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著名藏學家、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教授沈衛榮作客復旦文史講堂，做了一場題為“從‘演揲兒法’中拯救歷史：元朝藏傳佛教傳播歷史的重構與解讀”的學術報告。

談起此次報告的題目，沈教授說他自己關注這個題目前后已有30年時間了。沈教授最初在1980年代中期從事元朝蒙藏關系研究時就已注意到了史料中出現的所謂“演揲兒”法，但并無深究，而后在2002年在京都大學訪學時在張廣達先生的推介下開始在網上瀏覽往復論壇，見到當時正好有“云中君”（陸揚）、“老冷”（羅新）、“金輪法王”（張帆）等人熱火朝天地討論“演揲兒”，沈衛榮覺得自己更應該花力氣把這個問題搞清楚。經過這些年的研究，斷斷續續地寫過幾篇文章，直到今天，他說自己才算把這個困擾多年的問題徹底解決了。

幾百年來世人對“演揲兒法”津津樂道，而藏傳佛教究竟是如何在元朝宮廷中傳播的，卻早已被人遺忘，“今天我就是要把這段歷史從‘演揲兒法’的迷霧中拯救出來”。

何為“演揲兒法”：官修正史照抄野史

事實上，蒙古人在元朝建立以前就開始信仰藏傳佛教，如今中國西北地區清一色的穆斯林，但是蒙古人是例外，他們依然是藏傳佛教徒。大家知道，連“達賴喇嘛”這個名號也是蒙古人給取的，它原本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1507—1582）于1578年賜給第三世“一切智上師”索南加措（1543—1588）的一個封號，而俺答汗的孫子云登加措（1589—1617）也被認定為第四世達賴喇嘛。一直到清朝，蒙古人的絕大部分經濟收入都流入西藏，用于“進藏熬茶”。另外，乾隆皇帝寫有《喇嘛說》，一方面譴責喇嘛，另一方面卻說他是為了安撫蒙古才信喇嘛教的。但是，今天若問蒙古人究竟從何時開始信仰藏傳佛教，他們怎樣慢慢地接受藏傳佛教了，對此我們幾乎一無所知。

迄今為止，人們關于這段歷史的認知都源于明初士人權衡的私家筆記、或當視為元末野史的《庚申外史》，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癸巳，至正十三年（1353），脫脫奏用哈麻為宣政院使。哈麻既得幸于上，陰薦西天僧行運氣之術者，號“演揲兒”法，能使人身之氣或消或脹，或伸或縮，以蠱惑上心。哈麻自是日親近左右，號“倚納”。是時，資政院使隴卜亦進西番僧善此術者，號“秘密佛法”。謂上曰：“陛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亦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我‘秘密大喜樂禪定’，又名‘多修法’，其樂無窮。”上喜，命哈麻傳旨，封為司徒，以四女為供養，西番僧為大元國師，以三女為供養。國師又薦老的沙、巴郎太子、答剌馬的、禿魯帖木兒、脫歡、孛的、哇麻、納哈出、速哥帖木兒、薛答里麻十人，皆號“倚納”。老的沙，帝母舅也；巴郎太子，帝弟也。在帝前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且為約相讓以室，名曰“些郎兀該”，華言“事事無礙”。倚納輩用高麗姬為耳目，刺探公卿貴人之命婦、市井臣庶之麗配，擇其善悅男事者，媒入宮中，數日乃出。庶人之家，喜得金帛，貴人之家，私竊喜曰：“夫君隸選，可以無窒滯矣！”上都穆清為閤成，連延數百間，千門萬戶，取婦女實之，為“大喜樂”故也。

