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前蘇聯當時的名記者費多羅維奇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特寫，題為《冬天的田野》。該文以誘人的筆調刻畫了一位年青的育種工作者——特羅菲姆·杰尼索維奇·李森科。沉默寡言的主人公有著健康的體魄，但總是難得見一絲笑容。在甘查（阿塞拜疆共和國的基洛瓦巴德）育種站的試驗田里，他和助手及學生們試驗在棉花收獲前種植豌豆，使冬天的田野可以用作牧場……。

妙筆生花的宣傳，開始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同時，這小小的成績也大大地激發了李森科的“雄心”。他暗自勾勒著從根本上改革科學的“宏圖”。他認為在學校里學過的東西大多是有害的胡說，并斷言在工作中能取得多大成就，完全取決于我們能多快地忘掉所學過的東西，并把自己從這種麻醉劑中解放出來。他要為此而重建科學。

可能也算是“三十而立”吧，李森科從此在科學的百花園中橫刀躍馬狂奔了一生。他曾憑借行政的力量，赫然成為蘇聯科學界的兩朝霸主。然而，在莊嚴的科學史冊上，他不過是一位堂吉訶德式的騎士而已。他蠻橫地、愚昧地嘲弄了科學，嘲弄了歷史，到頭來，卻遭到了科學和歷史的無情嘲弄。

用行政手段處理科學爭論

李森科是烏克蘭人，1898年9月29日生于波爾塔瓦州卡爾洛夫卡村的一個農民家庭中。他曾讀過兩個園藝學校，1925年畢業于基輔農學院后，受聘到甘查育種站工作。

三年之后，李森科發表了論文《溫度對植物發育期長短的影響》。1929年1月，他參加了在列寧格勒舉行的全蘇遺傳、選擇和動植物育種會議。他興沖沖地提交了自己的論文，但在會議上沒有受到鼓勵，反而受到嚴厲挑剔。他會后怏怏歸去。這位年輕人因此而遷怒于遺傳學的奠基人孟德爾和當代著名的遺傳學家摩爾根，也遷怒于這次大會的主席尼·伊·瓦維洛夫（當時是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院長和全蘇植物育種研究所所長）。

正當李森科心灰意冷的時候，他父親的偶然發現，卻給他帶來了希望。老李森科把在雪里過了冬的烏克蘭冬小麥種子，在春天播種，獲得了好收成。李森科得知后，立即向有關部門報告，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春化作用”的概念。

在烏克蘭，此前曾因霜凍而造成過冬作物大幅度減產。正當黨和政府為此感到憂慮時，李森科提出的“春化作用”似乎給戰勝天災開了良方。烏克蘭農業部和前蘇聯農業部決定在敖德薩植物育種遺傳研究所創立專門研究春化作用的機構，李森科奉調就職。

工作中的李森科（右）

當時的蘇聯正處于社會主義改造深入發展的時期，斯大林領導前蘇聯人民以大無畏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迎著國內外一切階級敵人的挑戰前進。根據“組織社會主義全線進攻”的總路線，科技戰線上提出了“改造自然科學”的口號，它強調以馬列主義為指導，加強黨對科學事業的領導，反對科學研究脫離社會主義建設，提出要壯大無產階級科學隊伍和加強共產黨員在科研機構中的戰斗作用。

但當時的蘇聯對于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黨如何領導科學事業的問題，還缺乏經驗。有些理論家在文章中又提出了“為自然科學的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反對向資產階級科學投降”、“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基礎上改造自然科學的內容”等口號。

1929—1932年，前蘇聯遺傳學界（也并不限于遺傳學）出現了一場尖銳的爭論。一派是“獲得性遺傳”的擁護者，集結在季米里亞捷夫生物研究所周圍，另一派是基因學說的擁護者，集結在共產主義科學院自然科學部的周圍，兩派都認為自己的觀點符合馬克思主義。初期的辯論是正常的，也是有益的。但是，贊同基因學說的這一派與德波林學派有牽連，而當時前蘇聯共產黨正在進行反對德波林學派的斗爭，這一派被扣上了“孟什維克化唯心主義學派”的帽子。大多數擁護基因學說的遺傳學家們被迫離開了研究機構，個別人甚至遭到流放。這種用行政手段處理科學爭論的方法，對科學的發展顯然是有害的。

李森科沒趕上這班車。但解決這場爭論的行政手段卻使李森科得到了啟發，使他找到了躍登龍門的捷徑。

批判會上的李森科

“春化作用”理論成為吹牛資本

1931年8月3日，政府要求瓦維洛夫在4年之內用溫室育成為不同地區所需要的谷物品種，要在三四年內獲得高產、均勻、不倒伏、抗寒、抗旱、抗病蟲害、烘烤性能好等優良性狀的小麥品種。瓦維洛夫對這樣不切實際的要求提出了懷疑，而李森科卻莊嚴地保證可以在兩年半內如愿以償。“春化作用”理論就成了李森科吹牛的資本。

原先提出的春化處理只是作為春季播種冬小麥品種的一種措施，后來則用來縮短春小麥的生長期，據說是提高了產量。了解農學史的人知道，類似這種有限的技術措施，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李森科的發明權僅在于“春化”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論解釋，這是應予肯定的。但這種理論到底有多大價值，能適用多大范圍，畢竟要靠農業實踐的檢驗。

