩文選注（上）》第112頁；《章太炎政論選集（上）》第134頁；《章太炎文選》第40頁）。這幾本書里面，湯志鈞先生的《章太炎政論選集》離這場爭論最遠，可以看作是他選擇了一種通俗標點法。姜玢編的《章太炎文選》則體現了姜先生的見解，也可以確定。需要略作說明的是由“編注組”集體完成的《章太炎詩文選注》。

“章太炎著作編注組”原設“通稿”三人，分別為程文玨、姜義華及先師；“通讀”兩人，分別為湯志鈞、陳旭麓。程文玨是軍人。1975年底及1976年一段日子里，姜義華先生被系里抽調去做調查工作，故這部《章太炎詩文選注》出版前夕，真正全職負責“通稿”的，只有先師一人。（關于“編注組”的情況，姜義華先生口述中談了一些，和我們掌握的情況有所出入。我們會查實后另文說明。）在以集體名義完成的《章太炎詩文選注》里，即便享有負責“通稿”的便利，先師也沒有強行采用自己的意見，而是尊重多數人的意見，在“色聲香味觸法”標點上采取了通行點法。

但在先師署名出版的《章太炎選集》里，情況卻不同，“色聲香味觸法”堅持了他獨立特行的標點法，即“色、聲、香、味、觸法”。也就是說，先師和姜義華先生合作編注的《章太炎選集》，在意見發生分歧的情況下，最終是先師的意見體現在出版物中。且這并不是唯一的例證。這是先師曾在《章太炎選集》的校注工作中起主導作用的有力證據。

（2）“光音天人”的含義及其句讀

《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選》（以下簡稱姜編本），和朱、姜兩位先生合編的《章太炎選集》（以下簡稱《選集》），有十七篇重復篇目。通過對比這些重復篇目，界定出哪些知識不屬于“姜氏家學”范疇，應該是可行的方法。以下舉兩個例證。

第一個例證是如何理解“光音天人”。這又是一個佛學問題。章太炎《譯書公會敘》中有這么幾句話：“象鞮不通，氣不得齊和，中外相視，于是乎若光音天人。通之以地籟。地籟既通，其赫蹏猶未能戶曉，中外相視，于是乎若桃梗。”以上采用的是《選集》的點法（第29頁）。同一段話，在姜編本中卻點作：“象鞮不通，氣不得齊和，中外相視，于是乎若光音；天人通之以地籟，地籟既通，其赫蹏猶未能戶曉，中外相視，于是乎若桃梗。”（第11頁）關鍵在于“光音天人”怎么點。《選集》作一讀，歸入前句。姜編本將“光音”與“天人”破開，“光音”屬前句，“天人”屬后句。

哪個對？“光音天”（梵音ābhāsvara）是一個佛教名詞，指的是色界十八天中之一天。生活在光音天的人，都口絕言語聲音，以光為語，故曰“光音”。《釋氏要覽》引《阿含經》云：“是時光音天人下生，皆有身光，飛行自在，無有男女尊卑親疏之別。”這里的“光音天人”，應指光音天眾生，顯然是作為一個詞組存在的，不可破讀。事實上，“光音天人”作為一個整體，在章太炎的文章中也可以找到內證。如章氏另一篇文章《無神論》里有一句話：“至云劫初生人，由光音天人降世，此則印度舊說。”這里的“光音天人”顯然也是一個詞組，因出現在句子中間，所以大家都沒點錯。但在《譯書公會敘》里，“光音天人”四個字恰恰在句末，于是如何標點便成為問題。

看來佛學的確是姜先生的短板。姜編本將“光音天人”斷開，可能是從句式工整角度做出的判斷，“于是乎若光音”與下文“于是乎若桃梗”，在字數上對等。但熟悉章氏文風的人應該知道，不刻意追求文句工整，正是其文章聱牙難讀的原因之一。在《譯書公會敘》這篇文章中，僅數行之隔，我們就能找到例證：“然則審人之音之難于審牛馬之音也，知人之文之難于知牛馬之蹄迒也。”一個“音”字對“蹄迒”兩個字，工整了嗎？將“光音天人”斷開后造成的另一個問題是，“天人通之以地籟”這句話解釋不通。“通之以地籟”本來是呼應前文的“象鞮不通”。前面加上“天人”兩個字后，首先，這里的“天人”是個什么概念？是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天人”，還是佛學中的“天人”？其次，因語言不通，需“通之以地籟”的，明明是凡人的世界，“天人”為什么要“通之以地籟”？

