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江蘇省高級法院于去年做出的判決書在網上引發熱傳，有人還起了個標題《以進京上訪“要挾”政府并索取補償款，不構成敲詐勒索罪》。

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從該判決書獲悉，江蘇鹽城一農民李某不滿征地補償款，頻頻上訪，當地政府為了平息事態，又給了10萬元。鹽城市射陽縣法院判決，李某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鹽城市中級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2014年9月，江蘇高院以“證據不足”，改判李某無罪。

鹽城中院兩次發回重審，仍是“敲詐勒索罪”

2002年6月，鹽城市射陽縣政府為了加快舊城改造，征用了該縣合德鎮城西居委會200余畝土地進行開發。

李某家被征用魚塘28畝、耕地3.2畝。自2002年8月至10月，李某先后領取了22萬余元補償款。

李某及部分失地農戶認為，合德鎮政府僅按照鹽城市有關文件操作，而未按《江蘇省土地管理條例》進行補償，其所領到的土地補償款不足，遂進京上訪。

合德鎮政府為了平息事態，于2003年1月經集體研究，決定以“特困資金補助款”的名義給了李某10萬元。

李某領取此款后，寫下保證書，表示不再參與鬧事上訪。

2003年5月，李某和兒子李剛以及少數失地群眾，因對政府認定的土地性質有異議，繼續進京上訪。

此事引起了省、市有關部門及新聞媒體的關注。縣政府有關部門出臺了新的土地安置補償方案，對城西居委會失地群眾重新進行補償。

李某簽訂了補償協議，并再次表示不上訪鬧事。李某應領取土地補償金17萬余元和安置補償金20萬余元，但合德鎮政府要扣除其此前領取的“不合理費用”10萬元。

為了阻止10萬元被扣回，李某讓兒子李剛和部分群眾進京上訪。

2004年春節前夕，相關部門人員赴京勸說李剛停止上訪，李剛提出條件：不扣其10萬元；解決上訪費用21萬元；提高其家安置補助標準。李剛稱，如不答應條件，將繼續上訪。

2005年9月，合德鎮政府向射陽縣公安局報案。同年12月，李某被逮捕。

射陽縣法院一審認為，合德鎮政府在李某繼續上訪的壓力下，“迫于無奈”，先后兩次以所謂魚損失和特困補償金名義，將原先扣回的10萬元支付給李某父子，并支付了以李某為首的相關上訪人員的上訪費。

射陽法院判決，李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敲詐勒索公共財物，數額巨大，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違法所得10萬元予以追繳。

李某不服，提出上訴。鹽城市中級法院曾兩次發回重審，最終于2008年4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江蘇高院：現有證據不能認定有敲詐勒索的行為

李某仍不服，向江蘇高院提出申訴。2014年4月，江蘇高院作出再審決定書。

江蘇省檢察院認為，原判認定事實和定性錯誤，李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建議撤銷原判，改判李某無罪。

江蘇高院認為，認定李某對案涉10萬元“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證據不足。

政府給付10萬元的起因是，李某認為政府在拆遷補償中有不當行為而上訪，政府為平息上訪而給付。該10萬元的給付，是政府集體研究結果。

案涉28畝魚塘在被征用時，未被作鑒定。此外，李某的魚塘性質（粗放塘或精養塘）存在爭議，這也關涉到對李某的補償標準及補償數額。

因該魚塘已被征用，客觀上已無法再做鑒定，李某及其辯護人提交了與射陽縣海洋與漁業局的“情況說明”相反的證據。故原判認定李某對案涉10萬元系“領取合法補償之外的非法占有”證據不足，江蘇省高院認為，現有證據不能證明李某戶對該10萬元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江蘇高院還認為，現有證據不能認定李某具有敲詐勒索的客觀行為。

敲詐勒索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采用威脅、要挾、恫嚇等手段，造成被害人精神恐懼，不得已而交出財物。

李某對于征地補償一直不服客觀行為表現為多次上訪，在其供述中，其多次稱“上訪是因為補償不足”。其后政府迫于信訪壓力，通過集體研究給付其10萬元。

信訪作為地方政府重要的被考核指標，李某等人的上訪固然給地方政府造成了信訪的壓力。但是，依據我國《信訪條例》及憲法的相關規定，信訪權利是法律賦予公民的一項權利。

李某通過上訪進行權利救濟，且在上訪中未有違反《信訪條例》的行為，并不構成刑法意義上的向他人非法索取財物的方法：威脅、要挾、強拿索要。政府的給付行為均經集體研究，并不屬于“精神恐懼，不得已而交出財物”。

江蘇高院認為，現有證據認定李某構成敲詐勒索罪證據不足，原裁判對其定罪量刑錯誤，遂改判李某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