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持續了數十年的“學習新加坡熱”，在諸多領域都留下了深刻烙印。直到今天，新加坡的城市規劃與治理經驗依然是中國努力學習的重要樣本，來自不同城市的規劃者與決策者絡繹不絕地南下取經。

是什么讓這個原本雜草叢生、垃圾遍地、棚戶區林立，連飲用水都要由馬來西亞提供的貧窮漁村，成為如今人文與自然環境相得益彰、交通井然有序、住房自有率超過90%的花園城邦？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于新加坡高瞻遠矚的城市規劃。近日，被譽為“新加坡規劃之父”的新加坡宜居城市研發中心咨詢委員會主席、原建屋局局長、原重建局局長兼總規劃師、77歲高齡的劉太格博士，在獅城接受了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的采訪，講述了新加坡先進的城市規劃理念背后的奧秘，并為中國城市規劃的現存問題給出了建議。

“每個城市都有希望改變、改善，你越早下決心，花的成本就越低。新加坡為什么能夠相對富裕？我們一開始就下決心做合理的事，所以幾乎沒花什么冤枉錢。中國現在要改善大城市的現狀，當然要花相當一部分錢去處理，如果現在不處理，以后的問題會更嚴重，花的錢也會更多。”劉太格說。

高密度建筑城市規劃秘訣：仿效西方棋盤

開放、多元且充滿活力的“世界花園城市”新加坡歷來是現代城市規劃設計中的經典案例。更令中國效仿者欣喜的是，這一樣本看起來是如此具備現實吸引力和參考價值：新加坡的總面積約718平方公里，僅相當于北京的4.4%，還不及中國一個較小的地級市。總人口約547萬，人口密度約為7600人/平方公里，是北京的5.8倍。就是這樣一個彈丸小國，卻罕見交通擁堵等城市病，基礎設施完善，吸引外資能力一流。

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記者探訪新加坡的數天內，曾于早中晚多個出行高峰時段乘車穿梭其中，即使在中央商區，也幾乎沒有遇到堵車。由于綠色植被覆蓋率高且層次豐富，建筑錯落有致，作為世界級金融中心的新加坡絲毫沒有許多大城市“標配”的壓抑感。

僅從國土面積上看，新加坡是地地道道的小國。即便如此，規劃者依然將全國劃分出5個100多萬人口的片區。5個片區之下再分割出25個衛星鎮。各級中心依據人口規模和布局配置了相應等級、規模和功能的商業、學校、醫療、交通等設施，民生問題基本能就近解決，極大地減少交通出行。對于中國的超大型城市，劉太格曾提出類似的“星座城市”理論，也正是源于新加坡的成功經驗。

“新加坡建筑密度很高，不過我們做規劃的時候做了巧妙處理。我講一個新加坡的巨大秘訣，那就是我們在處理高密度建筑時，是拿西方的棋盤作為參考。”在劉太格口中，新加坡城市規劃的思路清晰明了，“西方棋盤就是黑白相間，黑的我們就當作高密度的住宅或是寫字樓，白的就是公園、廣場、不能太高的商場和體育場所等等。所以感覺沒那么壓抑，經常能看到天空。”為了研究高樓密度是否有最上限，劉太格坦言自己還在找心理學人士幫忙。

在劉太格看來，判斷高樓成不成功的標準有兩個：一是看不看得到天空，二是電梯設計管理好不好。“現在新加坡人住在高樓里完全沒顧慮。系統每5秒鐘掃描一次，上萬部電梯，哪一個有問題，建屋發展局都比居民提前知道。”

早在建國之初，新加坡政府就制定了建設花園城市的目標。在土地資源十分緊缺的情況下，他們提出了人均8平方米綠地的指標，并要求在住宅前均要有綠地。若是建筑物前的綠地不足，也會在各個樓層插縫綠化，或是在樓頂建花園。

除了綠道串聯、建筑高低錯落，新加坡的空間環境處處體現出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在保留多重文化傳統的歷史街區之余，在城市中心，新加坡政府很強調建筑創造的藝術性，鼓勵引進國際建筑大師設計。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走在新加坡街頭，經常可以看到成片該國用以實現“居者有其屋”政策的政府組屋，類似于中國的經濟適用房，建筑風格完全一致。整齊劃一之中，愈加凸顯穿插其間的商業建筑多元的形態之美。

“在新加坡，最高領導不是總理，也不是總統，而是真理。”

對于全世界而言，五十年并不是很長的時間。但對于新加坡這個年輕的國度而言，在已故“國父”李光耀帶領下的五十年，其從一個一無所有的臟亂差小島，變成了一個活躍成功的經濟體。作為地理位置特殊的小國，實用主義和憂患意識貫穿新加坡的發展史，也淋漓盡致地體現在其城市規劃上。

1969年，劉太格回到新加坡加入建屋發展局工作時，參與規劃的新加坡城市發展年限是一百年。在遠期規劃基礎上再做中期規劃，做完中期再做近期規劃。也就是說，概念式的長期規劃已經敲定了大方向，在此基礎上不斷精細化，才能相互銜接，環環相扣。“為什么要分開做？比如你把15年的規劃敲定了，最近15年的基礎設施投資就在這里。如果沒有分期開發，基礎設施可能就是到處亂投。結果就是成本無謂增加。這也是我們打了一個經濟算盤。”

