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株烏龍茶樹，從閩南移栽到北臺灣，從中央山脈剪枝到滇西北高原扦插，如今又將漂移到何方？本系列分為3篇，作者在探尋茶人與烏龍茶的故事途中，也在探尋流離中的故鄉。

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清廷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廢除公行制度，準許英商在華自由貿易。1843年廈門開埠，次年福州開市，兩個口岸茶葉出口量在1850年代直線增長，至1859年，福州茶葉出口已位居各商埠之首。

第二次鴉片戰爭，清廷與英法等國簽訂《南京條約》，增開臺灣淡水等通商口岸，聘請英國人幫辦中國各通商口岸海關稅務司。福州、廈門、滬尾（淡水）海關稅務司署相繼設立，專事管理洋船貿易，征收洋稅。

1861年，時年25歲的英國駐廈門副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被派駐臺灣擔任首任領事。郇和出生于印度殖民地加爾各答，18歲時前往廈門領事館當翻譯，其身份在外交官與博物學者之間穿梭，此前曾兩次到臺灣進行探險考察，22歲時發表了第一篇學術論文《廈門的動物相紀要》。

郇和對淡水周邊零散種植的茶園進行考察，撰寫領事報告介紹說，北臺灣氣候比福建北部溫暖，產茶季比福建更早，或可選擇適合當地氣候和土壤的茶樹品種，并且產茶地靠近出口港口，交通便利。郇和還將臺灣茶樣分別寄給三位英國驗茶師鑒定，獲評“茶之味道甚佳，惟制茶及包裝方式粗陋”。

比郇和小兩歲的蘇格蘭人杜德（John Dodd），此間也來到臺灣，為香港英商顛地洋行（Dent & Co.）擔任貨監船長與代理人，從事臺灣沿岸樟腦采購貿易。杜德此前已在顛地洋行服務10年，其身份在商人與探險者之間穿梭。1864年，杜德成為顛地洋行駐淡水的代理商。早在1850年代初，顛地洋行與怡和洋行就在臺灣半正式地開展貿易，運出樟腦并輸入鴉片，二家合作共同壟斷臺灣的樟腦與鴉片貿易。杜德移駐淡水不久，清朝官府宣布禁止外商在臺灣通商口岸之外從事貿易，臺灣沿岸非條約口岸的特許樟腦生意被終止，杜德轉而調查臺灣北部的物產資源時，意外發現臺灣茶葉的潛力（杜德，1895年，Formosa, The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

“1865年勘查樟樹林區時，我無意中發現肉桂樹和10至12英尺高的野生茶樹。經探詢，我發現在雞籠和艋舺，及至艋舺西南區域，有農戶在園中種植少量茶葉，主要供應國內消費。我將能得手的茶葉收購一空，發現這些茶葉能在澳門市場賣到好價錢。于是我立刻通過我的買辦（李春生）借貸資金給農民，請他們擴大栽培。此外，我還從廈門引進茶樹枝條。”

臺灣茶首次外銷成功，杜德與美商建立起茶葉轉銷美國的渠道，遂通過在其手下擔任買辦的廈門人李春生，于1866年從福建安溪引進茶樹到淡水河流域，交給農民改種，擴大茶葉種植規模，開啟了在淡水經營臺灣烏龍茶的事業。

1867年，杜德成立了自己的商行（Dodd & Co.），沿用老東家顛地洋行的漢文名稱“寶順洋行”，投資設立茶廠，并且成為原與顛地齊名的怡和洋行駐淡水代理行商。杜德逐步建立起北臺灣的茶葉收購制度，以及臺灣茶葉品質分級制。他將茶葉樣品送至怡和洋行福州分行檢驗分級，將臺灣烏龍茶分為極品（choisest）、精選（choice）、優（finest）、可（fair）、常（common）等多種級別。

臺灣茶，先在當地經過粗焙，裝在竹籠里用帆船運往廈門，在茶廠進行精焙和包裝，再裝船出口到美國或其他口岸。彼時位于大嵙崁溪、新店溪及淡水河交匯處的艋舺為北臺灣的商業中心，當地諺語“一府二鹿三艋舺”說的就是：艋舺為臺南、鹿港之后的第三大港市。

杜德1868年在艋舺租屋欲設立茶廠受阻，釀成當地商民的反英風潮，被迫轉往艋舺以北位于淡水河邊的大稻埕，設立茶葉精制廠。從廈門和福州帶來熟練的制茶工人，就地烘焙精制臺灣烏龍茶，標志著原本的福州、廈門兩口岸壟斷的烏龍茶生產加工權，部分轉移到了臺灣淡水口岸，奠定臺灣茶在國際市場上自成體系的最重要基礎。

在杜德的經營下，臺灣茶出口量由1866年的1359擔、1867年2030擔、1868年3961擔，增長到1869年的5469擔，成為淡水口岸最引人注目的商品。1869年，極有可能是3年前引種的安溪茶苗已長成收獲，杜德雇船裝運了2131擔（284133磅）北臺灣茶葉，首次以Formosa Onlong Tea為商品名，直航紐約，結果在美國市場大受好評。當年的蘇伊士運河完工開通和美國東西橫貫鐵路竣工，也為臺灣茶直接運銷紐約市場大幅降低了成本。

杜德的臺灣茶葉出口的空前成功，引起怡和、德記、水陸、和記洋行等英商和福州、廈門商人前來參與，茶園種植面積激增，北臺灣茶業進入興盛與競爭時期，為當地帶來大量的工作機會和商機。每逢制茶季節，大稻埕的茶葉工廠就會雇傭大量女工，當時的婦女通常只在家里做家務，外出做工賺錢的機會十分難得。她們坐在大稻城店鋪門外的走廊下，一邊挑揀茶枝，一邊聊天，烏龍茶葉被時人稱作“歡樂葉”。1870年，淡水口岸出口茶葉10540擔，每擔均價增至30銀元。

