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進化論的提出者，查爾斯·達爾文的盛名享譽世界。現(xiàn)在英國流通的10英鎊背面的圖案就是查爾斯·達爾文的頭像。達爾文在結束“貝格爾號”的環(huán)球航行后，通過二十多年的認真研究，在1859年發(fā)表了震動世界的《物種起源》一書，系統(tǒng)地提出了基于自然選擇的進化論學說。《物種起源》問世之后，立即在英國引起了激烈的論戰(zhàn)，反對者通過各種方式來打壓這個新興的學說理論。面對來勢洶洶的攻擊，達爾文和他的支持者胡克、賴爾、赫胥黎等學者堅定地捍衛(wèi)著自己的主張。最終一百多年的科學進展證明了達爾文的基本理論是正確的。直到現(xiàn)在，達爾文的進化論還為生物科學的發(fā)展發(fā)揮著巨大的作用，繼續(xù)造福人類。

在有關達爾文進化論學說的故事里，博物學家赫胥黎在1860年“牛津論戰(zhàn)”中為進化論所做的鏗鏘有力的辯護一直為后人熟記。身為達爾文好友的賴爾和胡克，長期以來為《物種起源》一書寫作提供的幫助也被世人稱贊。然而，達爾文和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的故事卻鮮為人知。1858年，年輕的博物學家華萊士提出了和達爾文的自然選擇觀點大體一致的理論，給正在潛心著述的達爾文帶來了巨大困擾。后來，二人又在關于人類大腦進化問題上展開了爭論。盡管如此，達爾文和華萊士卻因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也體現(xiàn)了一個英國紳士應有的風度和高尚的學術品格。

達爾文在1837年結束了環(huán)球航行之后，帶著收集的大量材料回到英國，開始研究物種起源的問題。在二十多年的研究過程中，達爾文一直在為自己的物種起源推論做細致的材料準備工作，而沒有正式動筆著述。盡管賴爾曾經(jīng)提醒過達爾文，為避免別人搶先發(fā)表這一理論，達爾文應該盡快寫出著作率先發(fā)表。可是達爾文卻認為在物種和變種這一問題上，涉及的研究范圍實在太廣，他需要經(jīng)過充分的考證才能撰寫作品。

就在達爾文對物種起源的理論進行探討時，華萊士也在思索著物種的問題。這個21歲的年輕人“對大自然之美、和諧與多樣性的強烈喜愛……對人與人之間的正義也有同樣強烈的熱情”。1856年，華萊士在《博物學記錄》發(fā)表了一篇《論支配新種引進的法則》，初步表達了自己對物種問題的見解。賴爾在閱讀過這篇文章后，立即和達爾文討論。但達爾文并沒有對華萊士的這篇論文予以較多關注，他只是在自己的《博物學記錄》上潦草地寫道，它“沒有什么新東西”。盡管如此，兩人還是很快就取得了聯(lián)系。當時遠在馬來群島的華萊士正在為達爾文收集一些物種的材料，這對達爾文在國內(nèi)的研究事業(yè)提供了很大幫助。在后來兩人的通信往來中，達爾文對華萊士的鼓勵和幫助一再表達謝意。在相關問題上，華萊士和達爾文也進行了探討。達爾文稱贊華萊士的標本采集工作，鼓勵華萊士提出自己的理論。達爾文的一些指導和見解無疑支持了華萊士的研究工作，給這位年輕學者巨大的信心。與此同時，達爾文也逐漸認識到他與華萊士在很多想法上都是相似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但這并沒有促使達爾文加快寫作《物種起源》的步伐。他依然認為這一主題將包含大量的事實，要想將自己的觀點細致地展開，并最終出版著作，至少還得兩年的時間。

