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鄉村儒學與鄉土文明”學術研討會近期在北京舉行，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京大學、山東大學等高校的學者，以及山東、河南、河北、廣東的鄉村儒學志愿者共80多人參加了會議，從理論和經驗兩個維度全面研討復興鄉村儒學、挽救鄉土文明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此文基于作者在研討會上的發言而成，獨家授權澎湃新聞發布，原標題為《傳統文化現代轉換的三個維度》。

今天很高興參加趙法生召集的這個會，因為這是我參加的傳統文化研討會里最接地氣的一個主題——鄉村儒學。將儒學定位在鄉村，還有前面發言的彭永捷教授定位在“人民”層面（“人民儒學”），都讓我感到親切，也是我認為最符合文化和中華傳統文化本質含義的一個層面。文化雖然有很多種解釋，但它最基本的定義是指一個地區的人們長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中華傳統文化就地域和生活方式來講，是東亞內陸的農耕文明，以及由農耕定居而結成的宗法等級社會。

很顯然，那個社會離我們現在的生活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在民間、在廣大的農村和偏遠地區，甚至在都市人的人際交往和潛意識里，傳統的根脈還在，尤其是以習俗和觀念組成的小傳統還在。正是這樣一個基本層面，讓我們今天不能忽視傳統文化和傳統生活方式對現實生活的影響。

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更重要的一面則是，從19世紀中葉開始，隨著西方工業文明的東進，整個東方包括中國的傳統社會結構已經開始解體，開始進入世界經濟體系，由此發生了我們稱之為“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也正是從這時開始，傳統與現代的問題被提上了日程。

一百多年來，中國人一直被這個問題困擾，而每一次歷史關頭都會在思想領域發生中西之爭，發生傳統與現代的碰撞，這說明對這道歷史難題我們還沒有交出合格的答卷，沒有過關。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這個問題仍然在以各種方式持續發酵：從八十年代反思傳統文化，到九十年代的“國學熱”，再到近些年越來越強烈的復歸傳統的保守傾向，包括港臺新儒家與大陸新儒家之爭，等等。那么，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呢？我想提出傳統文化現代轉換的三個維度作為參考。

作者近照。

一、要有世界歷史眼光

我這里說的“歷史”是一個大歷史觀，即我們看待傳統不只是要看到我們自身的歷史和文化，還要看到世界這幾百年到底發生了什么，否則我們就不能理性地面對我們的處境和我們的傳統，看不清前進的方向。

應該說整個世界的巨變開始于18世紀中葉源自英國的工業革命，由于機器生產而引發的社會變革以及資本向海外的擴張，使得整個世界連成為一個整體，這就是黑格爾和馬克思都強調的真正的“世界歷史”的形成。經過一百多年，發展到了現在的全球化時代（地球村）。

因此，如果我們以一種宏觀的動態的理性的眼光來審視的話，就會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即這個“大歷史”是一個由商業資本的邏輯決定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化過程。這個過程有先有后，有內發（原發）、外發（后發），有中心、邊緣的區別（“現代化理論”）。廣大的東方國家無疑屬于后者——即這里的現代化不是由其自身社會結構的變化引起的，而是在外力（資本入侵和擴張）推動下被動啟程的——這就決定了這個過程有諸多不適應，有諸多艱難困苦和無奈糾結，有比原發國家更為強烈的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緊張關系。

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中西之爭會反復出現，每到一個歷史節點都會以這樣那樣的方式逼著你做出抉擇，像宿命一樣無法逃脫？而且，明白了這一點也就要思考：既然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歷史過程，那么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須正視和接受這個事實，并通過自身的調適和轉換，適應、融入進而參與、創造一個中國的現代化，化解固有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緊張，實現傳統文化（關鍵是制度）的古今之變——這可能是一個古老民族在融入世界、獲得新生時最好的選擇和結果。

二、繼承什么樣的傳統？

世界上所有民族在進入現代化過程中，都會帶上自己的基因，中國文化也不例外。但是中國文化歷史悠久、內容豐富，哪些是經過時間淘洗之后可以延續和存留下來的、富有內在生命力和恒久精神的傳統呢？這當然是一個大話題，但是有一點我認為是至關重要的，那就是歷史上經過反思和批判之后被理性認識了的思想資源。

