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瑋日記》前年終于點校出版，此文獻由“清史工程”資助，整理有年。《日記》所記自1894至1940年，時間連續，又與近代政事、江南社會關涉甚多，已受到史學界不少關注。《徐兆瑋日記》中關于戊戌政變后江南地方的記載，剛毅南巡一事頗值得注意。

光緒二十五年（1899）六七月間剛毅南巡江南，當時對外宣稱的目的是清理田賦與檢查保甲，其實是為了設法增加財源，以應付甲午戰敗后越來越艱難的中央財政。所以剛毅甫到江南，便與劉坤一、盛宣懷等談話，希望輪船局、招商局能夠增加對朝廷的報效，此事王爾敏、何漢威等先生有專門論述，不再贅筆。

當時翁同龢尚幽禁在常熟，所以剛毅來江南，常熟地方士紳尤其緊張。這樣的氣氛中，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五《徐兆瑋日記》中提到：

沈北山上疏攻榮祿、剛毅、李蓮英，稱為三兇，辭甚切直。徐蔭軒掌院事格不為上。翁弢夫聞之，恐其波及常熟相國，電致又申，囑葉茂如強挾之歸，聞已旋里矣。

膽敢上奏彈劾榮祿、剛毅、李蓮英，即令不考慮戊戌政變這一層，這在清末也絕對是駭人聽聞的言論，沈北山（鵬）何許人也？

上奏彈劾榮祿、李蓮英，沈鵬是誰？

民國時期編纂的《重修常昭合志》中，沈鵬有一小傳。其中也談及他“劾三兇”因而被斥革在本鄉看管，其后瘋癲郁郁而終。

民國《重修常昭合志》，先后由丁祖蔭、徐兆瑋擔任主纂，他們與沈鵬都頗有淵源。徐兆瑋與沈鵬年齒相當，中科舉時間也相差不多，屬同一代人。這一代常熟士人中，還有兩位留名文學史的，一個是曾樸，一個是張鴻。前者寫《孽海花》，成為清末社會小說的代表作；后者則以詩詞著稱，頗為錢仲聯、祁龍威等文學史家推崇，且在1930年代還曾寫《續孽海花》，又可見兩人關系莫逆。

曾樸也是沈鵬的至交好友。沈鵬幼年家境貧寒，曾經寄住于曾樸家中，他們又一同受學于常熟著名學者潘欲仁。這位潘欲仁，不僅教過曾樸、沈鵬，也是張鴻、徐兆瑋等人的老師，差不多都在1880年代科舉成功的這一批常熟士人，在少年時已經形成一個朋友圈子了。

這個朋友圈子進一步凝聚，與中西學社事件關系密切。光緒二十三年（1897）常熟的年輕士人潘任、徐念慈等在常熟興辦“中西學社”，參與其中的還有丁祖蔭、季亮時、曾樸、張鴻、徐兆瑋、徐念慈、殷崇亮等人。

清末興辦西學的浪潮中，這一學社是較早成立的。但此事遭到常熟大族的阻礙，主要的沖突是，縣中各項公共事務原本均各有固定捐助經費，成立一新學社，則要重新分配地方經費，這是“邑中大族”不能接受的。尤其是縣中本來的書院愛廬精舍由龐氏資助，不論就書院的影響力或經費重組兩方面考慮，當地大族都難以讓步。經過曾樸、張鴻等人力爭，縣中將本來資助編纂方志與維護佛塔的米捐轉用資助中西學社。這一過程中，以上諸人互聯聲氣，凝聚為關系更緊密、觀念也相近的交往網絡。

沈鵬在這個朋友圈子中，并不突出。他給朋友留下的一般印象，是木訥且有些天真。之所以這樣說，容后詳細道來。先來看這個朋友圈子的核心人物，就當時人的議論來看，最受矚目的是張鴻。他是光緒十五年舉人，中舉人后，為了備考，跑到京城長住，中進士后又任戶部主事。

沈鵬身處的常熟士人圈

在京期間，張鴻是常熟乃至蘇州同鄉中的活躍人物，他當時住在西磚胡同，毗鄰法源寺，與曹君直、徐少逵等人詩歌酬唱，同鄉朋友戲謔稱為“西磚體”。張鴻的詩詞似乎的確是不錯的，以至舊居京城的常熟前輩翁同龢、龐鴻文等人也注意到他。張鴻留下的《蠻巢詩詞稿》中，有他送給翁同龢、龐鴻文的酬唱詩：

