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樹是20年前種下的”

和10年前相比，最明顯的變化就是從上蔡縣城通往文樓村的這條筆直的鄉村公路，路旁的水泥桿上掛著“文明示范路”的標牌。馬路旁的楊樹茁壯粗大，據文樓村村民劉義說，這些樹是20年前種下的。那時，恰逢當地的“賣血致富”最火熱的時期。

20世紀90年代初，一些私人和血液制品企業擅自在河南省設立單采血漿的站點。所謂單采血漿，就是把采到的血用離心機分層，只要血漿，把紅細胞回輸賣血者。違規操作加上器械消毒不嚴格，最終造成艾滋病病毒在賣血人群中大面積傳播。

1995年3月，河南省衛生廳和公安廳開始大規模取締泛濫成災的血站。按照1999年11月和2001年4月國家衛生部門的調查，43%左右的賣血者感染了艾滋病毒。當時，河南省擁有艾滋病人100人以上的重點村為38個，而上蔡縣就占22個。

有時候人不如樹。10年前我們在上蔡縣認識的熟人里，很多已經沒有了。幸好，我們還是找到了劉義。

劉義也是當年因賣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他一米七二的個頭，穿一件淺棕色的立領棉衣，腳上的淺棕色皮鞋擦得很干凈。現在，他跟著下鄉送貨的車做銷售，推銷一些副食品，加上提成，每月大約能掙2000元。他的妻子則在縣城的三金門業工廠干活，拿1000元左右工資，每天干九小時活。除了兩人不穩定的工作，他們還種了一畝多麥地，每個季度領1900多元政府發放給病號及家庭的低保補助。

上蔡縣文樓村的艾滋病疫情剛被發現時，村民們都很恐慌。劉義還記得，當時村口有個賣熱豆腐的攤販，來了個染病村民剛坐下，其他人就跑開了。他吃完豆腐，老板就把用過的碗扔了。

2004年，國家提出的“四免一關懷”，即向艾滋病感染者免費提供抗艾滋病病毒治療藥物、免費匿名檢測、免費實行母嬰阻斷，對艾滋病患者的孤兒實行免費上學，使孤寡老人得到照顧關懷。在感染艾滋病的幾位村民看來，這從很大程度改善了他們的生存狀況。

現在，劉義每天堅持服用三種抗病毒藥物，早晚各一次，由政府免費發放。不久前，檢查身體，他的CD4細胞值保持在500左右，勉強達到普通人正常值的下限。CD4細胞是人體免疫系統中的一種重要免疫細胞，由于艾滋病病毒攻擊對象是CD4細胞，所以其檢測結果對艾滋病治療效果的判斷和對患者免疫功能的判斷有重要作用。劉義說，身體比十年前好了一些，但仍舊避免不了每年經歷一兩次嚴重的感冒。艾滋病病毒破壞人體免疫系統，使患者喪失免疫功能。因此，艾滋病病人易感染各種疾病。

盡管如此，劉義半天時間幾乎抽掉了一包煙。談及身體不好，為什么不把煙戒了。他尷尬地笑了笑，解釋道，在鄉下跑銷售見人就得發支煙。他總是竭盡所能多干一些活，一心想著為兒子多留點家底。如今，他的兩個女兒已經出嫁，小兒子在外地念大學，一年五六千學費加每月生活費，是家里最大的一筆開支。

在農村，娛樂生活相對貧乏。休息時間，他和老伴在家看電視劇，偶爾也會和村里人打一塊錢的麻將。進入冬季，當地室外的氣溫不高，午后的陽光增添了幾分暖意。在一戶人家的大門口，四個村民架起了一張桌子，圍坐在一起打撲克，旁邊站著三五個看客，其中一個就是范勇。

“絕對不談孩子”

范勇看上去就是個生性樂觀的人，時常滿臉笑。他個子很高，戴黑框眼鏡，穿著件配毛領的棕色皮衣。他的父親從八十年代起，就開始賣“全采”血，卻一直不許他去，且再三囑咐賣血不好。

他參與賣血時，上蔡賣血的高潮已經過了，當地一些村民選擇坐車去附近的城市賣血。1995年春天，他跟著幾個年紀相仿的村民，坐著“呼啦呼啦”的破舊大巴，趕去河南省新鄉市賣了第一次血。范勇回憶起這一切時，跟其他幾個病號不同，連說起后悔，臉上都依然掛著笑。