從這個意義上看，至少有兩大內容是值得重視的。一是儒學內部推動其不斷演變的新的話語形態以及與此相應的政治實踐；二是以異端和反叛姿態出現的社會批判思潮。尤其是后者，往往為我們的傳統文化研究者所忽視和不察。人們只重視正統思想和理論，在很多情況下儒學便成了傳統文化的代名詞。即使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道家思想開始被重視，也是在儒道互補和與儒爭勝的情形下出現的（“道家主干說”），仍然離不開儒的視界。至于其他非正統的、官學之外的學術思想，更是難以進入輿論視野。

其實如果我們拋開正統觀念就不難發現，自秦漢大一統政治建立之后，直到清末，每一個王朝的后期都會出現抨擊時弊、揭露社會危機根源的社會批判思潮：如東漢末年以王符、仲長統為代表的社會批判思潮；明末清初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戴震為代表的啟蒙思潮等等，它們既是對政治的批評，也是對學術思想的檢討和糾偏，其中包含了許多深刻合理的成分，直接影響到新王朝的政治改良，是古代社會內部推動社會進步的積極因素（也可稱作一種“自凈力量”）。

盡管各個時期的批判思潮在主題上有所側重，但依然可以看到一以貫之的思想主線。比如對權力和土地高度集中的批判，對選官任官制度的批評，對貴族等級制的不滿，對國計民生的體恤、建言等等。這些發展到明末清初，以黃宗羲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直接把矛頭指向了最高權力擁有者——君權，喊出了“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口號，認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一切弊端都源于君主專制，提出了“天下為主，君為客”以及建立“萬民之法”的初步民主思想。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社會的批判思潮是對傳統社會固有矛盾的反映和應對，它們直接來源于這個社會內部，是對傳統病癥的把脈，代表了社會進步發展的方向。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在當時帶有異端和反判色彩的思想，比正統的官方意識形態對于我們認識傳統具有更大的價值，也是我們今天需要特別重視和繼承的活的傳統。

上世紀四十年代由侯外廬提出、八十年代由蕭萐父“接著講”的“早期啟蒙學說”，就已敏銳觀察到，中國傳統社會由于自身發展，后期也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動，具有了現代性思想文化的歷史性根芽。蕭先生將其概括為“人的重新發現”、“初步的民主思想”及“近代科學精神”三大主題，并進而提出了歷史“接合點”的說法。他認為，中國的現代文化建設固然必須與傳統文化結合，但與其中的哪些傳統結合/對接是個至為關鍵的問題。他指出，只能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已經萌發了的、具有現代文化意蘊的思想精神結合，才能真正做到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接駁，才能讓現代化在中國自己的土壤上生根開花結果；具體說，就是要與明清啟蒙思潮對接。這一主張既立足于民族自身，又面向世界和未來，值得我們深思和借鑒。但可惜這個學說既不被西化派重視，也為守舊派不滿，至今不彰。

三、尋找傳統文化的生長點

“鄉村儒學與鄉土文明”學術研討會現場。

前面已經講到，我們的現時代和生存境遇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社會，于是我們的傳統也就離開了原有軌道而進入了一個陌生的場域，面臨著何去何從和被選擇的境遇。那么，在我們這種后發現代化國家里，既往的傳統在新生的傳統中到底能發揮怎樣的作用呢？

當然，就一個歷史文化悠久的國家和地區而言，現代化會打上自身的烙印，這是世界上不同的現代化模式存在的內在根據，即所謂的“身份認同”；但是從根本上說，傳統文化所能發揮的作用，關鍵在于它與現代化的契合程度，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滿足現代化的需要。用一個形象的比喻，傳統在現代化這幅圖畫中是作為底色起作用的，它在多大程度上呈現自己，取決于整幅作品的主題和光影對它的調動。從這個意義上說，傳統是被選擇、被創造的，不存在一個離開現實場域抽象起作用的固定傳統。

比如這些年大講特講的“天人合一”概念，其實已基本離開了傳統的語境語義，更多地被賦予了保護生態、人與自然和諧等現代意蘊。而傳統的“天人合一”，其實表達的不僅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更是人與某種絕對存在（天道、天命）的關系，它在儒、道等思想中都有，是傳統文化中一種特有的思維方式或言說模式，即“推天道以明人事”。因此我們可以說，就“天人合一”這一思維方式、表達方式而言，它是傳統的；但就其現實內涵和目的而言，它又是現代的。這也說明，當我們在講傳統文化復興的時候，不能只看到形式和表面，還必須深入分析其實質和內涵，明確復興的條件和限度，這也是轉換話題的題中應有之義。