無獨有偶，湯志鈞先生的《章太炎政論選集（上）》也選了《譯書公會敘》這篇文章。這句話，湯先生的點法也是“于是乎若光音；天人通之以地籟”（第44頁），將“光音天人”破讀。這更能證明，“光音天人”作一讀是先師的見解。這個正確的見解，當時在編注組中可能再次成了少數派。但先師卻將它體現在了《章太炎選集》中，以幫助后人更好地讀懂這些文章。這些都體現了先師在學術上的苦心。

這個例證也再次說明，當朱、姜兩先生意見分歧時，《章太炎選集》體現的是先師的意見。有意思的是，“光音天人”這個知識點，在《選集》中是出了注解，詳細解釋的。姜編本在收錄該文時，為何不參考？姜先生一方面極力聲索《選集》的編著權，一方面卻對“自己的已有成果”這么不重視，這樣的矛盾態度令人困惑。

（3）《視天論》中的一個錯字

《選集》所收章太炎《視天論》一文有這一句：“既而讀漢秘書郎郤萌所記‘宣夜’之說云……”，文意甚明（第40頁）。但這個句子到了姜編本中，是這樣的：“既而讀漢秘書，即卻萌所記宣夜之說，云……”（第13頁）姜編本首先有個錯字，“卻”當作“郤”，前者是“卻”的繁寫，后者是姓氏。這個問題我們不深究。我們要談的是另一個錯字，《選集》本中的“郎”字，姜編本中作“即”。正因為這個字的差別，導致兩個版本句讀不同。

我們覆案了這篇文章最初發表的《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1月8日第5版），報紙上的原文的確作“即”字。也就是說姜編本在這點上是忠實于報刊原文的。但問題是，報刊原文和太炎先生的原文，中間還隔著一層。有沒有可能是報刊排印錯誤？《選集》將它改作“郎”字有沒有道理？那就需要分析。

按《選集》的句讀法，漢代有個秘書郎（職官），名叫郤萌，他記載流傳了古人的一種天文學說，名為“宣夜”。太炎先生讀的是這種學說的內容。而按姜編本的句讀法，“讀漢秘書”，那太炎先生讀的是一種漢代秘笈了。但這種秘笈是什么呢？文中卻沒有交代。更何況，下文太炎先生直接引用了《晉書·天文志》的內容，用以介紹郤萌所記的“宣夜”說，并非漢代秘笈。故姜編本的句讀，文意不通。

只需復檢章氏所引《晉書·天文志》，即可查到此句：“惟漢秘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云。”此處“郤”作“郗”，字通，另可作“郄”。而言其職官名為“秘書郎”則甚明。另可參考《隋書·經籍志》，談到《春秋》緯書時，提及“漢末郎中郄萌”。故可明，《臺灣日日新報》所刊作“即”字，乃手民之誤，非太炎先生原文。《選集》結合他校與理校法，將“即”字改作“郎”字，是有文獻依據，也是符合校勘學原則的。

有意思的現象再次出現在我們面前。《選集》中已經取得的校勘成果，姜編本為什么不參考？姜先生不是說，《選集》主要是他的成果嗎？原因在于姜編本完全是獨立完成的，沒有參考過以往成果嗎？顯然不是，在兩書重合的十七篇文章中，姜編本在標點、段落劃分上與《選集》一模一樣的地方還真不少，其它地方與《章太炎政論選集》等文獻雷同的，也不少。但以上所舉的這幾個《選集》已經解決的疑點、難點，姜編本就是不參照改正，這是為什么？

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我們在這里舉證的內容，都與“談天”有關。或涉及佛學知識，或涉及傳統天文學內容。這些當然都是更難讀懂的地方。但這些在《選集》中已一一解決的難題，都無法體現在只與姜先生有關，卻與先師無關的選本中。誰在這些難題上，為《選集》作出了更大的貢獻？請各位讀者自行判斷。另外，順便一提，前及章太炎《無神論》一文，與《視天論》一樣，既見于《選集》，又見于姜編本。這兩篇文章，姜編本不僅在句讀上與《選集》大相庭徑，連段落劃分都不一致。這又是一篇“談天”的文章。

此外我們注意到，《章太炎選集》選了《與人書》一文。這篇文章，在編注組期間，先師曾建議編入《章太炎詩文選注》，但因其中有與當時政治不相宜的內容，故被其他專家否決。我們找到了當時的一些通訊資料，當事人中也還有健在者。后來，這篇沒有選進《詩文選注》的文章，出現在了《章太炎選集》里。在這些證據面前，先師為《章太炎選集》校注、選目所作的貢獻，何容否定。姜先生口述中所說的，先師對這部《選集》的貢獻僅限于兩篇并未出現的篇目，又何以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