送翁叔平相國

西京父子相，東海帝王師，剛節顯恭忌，高門平韋推，鳳雛稱綺歲，豹采郁奇姿，驥足黃金闕，龍頭白玉墀，風標秋岳峻，文藻彩霞披，誠謹修臣范，端嚴結主知，張皇濂洛緒，輔導舜堯資，圣學求黃發，中興定赤眉，同光神武遠，啟沃大功垂，慎密司樞務，精詳判度支，兩朝崇柱石，一德鏤盤彝，巨鱷東溟起，貪狼北地窺，老謀忘曲突，急劫值殘棋，忍謗憂疑日，沈機險厄時，孤忠天可鑒，勞績后方思，獨立溫公懼，群讒伯紀危，優崇漢幾杖，閑退宋宮祠，蕭灑歸田賦，高寒水調詞，長安云眷眷，故國月遲遲，此去江南晚，荷香獻壽巵。

送龐綗堂銀臺

高臥西湖湖水濱，逍遙山澤作閑人。試看蠟屐聊成癖，無復緇衣欲化塵。百果桑麻盡地力，一編文獻述先民（墾荒修志，公之素志也）。大臣自有居鄉度，報國無分出處身。

功力如何，筆者無能判斷，只是看得出張鴻對常熟兩位前輩頗為尊重，且這種尊重不全是源于對方的權勢地位。據說翁同龢得到張鴻之詩后，頗為贊賞，且為其改韻。張鴻送別翁同龢，當是翁同龢被發還家鄉幽禁之時；送別龐鴻文，則是戊戌政變之際后者避時事回鄉時。這都不是兩人權勢鼎盛之際，所以說張鴻的酬唱送別，多少是有道義的成分在。

戊戌政變后，張鴻仍然留居京城，此時他獲知家鄉新聞的渠道，主要是好友徐兆瑋，相應地，他也將其京中見聞源源不斷向徐兆瑋匯報。徐兆瑋是張鴻的妻弟，又性情相投，關系一直密切。

剛毅此行，以擴大財源為首要目的，清理田賦是辦法之一。所謂清理，自然只能增加，絕不會減少。所以剛毅清賦的結果，是增收江南田賦二十余萬兩，當地士紳一片怨聲載道。徐兆瑋與張鴻的通信中，也可見到不少對清賦的議論，徐兆瑋認為當年六月“催科之嚴厲，求之史冊亦不多得”。這雖然是夸張之語，但此次清賦給江南士紳帶來的沖擊，可想而知。

回到我們的主角沈鵬。就在這樣的氣氛下，沈鵬寫奏折要彈劾“三兇”。此時沈鵬只是一個翰林，當然沒有直接上奏的權力，要請翰林院掌院徐桐代奏。看到折子的內容，徐桐已經要昏厥過去，哪里敢代奏。然而彼時的媒體已經無孔不入，遇到這樣的話題新聞，必欲曝之天下，可是這樣做給當事人造成什么后果，就無人去管了。

彼時《國聞報》知道沈鵬此文后，即邀去發表，即《編修沈鵬應詔直言折》，一時京城輿論大嘩。不論看客諸公私底下怎樣議論，場面上總要說此事是政治不正確的，所以一定要懲處沈鵬，但似乎也不愿深究，只是將他發回原籍看管了事。倒是已經幽禁在家的翁同龢生怕此事牽涉自己，天天在家緊張得不得了。翁家三代謹小慎微，遇到這樣的事真是躺槍了。

《轟天雷》《續孽海花》：小說里的常熟“故事”

沈鵬一案，隨著他被遣回常熟看管，塵埃落定。但此事在常熟文人圈中卻繼續發酵，促成兩部小說的創作，一是《轟天雷》，一是《續孽海花》。

《轟天雷》的作者署名藤谷谷香，于1903年出版，又于1904年再版，可見當時頗為流行。文學史家中，阿英最早注意到這一小說，將其收入自己所編的《晚清文學叢鈔?小說四卷》中。不過，阿英并不知道此書作者是誰，對小說影射之人、事也不是很清楚，只是推測應當來自常熟，熟悉當地的人情掌故。至1986年沈縉提出《轟天雷》作者為常熟人孫景賢，小說主人公“荀北山”即沈鵬。沈縉為沈鵬后人，他的論證是有說服力的。