這樣的例子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還有很多。比如如何對待傳統的“三綱五常”？我比較同意牟鐘鑒和李存山兩位先生“三綱不能要，五常可以留”的意見。但我也認為，必須對“五常”進行細分和轉換。比如“仁”當然很好，這也是儒家的核心價值，但是對何謂“仁”首先要作符合現代價值的界定；其次如何實現“仁”（制度保障）也是問題，這是儒家歷史上最缺乏的一個環節。“禮”和“義”也有時代的隔膜，一些符合古代“禮”、“義”要求的不一定適合現代，像這些年關于“親親相隱”的爭論即是如此。“智”的分別更明顯，因為古代與現代的知識結構和認知方式已完全不同。“信”在“五常”里應該是最沒有爭議的，但中國文化是一個熟人文化、親親文化，所以“信”也帶有由近及遠的親疏等差之別，這在現代公民社會同樣是需要反思和矯正的。

所以，明確古代社會與現代社會價值取向的不同，是我們作出判斷和分析的前提。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社會與以宗法等級為內核的傳統社會的一個明顯區別是：前者主要不是靠道德起作用，而是以滿足市場的平等交換原則即契約作為維系社會的根本保障，由此建立起一套與之配套的價值理念和制度規則，如公平公正、平等互利、基本人權、社會保障等等。簡言之，就是對個體權利（right）的保護和對公權力（power）的限制。只有這樣，資本市場才能良性運轉而不至淪為搶劫和腐敗之地。因此從保護人的基本權利和社會公正上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市場經濟內在地要求一個良性秩序，在這里馬克思講的“資本往往充當了歷史不自覺的工具”的話也是適用的。

基于上述，如果我們的傳統文化在現代生活中能提供這樣的資源，那實際上也就是將傳統融入了現代，煥發了傳統文化的生命力。我認為在這方面傳統的資源和價值是很豐富的，如儒家的民本、明公私之分、推己及人、內外兼修、知行合一等；道家不僅在哲學上有與現代互通互融的理念，而且在政治哲學上更是具有與現代國家治理理念和組織原則易于接軌的思想，如強調“屈君伸民”、“民自化”等。

總之，如果我們能用儒家的民本思想去保護民眾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利益；用孟子的獨立人格和舍我其誰的擔當精神去做一個自覺維護群己權界的現代公民；用道家的尚儉理念去遏制彌漫于世的腐敗之風；同時提倡墨家的科學精神、名家注重名實之辨的分析方法，那我們的傳統文化就一定能在現代化過程中發揮正面作用，真正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文化助力。但遺撼的是，現在在弘揚傳統文化的熱潮中，泥沙俱下，出現了許多令人憂慮的現象……

今天的中國農村，傳統的宗親、鄉紳社會解體了，現代法治體系又沒有建立起來，實際成了一個幾不靠的荒蕪地帶。尤其是這里的老弱人群，更是無親可投、無法可依，傳統倫理和現代法治都是缺乏和缺位的。在這里進行鄉村儒學實驗，如能將這二者結合起來，將現代法治和公民教育融入喜聞樂見的傳統形式，培育現代新農村的人文基礎，應是有廣闊前景的偉大事業，也是所有真誠有擔當的儒家學者值得努力的方向。在此向趙法生和志愿者們致敬！

“鄉村儒學與鄉土文明”學術研討會現場。

了解世界和新時代的發展訴求，明確傳統文化在當代的定位，是我們甄別取舍、推陳出新、實現傳統文化現代轉換的前提條件，如此，才是抓住了傳統文化新生的契機。否則，自說自話、空喊口號，或者虛于粉飾、做大做強，表面上看是抬高了傳統文化，實際上是自斷生路，扼殺了傳統文化的內在生命力。故將儒學的復興是定位在廟堂高處，還是日用民生，應是檢驗儒學和傳統文化現代生命力的一把大尺子。

綜合以上三個方面，似可以概括為九個字：看世界、續香火、接地氣——這應是我們看待傳統文化現代轉換的三個相互關聯的視角，缺一不可。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