臺灣茶葉躍升成為清季臺灣出口第一位的貨物，造就臺灣經濟史上的第一次繁榮，大稻埕的崛起讓臺北日后取代臺南成為臺灣的經濟和政治中心。杜德也因此被后人譽為臺灣烏龍茶之父。他在經商之余，還兩度擔任美國駐淡水副領事，兼任荷蘭駐臺灣副領事、香港《孖剌西報》通訊員，并在《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期刊》發表多篇有關臺灣高山原住民的考察報告。李春生在離開寶順洋行后，自行經營茶葉外銷，繼而投資不動產，獲利甚巨，成為臺北大稻埕李氏家族的開基祖。

2019年，臺灣北部坪林茶區。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約翰·杜德

杜德1888年出版的著作，漢譯《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臺灣外記》

2019年，臺北大稻埕李春生紀念教堂

當臺灣茶憑借優選樹種、新茶樹和精制加工技術的優勢打進國際市場，烏龍茶在福建原鄉卻深受苛捐雜稅和劣質廉價的打擊。太平天國和小刀會戰亂阻塞了武夷茶運銷上海和閩中茶區運銷廈門與廣州的商路，口岸茶市陳貨的廉價競爭與產地茶價居高不下，讓茶商急于脫手，導致擇茶不細，包裝時又摻入茶末增重，茶葉品質持續下降。

1677年至1679年擔任廈門海關稅務司的穆和德（ R . B. Moorhead）先后在其年報中指出，“福建茶農缺乏科學的栽培，年復一年地造成所生產的茶葉質量敗壞。隨著印度、緬甸和馬來半島茶葉生產的發展，中國將發現自己的這一大宗貿易有一部分被奪走了，印度茶葉照管更細心，制作更誠實。” “幾年前，廈門口岸的茶葉貿易便遭到了日本和臺灣茶葉的強有力的競爭，據說日本茶葉一直以迎合美國市場口味為目標。”

到了19世紀80年代，由于茶葉質量低劣，市場價格無法與其他產茶國的茶葉競爭，福州口岸的茶葉出口數量持續銳減，而廈門由原來的地產茶葉出口口岸變成臺灣茶的轉口口岸。日本向美國出口茶葉數量則持續翻番，起因除了其茶葉出口稅不及中國一半，更重要的是精心栽培和采用新的精制機器。

彼時，幾乎歷任福州海關稅務司和廈門海關稅務司都在其報告不厭其煩地分析，福建茶沒落的各種外部和內部原因，但無人將其歸咎于植物獵人福瓊（Robert Fortune）盜走中國茶種，從而讓中國失去支配世界茶葉市場的力量。

福建和臺灣產茶區位于北溫帶圈內，東南季風帶來充沛的太平洋水汽，同時氣溫和雨量適中，茶樹生長可避免過熱和嚴寒。臺灣北部和中部丘陵的土地多呈酸性，富含有機質，下層土壤含鐵質至礫質粘土，排水良好，有利于茶樹栽培，茶樹一年能四收。連橫所撰的《臺灣通志》言，1810年福建茶商柯朝從廈門將茶株帶到臺灣，在基隆河上游試植成功。考其茶樹品種，很有可能是原產于安溪、同安、長泰三縣交界的高腳大葉烏龍。也有傳說，南投縣鹿谷人林鳳池在1855年將福建武夷山的烏龍茶苗移植到了凍頂山，張乃妙、張乃乾兄弟于1896年將安溪大坪原籍地的紅心鐵觀音茶苗帶到木柵漳湖種植。

早在杜德經營臺灣烏龍茶的時代，時任廈門海關稅務司休士（George Hughes）就在海關年報中指出，本地區最好的茶葉產于安溪，正好處于緯度25度，東經118度和119度之間。最適合茶樹生長的氣候條件，是在緯度23-25度、東經115-122度。19世紀后期前往臺灣進行地理考察的法國調查員卡恩（Reginald Kann）也提出，茶葉適合生長在北緯24度至25度之間的一條狹長地帶。

幸運的是，北臺灣與福建安溪位于同樣的緯度。

（作者許路系生產技術史學者與社會學者。感謝賈浩、陳子揚協助資料檢索）

參考資料：

《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海關總署辦公廳編，京華出版社，2001年出版。

《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1867-1895）》，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合編，“中研院”臺史所，1997年出版。

《近代廈門社會經濟概括》，廈門市志編纂委員會委員會、廈門海關志編委會編譯，鷺江出版社，1990年出版。

《福建文史資料》第10輯（《閩海關史料》專輯），福建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室編印，1985年。

《近代中國茶業的發展與世界市場》，陳慈玉著，“中研院”經濟研究所，1982出版。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John Dodd, Printed for private circulation.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888. Originally serialized in the Hongkong Daily Press.

Formosa. John Dodd, The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 11 (1895): 553-570.

黃頌文著，《清季臺灣開港前后英商杜德與寶順洋行的崛起（1850–1870）》，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看見十九世紀臺灣——14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費德廉、羅效德編譯，如是出版社，2006年出版。

《福爾摩沙考察報告》，Reginald Kann著，鄭順德譯，“中研院”臺史所，2001年出版。

《李春生自述》，“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明治二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二卷，官規官職八，李春生及辜顯榮敘勛ニ關スル件。

《臺灣產業調查錄》，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編，金城書院印刷所，189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