這段話的大致意思是說，元順帝時，丞相脫脫奏請哈麻擔任了“統戰部長”，哈麻在得到元順帝的寵幸之后，偷偷向他推薦了一個會“運氣之術”的印度僧人，這種“能使人身之氣或消或脹，或伸或縮”的法術叫做“演揲兒”。而后，資政院使、朝鮮人隴卜又向皇帝進獻了一位西番僧人，這位西番僧向皇帝傳授了所謂“秘密大喜樂禪定”，又名“多修法”，即藏傳密教中的男女雙修之法，這種修法聽起來像是一場君臣共演的群交派對。

此外，《庚申外史》中還提到了一種名為“十六天魔舞”的藏傳佛教儀軌：“[正當紅巾軍兵臨大都城下]，而帝方與倚納十人行大喜樂，帽帶金佛字，手執數珠，又有美女百人，衣瓔珞，品樂器，列隊唱歌金字經，舞雁兒舞，其選者名十六天魔。”蒙古皇帝“日從事于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為十六天魔舞”。因為“酷嗜天魔舞女”，不惜在宮中挖地道，每天“從地道數往就天魔女，以晝作夜”云云。

由此可見，《庚申外史》中記載的出現于元朝蒙古宮廷中流傳的藏傳佛教修法其實有三種，一種是所謂“演揲兒法”，另一種是“秘密大喜樂禪定”，還有一種就是“十六天魔舞”。但可笑的是，這些記載后來統統被明代修《元史》的人抄進了正史，而且還抄錯了，據《元史·哈麻傳》中記載：

初，哈麻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為之，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故有寵于帝，與老的沙、八郎、答剌馬吉的、波迪哇兒禡等十人，俱號倚納。禿魯帖木兒性奸狡，帝愛之，言聽計從，亦薦西蕃僧伽璘真于帝。其僧善秘密法，謂帝曰: “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 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揲兒”，曰“秘密”，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為司徒，西蕃僧為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于是，帝日從事于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丑聲穢行，聞于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

如果將正史中的這段話與《庚申外史》中的記載對比，就會發現野史中“演揲兒法”與“秘密大喜樂禪定”這兩種不同的修法在正史中被合二為一，而且“皆房中術也”，“十六天魔舞”也被描述成一種皇帝尋歡作樂的“淫戲”。因此，一段莫須有的野史就這樣變成了元末宮廷修習藏傳佛教史的官方說法。

中西方對藏傳佛教的污名化想象

從此，藏傳佛教也一變而為“房中術”、“淫戲”的代名詞，甚至還是導致元朝不足百年而突然滅亡的罪魁禍首。于是元朝末年就有人總結說，蒙古人征服南宋，一統天下，遂使“中國一變而為夷狄”，而西藏喇嘛于蒙古宮廷傳播的密法又使“夷狄一變而為禽獸”，遂使“堂堂人主，為禽獸行，人紀滅亡，天下失矣”。

但仔細考察《庚申外史》中記載的君臣言論，像“陛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亦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顯然是典型的漢人奸臣挑唆末代昏君的老生常談，根本不像胡人說的話，因此無論野史還是正史，關于元末宮廷所傳藏傳密法的記載都不可信，唯一可信的是我們根本看不懂的那些非漢語詞匯，比如“秘密大喜樂禪定”、“演揲兒法”和“十六天魔舞”等等，因為它們都是當時的人按照胡語發音用漢語記載下來的。

遺憾的是，雖然以上這些故事以訛傳訛，真假難辨，但它們對后世的影響卻極為深遠。元以來的漢文文獻中，不斷出現這些故事的新版本，并且常常流為色情小說的主題，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傳為明代著名江南才子唐寅所寫的色情小說《僧尼孽海》。

《僧尼孽海》有一回名為“西天僧、西番僧”，即是根據《庚申外史》中有關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宮中修“秘密大喜樂法”的故事添油加醋而成。有趣的是，唐伯虎還把漢人房中術經典《素女經》中的內容用來解釋所謂藏傳“秘密法”，將之演繹為龍飛、虎行、猿搏、蟬附、龜騰、鳳翔、兔吮、魚游、龍交等號為“采補抽添”之九勢。