在提及新加坡成功經驗時，人們往往對新加坡“以經營企業的理念來經營國家”津津樂道。投資-收益，劉太格在談話中多次提到了這組詞。在他看來，若要追求可持續發展，那每做一個投資，就要考慮收益，“我們會把土地先留下來，比如一個三車道，我們會先做兩車道，等車流量增加了再做三車道，要是再增加，才變立交。都是當作生意來做的。”

規劃的時間跨度太長，如何確保其執行與實施？除了高度法制化，劉太格多次強調了領導意志與素質的重要性。“以李光耀先生為榜樣，他們每次處理問題都經過深入思考和討論才做決定，而且是非常客觀的決定。我經常對外來朋友說，在新加坡，最高領導不是總理，也不是總統，而是真理。總理和總統都要尊重真理。”

尊重真理所折射的，是充分尊崇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我過去做政府公務人員的時候，要是上級領導出于對某個問題不了解而非故意，要我做我不同意的事，我就當面和他說，我認為這是不妥當的。基本上百分之百都能說服對方，而且不用費勁，因為我們的最高領導不是他們，而是真理。”劉太格回憶說，上級領導并不會干預技術問題。通常都是確定一個方向，但不對具體操作指手畫腳。如果需要上級從政策法令、財務上提供支持，在事先提出要求的前提下，對方也會做到。

“80年代初，他（指李光耀）寫給我一封信，要求在兩三年內，把所有還沒有拆遷的棚戶區居民全部拆到公用住宅里，就一句話。他沒有說我要你先拆這個再拆那個，沒有這些。這對我們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我們就按專業能力去制定計劃。壞處就是，你沒有把這個工作做好，你的職位就保不住了。”劉太格充分肯定了這一制度，以及與政治領導之間理智化、健康的關系。

當然，以上等式成立的重要前提是，要匯集一群高水平的專業人士。建國之初，新加坡國內人才缺乏，于是聘請聯合國高級專家編制了高起點、高標準、覆蓋全境的概念性發展藍圖。“我們還有個好習慣是，請外國人來，讓他們和本地工程師、建筑師、規劃師對接。他們走了之后我們就把他們的經驗留下來，所以現在我們這些專業人士都是世界水平。”

推行政策過程中，或多或少必然會遭遇民意的抵抗。遇到市民的抱怨，劉太格通常的態度是，“小心地聽取他們的意見，并在分析之后做出決定，以非常尊敬的態度把道理說給他們聽。幾乎百分之百的事件我都能過關，他們都能接受。所以不要把他們當成弱智的人，而要把他們當成很聰明的人。”

“全球搞規劃和城市發展條件最佳的是新加坡，其次是中國”

迄今為止，劉太格已給近40個中國城市規劃項目做過顧問，也發現了中國城市規劃設計中的諸多通病。很重要的一點是，新加坡和劉太格本人引以為豪的長期規劃在中國并不受歡迎。

城鎮化勢不可擋。早在多年前，劉太格就提出中國政府應對大規模城鎮化制定長久的規劃。“假如說在今后的30年或者50年里，中國總人口的80%要到城市里面去，那么這些城市是不是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呢？一般在我中國工作的時候，總是建議他們做一個到2060年或者2070年的規劃方案，先預測未來的人口會增加到一個相當高的數字。”

現實依然骨感。“現在是2015年末，你們國內很多方案是做到2020年。這是不可想象的，我在你們國內做的方案起碼是2050年，多數是在2070年。但如果你和他們說要做百年的，我看領導們也沒有興趣。”

劉太格還提出，城市規劃的“基本功”比“性感”更重要。“現在中國規劃界我比較擔心的問題，就是很多新的、荒唐的道理，聽起來高度性感。因為性感，大家就想做。但這個道理到底正確不正確？多數人搞不清楚。等這項工作做完，20年之后發現不可行的時候已經浪費了很多錢、犧牲了很多人的生活質量。我今天和你們說的理論一點都不性感，所以他們不一定會接受我的理論。但這是良藥苦口。”

他認為，中國是最具備條件采納新加坡城市規劃制度和模式的。“我經常和你們國內的領導說，今天全球搞規劃和城市發展條件最佳的當然是新加坡。其次是中國，不是美國，也不是歐洲。”為什么呢？首先中國重視發展也重視規劃，在規劃方面投入了巨大資金，只是規劃做得不好。中新兩國的共同點在于，都可以比較強勢地實施土地規劃。“但區別是，新加坡是高度法制化的。還有一點和你們國內類同，我們的土地70%是國有的，這很關鍵。在日本就不可能，如果要建快速路、蓋公共住宅、建污水處理廠，每個項目可能要和業主談5年、10年，才能夠說服他們，甚至征收土地都有問題。”

基于兩國間的這些共同點，劉太格稱，第一中國要充分利用這些優勢，第二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優勢，“你們就沒有借口說你們的城市不可能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