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層缺的是雪中送炭，而不僅僅是錦上添花。在現有的稅制結構下，要減稅，就一定要來真的，而不是對當前稅基乏力帶來收入下滑的事后承認。

最近20年，稅收增長和宏觀稅負之間的關系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1994年-2000年期間，稅收年均增速為17%，宏觀稅負均值為11%，屬于“低稅負，低增長”階段；

2001年-2005年期間，稅收年均增速為18%，宏觀稅負均值為15%，屬于“低稅負、高增長”階段；

2006年-2010年期間，稅收年均增速為21%，宏觀稅負均值為17%，屬于“高稅負、高增長”階段；

2011年至今，稅收年均增速為13%，宏觀稅負均值為19%，屬于“高稅負、低增長”階段。

宏觀稅負的提升，沒有帶來稅收高增長，一定是稅基出了問題。

目前，中國稅收的結構包括流轉稅、所得稅、資源稅、財產稅、行為稅五大類，共18個稅種。從稅種的收入結構看仍然是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特征。2014年流轉稅收入占比為63%。

這樣一來，每當通脹高的時候，稅收增速也快，通脹水平低的時候，稅收增速也低。伴隨通縮壓力不斷增大，稅收增速將降至5%，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最低增速。

那么財政支出端的捉襟見肘，經濟運行又需要財政積極，如此兩難的局面怎么克服？

上世紀70年代，美國總統里根的經濟顧問阿瑟·拉弗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線”，指出政府的稅收收入與稅率之間的關系，當稅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時，提高稅率能增加政府稅收收入，但超過這一的限度時，再提高稅率反而導致政府稅收收入減少。因為較高的稅率將抑制經濟的增長，使稅基減小，稅收收入下降，反之，減稅可以刺激經濟增長，擴大稅基，稅收收入增加。

既然中國選擇了“積極財政政策”，為什么不通過調整法定稅負來涵養稅源呢？

作為結構性宏觀調控手段的財政政策，其政策含義無非就是兩條：“予”與“取”，由此當前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含義就可以具體化為“多予少取”,結構調整目標的落地實際上就是對誰“多予少取”。

要支持實體經濟發展，讓中國經濟順利地爬坡過坎，實施普遍性的減稅政策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