這種色情化的想象源遠流長，直到當代都可見其例。1983年《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一部題為《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的短篇小說，它以游記的形式講述作者于西藏的所見所聞。“實際上，馬建在這部小說中所講述的大部分故事根本就不可能見于或發生于1980年代的西藏，它們不過是一些現代版的《僧尼孽海》式的西藏故事。”沈教授說。因為這部小說講述的五個故事都涉及怪異、不倫的性行為，特別其中對三代亂倫和宗教儀式性的性行為，即上師以灌頂為名與女弟子（女活佛）發生的性行為的細致描述，而被在京藏族同胞們視為侮辱而演變為一場政治事件。

不僅中國人對藏傳佛教存在誤解，外國人也一樣。13世紀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一方面稱西藏喇嘛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魔術師，另一方面則批評西藏人是最骯臟、最沒有性道德的人，比如為了換取一件可以說完全不值錢的小禮物，藏族母親能隨時把自己的女兒獻給外來商人、僧人等等。年輕女子獲得的這種禮物越多越受人羨慕，馬可波羅甚至挑逗性地鼓勵西方青年去西藏，隨便享用白送給他們的“室女”。

“演揲兒”的語文學研究

鑒于世俗社會長久以來對于藏傳佛教的“污名化”，要想澄清問題，就一定要明白所謂“演揲兒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元朝多元民族文化的背景下，它是蒙古語、藏語，亦或是梵語的音譯？

沈教授指出，最早將《元史》中有關“秘密大喜樂禪定”和“演揲兒法”的這個段落翻譯、介紹給西方讀者的是著名的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1910—1967）先生，但高羅佩對像“演揲兒”這樣來歷不明的詞匯一樣無能為力，還在翻譯過程中犯了很多錯誤。（詳見沈衛榮：《大師的謬誤與局限》，載《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1年6月5日）

當然除了高羅佩之外，歐洲最負盛名的漢學家、蒙古學家、藏學家都曾嘗試用歷史語言學的方法來揭開“演揲兒”這個謎團，如法國杰出漢、藏學家石泰安 （Rolf Stein，1911—1999）先生曾將“演揲兒”解釋為一個漢語、胡語混雜的動賓結構詞匯，“演”是漢語動詞，意為exécuter，或者pratiquer，即“表演”、“修習”的意思，而“揲兒”則是蒙古語詞jiral的音譯，意為“喜樂”，所以“演揲兒”的意義實際上就是“表演”或者“演習”喜樂。另外，德國著名的蒙古學家傅海博（Herbert Franke，1914—2011）先生則把“演揲兒”還原為一個蒙古語詞匯，說它是?ld?r或者?nd?r的音譯，意義皆為“喜樂”。

然而石泰安和傅海博的這兩種解讀不但沒有文獻學上的任何依據，而且明顯受了元明時代漢文文獻的誤導，將“演揲兒”指稱為“大喜樂”不過是明代史臣抄錄《庚申外史》相關記載時犯的一個可笑的錯誤，它原本與“大喜樂”毫不相干，而是指一種“能使人身之氣或消或脹，或伸或縮”的“運氣之術”。

由此，沈教授對他一直在國內學界倡導的語文學（Philology）有了新的體認：“語文學并不是對業已形諸文字的歷史資料中的語言的研究，而是將文本置于其本來的語言、歷史、文化和宗教語境中的深刻的研究和理解。”

為了從“演揲兒法”中拯救歷史，沈教授從以往沒有注意到的材料中尋找到一大批元代藏傳佛教資料，例如相傳為元代國師八思巴傳授、集譯的《大乘要道密集》、黑水城文獻和吐魯番文獻中都有相關內容。經過不同文字譯本的對勘和比較研究，沈教授終于解開了“演揲兒”這個困擾學界多年的未解之謎。