到1997年董文成、王明琦點校《轟天雷》收入《中國近代珍稀本小說》，對孫景賢的身世已有詳細交代。此公字龍尾、號希孟，曾留學日本，寫《轟天雷》時僅二十二歲。他偽托一個日本名字發表小說，避世人的耳目。

小說開篇說常熟晚近出了三個大人物，“一個是位極人臣，尊為師傅的老中堂；一個是傾國傾城，第一無雙的都老爺；一個是忠肝義膽，不顧生死的太史公。這三個人都與覺羅朝很有關系的，一個立朝無疵，是個純臣；一個扭轉乾坤，是個能臣；一個披肝瀝血，是個忠臣”。

“老中堂”自然是翁同龢，他在清末常熟士人中，聲望無二，孫景賢在后文中，還說要以翁為中心創作小說，題作《縉紳領袖記》，也可見其人望。“都老爺”是都御史楊崇伊，他是戊戌政變中的關鍵人物。戊戌政變前，慈禧太后本在頤和園，于八月三日下午接到楊崇伊奏折，奏請慈禧太后立即訓政，八月四日慈禧太后即回到宮內，于八月六日訓政。所以楊崇伊的奏折可視作戊戌政變的導火索，他的關鍵作用，歷史學界中1990年代以后才由孔祥吉、茅海建等揭出。但由孫景賢描述可見，此事當時在常熟士人中盡皆知曉。小說中的“荀北山”更說道：“常熟既出了一個巨奸大猾，罪魁禍首，必須再出一個為國忘身的大忠臣，方給吾常熟人爭爭氣！不然，吾們的臉子都辱沒盡了。”孫景賢且交代要以楊為中心創作的小說將題為《魑魅魍魎》，可見當時常熟一般年輕士人對楊的態度。

最后一位“太史公”便是沈鵬，小說中他是個書呆子樣而又以驚天動地為追求的人。小說中有一段描寫沈鵬中進士前后的故事，極能體現其剛正又迂訥：

譚老爺回去，喚廚房備了幾樣菜。北山來了，二人對酌。譚老爺喝了一回酒，捋了兩捋胡須，對北山微笑道：“北山兄，我與你一個人似的，說話不怕你怪。我聽見城里幾位老先生說，當翰林衙門，須要考了差，或者開了坊，才可以得志，不然就是一個苦京官罷了。那十余年在京的費用，倒不省呢！你要想想法兒才好。”北山答應不出來。譚老爺道：“我教了你一個法兒。在本鄉包倉米，管閑事，可以弄錢的，你如肯出面，我與你牽線。”北山聽不明白，道：“什么叫做包倉米，管閑事？”譚老爺道：“你小時候就進京，怪不得你故鄉的時事一樣不懂。我告訴你罷，中了舉人，自己的錢糧可以不完，自己如沒有田產，親友們及一切不干涉的人，只要將田過了你的戶，你在衙門里招呼一聲，也只要完二三成好了。只要戶頭多，一千、八百塊算不得什么，這不是白用他的么？這就叫包倉米。譬如人家有詞訟，請你到衙門里去說情，你只要看哪一邊送的禮物多，就幫哪一邊。那縣官見翰林先生說的話，比爺娘還靈，沒有不依的。你不看城中幾個紳士么，都是靠這兩樣金飯碗的。這是官面的弄錢，還有那不官面的。”北山問道：“不官面的是什么？”譚老爺道：“就是聚賭抽頭。”北山又問，譚老爺道：“譬如你做了東家，約了許多賭鬼，或搖寶，或牌九，看押主的多少，每擋抽幾塊錢，這是下等弄錢法兒。尋常人做了，衙門里要訪拿的，有些功名，就不敢捉了。你看徐市蘇家尖，不是常有幾個紳士在那里聚賭么？”北山方曉得天下還有這些事情，心中決斷不來，嘴里不做聲。

孫景賢創作《轟天雷》，以本鄉人寫本鄉事，同鄉士紳都是知道的。《徐兆瑋日記》中就提及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十九日，孫景賢將《轟天雷》帶給徐閱覽。而沈鵬的摯友張鴻寫《續孽海花》，第五十五、五十六回專寫沈鵬，開篇就說明沈鵬與自己總角之交，所以要專寫一回駁正《轟天雷》中描寫過甚的地方。無獨有偶，張鴻的筆下也專有一段寫沈鵬中進士后的世情：