在那之前，二十多歲的他從未出過遠門。在范勇心中，賣血就是當時一件時髦的事，因為那時身邊幾乎相識的年輕人都參與其中。用他的話說，自己趕了一回后潮流。從血站出來，他直奔新鄉市商業街，買了幾件新衣服，賣血得來的七十塊錢，在兜里還沒揣熱就花光了。回去之前，沒見過火車的他還專程去了趟新鄉火車站。至今，他還能清楚地記起，當時獨自沿著鐵軌，一節一節數火車的事。

前幾年，范勇帶著藥南下打工，在廣州開貨車。據他說，村里的艾滋病病號外出打工，可以向村衛生所申請，將原本按月發放的抗病毒藥品，一次性領取一年或半年的量。當地的工作機會不多，辛苦的活也掙不到太多錢，一些正值壯年的病號，便會選擇帶著藥去外地務工。身體實在支撐不住，再回老家養病。在上蔡縣，政府給每一個艾滋病病號發放了一張特殊的醫療卡，可以在當地縣城醫院免費就診。

近兩年，身體虛弱了些，他就沒再出遠門，在村附近的工地，找了粉刷外墻的臨工做。但對于他的身體而言，這類工作太辛苦，又是高危作業，因此每次他總是做一段時間就中斷了。最近，他右肩上長了一個淋巴結核，吃了三四個月藥，仍未見好，便一直閑在家里。

范勇現在借住在一間破舊的小屋里，床頭不遠處，大大小小的藥瓶堆放在一條木椅上。屋對面就是他還未竣工的三層洋樓。蓋新房不僅花光了所有積蓄，還欠了十幾萬外債。他的妻子也感染了艾滋病，但通過母嬰阻斷治療，兩個兒子都很健康，這棟新房就是為兒子結婚準備的。

2011年11月29日，河南省艾滋病防治辦公室的專家就曾告訴新華網的記者，當年河南省艾滋病母嬰阻斷成功率超過了95%。

曾經，大批媒體涌進村子，曝光了文樓村的艾滋病疫情，也給他們扣上了“艾滋病村”的帽子。有的村民外出務工，雇主一看身份證地址就拒絕了。近幾年，國家加大了對艾滋病相關知識的宣傳，情況有所改善，但他們還是擔心影響到下一代。

采訪時，范勇與其他幾位病號很默契，都強調說：“絕對不談孩子。”

“死也要死在家里”

為了供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上學，張柳軍始終沒有花錢蓋新房，連院子里的磚墻都不曾翻新。夫妻二人在縣城租一個攤位，起早貪黑買服裝，“一個月能掙三千多元，辛苦一點沒關系”。

在村里，張柳軍算是一位傳奇人物。他1992年去深圳打工學修車，是村里最早一批見過外面精彩世界的人。

1995年，因妻子生孩子奶粉不夠喝，張柳軍在磚廠工友的慫恿下，上午賣血，下午趕回廠里干活。幾次下來，感染了艾滋病毒。

8年后，正在深圳打工的張柳軍病發。咳嗽、高燒，與當時“SARS”癥狀相似，當地醫院一度把他當作“非典”病人醫治。張柳軍冒著誤診的風險向醫院隱瞞了真實病情，他有自己的小算盤：“當時一個非典病人要6個醫護人員來醫治，他們每個人身上穿的都是特別隔離服，每套150元，6套900元。如果我不是非典病人，這些費用都需要我自己來承擔，我哪里出得起。”

最后，張柳軍還是被查出艾滋病，花去打工掙到的8萬元，還欠了醫院1萬多元醫療費。

出院后，張柳軍還發著燒，非典時期也進不了車站，他就偷偷地從后門溜進去。“怕死在外面，一心想著要回家，死也要死在家里”，張柳軍甚至向同鄉提出，只要幫忙把他送回家，愿意出15000元，但沒人敢。

回到家里，張柳軍幾乎見藥就吃，既吃中藥，也打點滴，總算保住了命。

“死了什么都沒”

幾天前，上蔡剛降了初冬的第一場雪，融雪后青綠色的麥地里泥土稀松。周存念朝兒子的墳頭走了幾步，鞋粘上了一層厚土，步子放慢了些。他穿著件黑色的棉衣，個頭不高，體型偏胖，并不抽煙的他，兜里揣著一包紅旗渠香煙。2007年7月25日，周存念的兒子——13歲的周墩因感染艾滋病去世，墳頭安在十里鋪村一片廣闊的麥地中。當提出請求想去望一眼周墩的墳頭時，周存念語言有些閃躲，還反復問了幾次“真的要去嗎？”