1858年6月，達爾文收到華萊士從馬來群島寄來的信件。在這封信的附件里，華萊士比較系統(tǒng)地闡述了自己對物種起源的觀點，并請求達爾文將附件論文轉交給賴爾過目。華萊士提出的基于自然選擇的進化機制，與達爾文的觀點十分相似，甚至連華萊士使用的一些術語都是達爾文正在撰寫的書目中的部分章節(jié)標題。達爾文在閱讀了這封“殘酷的”書信后，按照華萊士的要求把論文寄給賴爾，并附上了一封悲愴的信件。在信里他對賴爾說:“我從未看到過比這件事更為顯著巧合的了，即使華萊士手中有過我在1842年的手稿，他也不會寫出一個較此更好的摘要來！”（其實兩人觀點的存在許多重要差別，只是達爾文當時并沒有發(fā)現(xiàn)。）雖然達爾文認為自己的創(chuàng)造會被粉碎，但他還是建議華萊士發(fā)表自己的觀點。賴爾在讀完達爾文的信件后，知曉達爾文目前的窘境。于是他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就是達爾文和華萊士聯(lián)合宣布他們的發(fā)現(xiàn)。對于這個方法，達爾文小心翼翼地接受了，因為他擔心別人會認為這是剽竊之舉。在后來的一段日子里，達爾文不斷地寫信給賴爾、胡克和華萊士，向他們訴說自己的苦惱。他急切地想證明自己在1844年就寫了初稿，而且沒有抄襲華萊士的東西。他在信里說：“現(xiàn)在我很想把我的一般觀點的概要用十幾頁的篇幅予以發(fā)表，但我以為這樣做是不光榮的……我寧愿把我的那本書全都燒去，也不愿使他或別人說我的行為是卑鄙的。”最終，在1858年7月1日的林奈學會上，達爾文和華萊士的論文被一起發(fā)表，賴爾和胡克對此做了相當清楚的情況說明。華萊士在隨后的書信中對達爾文的這種做法表示贊賞。華萊士認為，能夠與達爾文這位著名的博物學家一起發(fā)表論文是他的榮幸。盡管如此，達爾文還是感到不安和愧疚，他在回信中向華萊士保證“絕對沒有做任何事情使賴爾和胡克采取了他們認為是公正的行動”，并對華萊士寬容大度的品質(zhì)表示感謝。此后，達爾文開始加快寫作進度，最終在1859年11月出版了《物種起源》一書。

林奈學會事件后，達爾文和華萊士的關系并未受到任何負面影響。《物種起源》出版后，達爾文將自己的書寄給華萊士，并寫了一封信。在信里，達爾文十分謙虛地表示自己這本書沒有太多的新東西，但仍希望能得到華萊士的評價。在信的末尾，達爾文還建議準備回國的華萊士申請“皇家學會”的基金。但在1869年，兩人在人類大腦進化的問題上產(chǎn)生分歧。華萊士認為人類大腦的進化是受一種更高的精神力量的指引，與自然選擇的關系不大。此時的華萊士在自然選擇的理論世界里已經(jīng)排除了人類意識的作用，走向了一種唯靈論。達爾文在他們往來信件中說道：“我希望你不會太徹底地謀殺你和我的孩子，”明確表示不贊同華萊士的觀點，但這并沒有影響兩人結下的友誼。華萊士依然堅定地認為自己是一個達爾文主義者，為此他專門寫了一本著作，而這本書的名字就叫《達爾文主義》。同樣，達爾文不僅僅在學術上和華萊士經(jīng)常進行交流，還在生活上對華萊士施以援手。華萊士出身貧寒，常常遇到資金緊缺。達爾文說服英國政府支付華萊士一筆不菲的年金，最終解決了華萊士的生活困境。

達爾文坦誠地承認進化論是他和華萊士共同的“孩子”。而華萊士在1887年則回憶到：“當我回國之后，我完全沒有預料到達爾文已經(jīng)搶先在我的前面那么遠了。現(xiàn)在我可以誠懇地說，正如多年以前我說過的那樣，我高興如此；因為我并不熱愛著作、試驗和詳細敘述，而達爾文在這些方面是杰出的，缺少這些，我寫的任何東西都無法取信于世。”

達爾文和華萊士作為19世紀英國杰出科學家的代表，他們成功的原因不僅僅在于物種起源理論的重大學術成果，更重要的是他們兩人所體現(xiàn)出的高尚學術品格。假如達爾文當時利用自己的學術地位打壓華萊士，獨占進化論成果；或者華萊士強行要求先發(fā)表自己的手稿，那么盡管會取得暫時的成功，可是他們在科學發(fā)展史上的地位就大打折扣。相反，正是因為達爾文和華萊士兩人在學術研究上的紳士風度和高尚品格，才給進化論這一偉大學說增添了更多光彩，成為科學佳話。

參考書目：

[英]阿德里安·戴斯蒙德，詹姆斯·穆爾著，焦曉菊，郭海霞譯：《達爾文》，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1年。

[英]F·達爾文編，葉篤莊，葉曉譯:《達爾文自傳》，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