北山次日動身到了天津，搭乘海輪直達上海，然后又坐小火輪一徑回到家中。見了兄嫂等自然悲喜交集。接著開賀祭祖，家鄉人見了這個少年太史公，自然欽慕的不在少數。北山不免出來酬應，從前聽見北山來了，躲避著不見的人，都來歡迎北山，唯恐請不到他。北山回想三四年前一肩行李，匆匆北上的時候，哪有一個人送他。當時有些親族背后說道：“他冒險北上，將來要由北京同鄉打發回來，一切盤纏恐怕仍要我們拼湊出去。他此次的盤費不曉得從那里來的？其實他安分守己，處一個館，能夠中了舉人，替我們完的錢糧幫幫忙，那時我們再幫幫他到北京去不好么？”后來北山中了北闈的舉人，他們已經變了論調，說道：“他從小是很聰明的，所以年紀很輕就中了。此次何妨回來開開賀，兩漕上自然應當送一份禮，我們合族的錢糧，他只要說句話，一定可以賣帳的。我們也可以占些便宜，他也可得些實惠。他不回來，可見他還有些書呆子的氣息哩。”不料第二年又連捷了，點了庶常，他們就天天望他回來，從前恐怕拼湊盤纏的思想是一概消滅了。所以北山回來，他們就排日備著筵席，請他賞光。北山的性質本來是忠厚的，也不去計較從前的形狀。

兩部小說都談到當時常熟的“故事”，即士紳包倉米。本來清代江南士紳包攬賦稅，并不是新鮮事，乾隆之后的記載不絕如縷，事態到太平天國戰前最為嚴重，因為包攬造成納稅戶的負擔極為不均。太平天國戰后，經過馮桂芬的推動，江南的賦稅征收不公有所減緩。而到光緒中后期，則如小說所述，頗有一些高層士紳包攬賦稅，甚至開設賭局，雖則獲得實利，但人望墜落，也是可以想見的。

戊戌政變之后，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剛毅就被委派南巡，雖然清理田賦并非“工作重心”，但以此為契機，剛毅將矛頭指向江南士紳。剛毅列出影響田賦征收的三方面因素，官員、胥吏、士紳。但最后著重說，官員與胥吏的問題，都可以有辦法懲戒，只有士紳的包攬，地方官是拿他們沒辦法的，所以要重點處理。剛毅在奏折中說：

三弊相因，舉國家每歲應征熟田錢糧，合計不下數十萬兩，暗蝕于無形。顧弊在官可撤可參，弊在書差可斥革懲辦，獨弊在紳戶，大半縉紳望族，其中潔清自好，固不乏人，而不肖者倚此為生，聲氣廣通，奧援遍樹，欲圖整頓，傾陷隨之，官斯土者遂不敢議及清賦。

剛毅上奏是在七月一日，而在當年下半年及第二年初，僅在常熟就有三個舉人因抗糧被斥革，還有若干士紳被調查。曾樸甚且為躲避追查而出逃。剛毅的這一套辦法，江南士林很不滿，所以后來曾樸創作《孽海花》，專門有一段嘲諷剛毅南巡。但當時的常熟士林，則氣氛肅殺，或明哲保身，或聲望不足，無人敢與地方官有所拮抗。

常熟年輕一輩的士人，對這種情形是不滿的，但他們當時多數不過三十上下，資歷、人望不夠，只能腹誹。七月間徐兆瑋就在日記中專門寫了一組《清賦末議》，并給張鴻寫信說：“近日擬為《清賦末議》一篇，專就二邑立論，以冀廓清弊竇，成后當寄俟鑒定也。”

《清賦末議》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徐兆瑋對“士氣”的重視，他認為士紳在賦稅問題上作弊，遭到官府的打壓，又受到地方社會的輕視，由此喪失與官府對等議事的尊嚴，影響是很深遠的：

凡在縉紳各宜爭先輸納，為民戶倡，州縣不得以聲色相加遺，總書不敢以爾汝相輕侮，庶幾為吳中延一線之士氣，而不至蕩焉澌滅也。

吾邑士氣斫喪已極，其實如包攬詞訟，開場聚賭，授人以口實者屈指可數，徒以拖欠額外錢糧以杜塞其口，遇有一二公事輒噤若寒蟬，喑若仗馬，恐言之而觸當事之忌，則我之額外錢糧將因此發動也。