從“演揲兒法”中拯救歷史

簡而言之，“演揲兒法”原來指的是藏傳密教中的幻輪修法（’khrul’khor，’phrul’khor，或曰“機輪”、“旋輪”和“亂輪”等），這是通過一系列的肢體動作（瑜伽），來修習人身中的風（rlung、氣）、脈（rtsa）和明點（thig le）等。修習幻輪的目的主要在于調節風脈，強健身體，以幫助修行者消除身體的各種疾病，打開體內各處脈結，維持脈管中氣息的暢通，并能使人的身體具有八德五相等威儀。它是一種類似于今日流行之氣功的瑜伽修習法，西方人稱之為Magic Movement，多為藏傳佛教各派所傳無上瑜伽部究竟修習法，或曰圓滿次第修習之前行。

當然，沈教授還在講座中特別感謝了馬來西亞華僑學者卓鴻澤先生，說他首先正確地將“演揲兒法”和“秘密大喜樂禪定”區分開來，并認為“演揲兒”三字正是回鶻文yant?r（梵文yantra‘機關，關捩’之回鶻文形式) 一詞之對音”。（詳見卓鴻澤：《“演揲兒”為回鶻語考辨——兼論番教、回教與元、明大內秘術》，《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2007年）

其次，所謂“秘密大喜樂禪定”，或曰“雙修法”、“多修法”，即是藏傳密教無上瑜伽修習中的“欲樂定”修法，或曰“大喜樂禪定”，這確實是一種依持“行手印”，或曰“明妃”修習欲樂，漸次得“四喜”，體認樂空無二之理，現證究竟菩提，即身成佛的一種修法。這種修法或是密教性愛的最經典的一種形式，是密乘佛教無上瑜伽部之瑜伽尼本續的修法。它當早在西夏時代就已經由薩迦派上師傳入，傳說元朝首任帝師八思巴上師曾三次給蒙古大汗、元世祖忽必烈皇帝及其皇后、帝室以喜金剛灌頂，可見元朝蒙古人修習“大喜樂禪定”應當不是于元末宮廷中才開始的。

最后，在藏傳佛教的語境中，“十六天魔舞”原本是對無上瑜伽部本尊勝樂金剛之中圍（壇城）的一種供養，由十六位“明母”，或者“天女”，手持各種樂器，隨著特定的念誦和音樂翩翩起舞的一種宗教舞蹈，它不但與情色、淫戲無關，而且常常只是一種“意生供養”，即是密教行者自心間化出十六天魔舞女，于其觀想中以想象的“十六天魔舞”的形式作為獻給勝樂佛之壇城的一種供養。

在解開這三個詞匯的謎團之后，沈教授說：“現在我們可以說，將元末宮廷中所傳的藏傳密教修法定義為房中術、淫戲、把蒙元帝國滅亡的原因歸咎于蒙古大汗熱衷于修煉藏傳秘法顯然都不是歷史真實。”

“蒙古人之所以如此迅速地接受和信仰藏傳佛教，有深刻的西夏背景，我們的研究表明，幾乎所有可知的、在元代中國流傳過的藏傳密教修法都可以在西夏文獻中找到記載。西夏王朝對藏傳佛教吸收之甚深和廣大，遠遠超越以往人們的想象。藏傳佛教于西夏王國內的普遍流行為與其緊鄰的蒙古人接受藏傳佛教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并不是元朝立國后才開始的，它應該早在蒙古征服西夏和畏兀兒地區的過程中就已經開始了。”

沈教授最后指出：“元代蒙古人的藏傳佛教信仰對其后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影響，明代的大部分皇帝對藏傳佛教的信仰較之其蒙古前任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大量源自西夏、蒙元和明朝的漢譯藏傳密教儀軌，大部份都出自滿清宮廷的收藏。”

（本文整理參考沈衛榮：《從“大喜樂”和“演揲兒”中還原歷史》，《文匯學人》2015年8月28日。經主講人審定刊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