李森科要求把春小麥（或其他春種作物）的種子在控制了溫度和濕度的工棚里浸幾天，并且要經常翻個兒。種子要播在松過的潮濕土地里。若照此辦理，每個集體農莊或國營農場都要處理大量種子，需要建造專用的工棚和投入可觀的勞動力。同時，浸過的種子會因溫度升高而發芽或霉爛，這道工序既繁重又危險。這種處理種子的辦法，成本倍增，還往往會造成減產，使經濟上蒙受重大損失。就是這樣一種措施，李森科在推行時也不是靠科學實驗，而是靠吹。

吹的本事，李森科早就掌握了。而以濃重的理論色彩進行宣傳則是新近的“獲得性狀”，這就應當歸功于李森科的良師益友潑萊任對他的“蒙導”了。

潑萊任在1930年以前持摩爾根學派的觀點，后來，一陣風吹得他轉了個180度，成了殺回馬槍的得力干將。他在自然科學教學的方法論方面從事工作，不會獨立做實驗，自封是達爾文主義的理論專家。他的拿手好戲是用抄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個別詞句嚇唬人，善于在別人的講話和文章中搜尋“階級敵人”的影蹤。

1935年，李森科與潑萊任開始了“創造性的合作”，這是一位糟糕的“科學家”與一位糟糕的“理論家”之間實現的最糟糕的結合。理論上薄弱的李森科受潑萊任的影響是很大的。李森科承認自己并“沒有很好地研究達爾文”，但他說：“在這方面我得到了我的合作者潑萊任的幫助。他向我證明，我所做工作的根基在達爾文。”

1935年前蘇聯召開第二次全蘇集體農民突擊隊員代表大會，斯大林同志出席了這次大會。李森科在會上的講話中不失時機地把“春化”問題與當時的階級斗爭形勢掛上了鉤。他說：“為保衛春化處理和在為確認春化處理的斗爭中，我們同某些所謂科學家進行了各種各樣的爭論，……在春化處期戰線上難道沒有階級斗爭嗎？在集體農莊里有富農和他們的教唆者，他們繼續悄悄地同農民耳語說‘不要浸種，這會毀掉種子’。這不是個別人，每個階級敵人都這樣干。這就是科學界內部和外界之間所用的方法……階級敵人總是階級敵人，不管他是不是科學家。”

李森科與斯大林

證明自己永遠正確的調查方法

對春化處理持異議的人不能講話了，人們只好忍氣吞聲地遵命去做“無產階級”的春化處理。烏克蘭南部播種面積大的、本來是高產的冬小麥，為了證明春化處理的有效性，也不得不去種春小麥。著名的植物育種家康斯坦丁諾夫于1931—1936年的5年時間里，在54個地點，取35個品種考查春化處理的有效性，結果表明春化處理的小麥平均產量為每公頃960公斤，對照組為956公斤，4公斤的差別在統計上是沒有意義的。這就是說：春化處理并沒有提高產量。

可是，李森科只相信自己的數據，至于他的數據是怎么獲得的，只有他自己知道。

康斯坦丁諾夫的結論狠狠觸動了李森科的坐骨神經，他暴跳了，緊接著發出了露骨的威脅：“康斯坦丁諾夫一定要好好考慮到這樣一點，當這些錯誤資料從科學活動的領域里被清除出去的時候，那些還沒有懂得這些資料的含義并堅持要保留這些資料的人，是也要被清除出去的”。

欺騙也罷，威脅也罷，沒有挽救春化的命運，作為大規模生產措施的春化處理，還是漸漸銷聲匿跡了，但李森科的運氣并沒有逆轉。他在“春化、春化”的喧囂聲中，施展了一種證明自己永遠正確的調查方法。這種方法是在發出關于春化處理指示的同時，還發下幾種報表。調查表上必須填寫播種春化處理種子的面積和增產的幅度，這種報表既沒有統計分析所必需的重復試驗，也沒有對試驗田和對照田施用肥料差異的說明。

在把“反春化處理者”當作階級敵人的政治壓力下，農莊主席和農藝師們寧愿虛報增產數字，也不愿反映實際情況。這樣，匯總的結果往往是“根據來自幾千個集體農莊田野的報告”，“用春化處理使國家獲得了幾百萬公斤的谷物”。對下強迫命令，對上弄虛作假，這就是李森科獲得并維持其寶座的訣竅。

繼春化作用理論之后，李森科義提出了名噪一時的“植物階段發育理論”。起初，許多科學家肯定了這個理論中似乎合理的因素。但這些科學家大都不是搞植物生理學的。與李森科在同一領域內從事研究工作的有經驗的科學家是馬克西莫夫。他對李森科的錯誤傾向和方法論上的問題看得比較清楚，但他的批評被輿論工具造成的一片喧囂淹沒了。后來在反對“資產階級科學家”的運動中，馬克西莫夫被拘捕流放，1934年，他在流放地承認了自己在評價李森科的發現方面所犯的“錯誤”。

在科學的叢莽中進行探索，敢于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而創立新的概念和理論，無疑應受到歡迎。但在李森科的新理論尚未受到實踐的嚴格檢驗時，就過早地給予了過高的評價和榮譽。1935年，當敖德薩植物育種遺傳研究所并入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時，李森科當上了這個研究所的所長，并被遴選為該院的院士。

李森科崛起了。

（本文摘自《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社主編《科學精英：求解斯芬克斯之謎的人們》，后浪出版公司2015年11月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現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