這些話顯然都是針對剛毅清賦而講的，雖然是談賦稅問題，重心卻在維護“士氣”。所謂“士氣”，包含了幾層不同的含義：士紳對地方社會的責任、士紳的自我認知、士紳對地方官對等議事的權利。由此可見，剛毅清賦對士紳心理的沖擊，甚至要超過賦稅方面切身利益的損害。

沈鵬何以敢上奏？

這些議論，對“荀北山”有相當的刺激，這體現在“劾三兇”時，他特別指摘剛毅清賦一事。此外，沈鵬當時娶常熟世宦之家費念慈之女，但新婚后不論妻子還是外家，都對其非常冷漠。沈鵬也不解風情，因此愈發郁結，新婚不久即負氣回京。各種精神刺激下，想要以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做一了局。于是就有了本文開頭所說的一幕，沈鵬寫下洋洋灑灑的《應詔直言呈請代奏折》，其中說道：

若今三兇在朝，憑權藉勢，上托升慈之倚畀，隱與君上為仇讎。而其余之以世仆而怏怏于少主，以黨閹而竊竊患失者，咸有不利其君之心，以希永保富貴之計。核其情狀，往往而然，而三兇又為之魁。三兇者何？大學士榮祿、大學士剛毅、太監李蓮英是也。

奏折中羅列榮祿等三人罪狀很多，其中對于剛毅，特別提出他在江南清賦，荼毒士紳：

迨皇太后訓政之初，剛毅首以殺戮士人，鉤稽黨籍為務。幸而皇太后聰明仁恕，只戮數人，不事株連；若允剛毅之居心，不至盡殺士類不止。夫士與民，國家之赤子，圣主所愛惜者也。乃剛毅之籌餉江南也，則任不肖官吏，肆意追呼，閭閻驚擾，而又裁撤學堂，摧傷士氣，省數萬有限之款，灰百千士子之心。夫江南士民，感戴皇上，紀誦圣德，一聞中外之訛言，輒用怵惕而憂疑，其用情雖愚，其愛君則摯；剛毅必指為漢奸，摧彝挫辱。夫人一念愛君，即為漢奸，則必仇視皇上，腹誹圣德，而后為大清之良民、中國之良士。是則率國人而叛皇上者，剛毅也。

這一論調，顯然與徐兆瑋、張鴻等人是相同的。“劾三兇”雖然激烈極端，但其中的一些話，未始不是當時不少江南士紳想說的。所以《轟天雷》中安排了一段議論：

幼標道：“此段說剛毅，卻也痛快。我們正是被他清賦，弄得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論起罪來，剛毅是首，彥秀是從。只是北山參剛毅，不及彥秀，也算是遺漏了。”鶼齋（黃謙齋）笑道：“他這個折子，倒不為清賦起見；若為清賦起見，自然要參及彥秀了。”瓊秋道：“據我看來，食毛踐土，包倉米究竟不是正道。”幼標道：“這是腐儒的說話，你怎么也講起來？”瓊秋道：“寧為腐儒，勿為文士。腐儒還有些骨氣，文人無行不成了輕薄子弟么？”幼標不服，二人爭論起來。

《轟天雷》是小說題材，孫景賢在其中也做了不少虛虛實實的處理，不過，就表現當時常熟士人圈的世情、掌故來說，甚且要比一般史料所見來得更真切。這個士人圈，有自己一套爛熟的行事規則、利益關系，甚至可稱之為一種“文化”。性格剛直木訥的沈鵬，與這套“文化”格格不入，以至于苦悶而求解脫，但解脫之道，卻是極端慘烈的。另一面，當剛毅所代表的那種權威壓向這個士人圈的“文化”時，他們也無力反抗，張鴻、徐兆瑋等人，也感受到了這種無力，他們所尋求的解脫之路，則走向了與沈鵬不同的方向。

張鴻在寫給徐兆瑋的信中說：

弟意中國必君民共主，方可富強，能借此會以為倡導民權之用，尤善。自由獨立，世上公理，此弟之微志所在，然此時尚愿秘之，恐聞者駭異也。

這條路，已經將歷史引向不同的邏輯了。

(本文原載《上海書評》11月22日，原題《趙思淵：清末常熟的士林生態》，現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