下午三點半，正值學校下午課休時間，孩子們的嬉鬧聲從不遠處傳來，這片麥地西頭是黃斌希望小學。周墩就曾在那就讀，念到小學四年級。

周存念站在麥地里，瞇著眼望向田埂盡頭的一堆房子，指著處西面土墻殘舊的平房，那是他的家。進門是一個局促的院子，空地里堆放著些紅磚，顯然改建還沒完工。院子南面有一處三間屋的平房，內墻剛粉刷過，廳屋與臥室之間顯露著舊屋的門楣。當地政府補貼了周存念家6000元，加上向親戚借的債，不夠重建，他就湊合著把老屋翻新了一下。

在這間不足二十平米的廳屋內，一臺14寸老式國產彩電擺放在左墻角的木椅上。1993年末，周存念帶著妻子秀梅在外躲計劃生育，用賣血賺來的1400多元在河南濟源買了這臺14寸如意牌彩電。

秀梅是他家目前唯一的艾滋病病號。1993年的一天，秀梅像往常一樣趕去血站賣血，800毫升標準的血袋還未抽滿，就暈了過去，這才發現自己已經懷孕。當時，她懷的孩子正是周墩。如今，八年過去了，但她從未去過兒子的墳頭。

周存念一直懷疑兒子染病另有因由。2000年，七歲的周墩身體比同齡的孩子弱，時常生病，因此經常在村里的私人診所推靜脈針。周存念回憶說，在那家診所打過針的人，好幾個染了病。

在父親的心中，周墩是個苦命的孩子。三四歲時，秀梅外出打工，周存念在窯廠干活，無暇照顧家，他便被留在臨近姥姥家生活。有一次，他和幾個表兄妹跟著姥姥出門，在村頭的一座小橋下撿了一包“聞到死”老鼠藥。他以為是方便面的調料，撕開就往嘴里倒。倒地的時候，他手里還拽著另一包，被跟在身后的姥爺及時發現，立即送去診所打了一劑強效的解毒針，才保住了性命。

2005年，周墩被檢查出得了艾滋病。起初，他左邊大腿出現了大面積的皰疹，后來又患了腦炎。2006年上半年，母親帶著他住在縣城醫院治療。一段時間后，病情好轉就出院了。但過了將近一個月時間，病卻再次發作。第二次，他病得更嚴重了，住院八個月后，經歷了雙目失明和無休止的頭痛，周墩還是沒能熬過去。

周存念說著停頓了一會，補了句劉義說過的話：“死了什么都沒”。

“我好想把我的故事寫下來”

2006年4月，上蔡縣后楊村的張莉莉曾和周墩住在同一間病房。那一年，她也病得厲害，心臟、脾臟和胃都出現了問題。病發后，丈夫離開了。同患艾滋病的父親守在病床前照顧她，而兩歲的女兒便托給母親看管。時隔九年，她仍記得住同一間病房的周墩——“那個母親抱在懷里，一直喊著頭疼的孩子”。

病愈后，張莉莉改嫁，帶著女兒一起搬去了離娘家兩三里遠的南大吳村。現在，她三十六歲，梳著馬尾，臉色蠟黃，坐在屋里仍穿著棉鞋，裹著羽絨服。因為體質太差，沒有力氣干活，多數時間她都不會出門。

1994年冬天，張莉莉與兩個比她年長兩歲的姐妹相約，一同去了縣城醫院賣血。2004年，政府為賣過血的村民提供艾滋病檢測，她們仨都感染了。張莉莉只去縣城醫院賣過六次血，可偏偏她染了艾滋病。再次說起這件事，她不經意間顯露出一臉無辜。

當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告訴澎湃新聞記者，當地疾控中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9月30日，上蔡縣確認艾滋病感染者一共8582人，今年前九月共計約有100人死亡。劉義說，也許再過十年，他們的遭遇便會被人們淡忘。張莉莉目光凝視著遠方，在一旁側著臉，沉默了許久，突然說了句：“我好想把我的故事寫下來。”

（上蔡縣艾滋病患者張莉莉自述：http://www.6773257.com/newsDetail_forward_1403675）

（文中受訪者皆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