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時期的空間想象：地理學、制圖學與文學》，[美]王敖著，王治田譯，長江文藝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260頁，42.00元

在BBS、博客、論壇的時代，王敖是一位高度活躍的青年詩人，天然具備強韌、持續的獨特風格。他給自己貼的標簽是詩人、教師、吉他手，但他還是一位出色的文學譯者，翻譯的詩論合集《讀詩的藝術》是我很長一段時間的案頭書，譯筆很值得信任。

王敖的詩集

王敖譯《讀詩的藝術》

兩年前，當我得知王敖正在寫一部與唐代文學地理有關的專著時，當即表示了濃厚興趣和強烈期待。

因手頭正在寫“詩人傳三部曲”的第一部——杜甫夔州題材的《征旅》，當這冊《中唐時期的空間想象》寄來后，我馬上翻檢目錄，找到與杜甫相關的章節——“杜甫與閱圖經驗的詩學化”。細讀過后，決定在小說中加入杜甫在成都幕府與嚴武等人展閱地圖這個細節。事實上，杜甫的地圖（地理）意識是極強的，在他那些牽涉到當時軍政時局的詩篇中，到處可以看到這樣的書寫痕跡。王敖在導言“地理學發展與空間想象之多重互動”中，特別勾勒了作為分水嶺事件的“安史之亂”對文學書寫方式的重要影響，揭示了從盛唐文學過渡到中唐文學的重要心理動力：

因為安史之亂后的唐王朝復興大業的基礎，很大程度上在于對其業已改變的疆域和那些未開發的蠻荒之地更加深刻的了解。由于受到地理學和文學的雙重強化作用，這一思想之濾鏡，使得文人們得以勾勒出唐帝國那瞬息萬變的疆域圖。這張堪輿圖包羅萬象，又妙盡幽微，細及毫厘，讓人目眩神迷。當時文人們的空間想象，正反映了他們迫切想要成為帝國大廈之梁柱的壯志雄心。

安史之亂的禍亂根源，簡略而言，可以歸因于唐玄宗在天寶年間的施政昏聵、剛愎自用，將朝事行政一味交托李林甫，而邊鎮軍務則一味信用番將而不加節制。自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總趨勢是民族大融合，隨著南北政權的統一，漸漸匯于共同的華夏認同。我們常說李唐王朝是融合了漢族與胡族（主要是鮮卑）血統和文化的一個雜糅型政權。但這個進程被安史之亂打破了。它造成的動蕩和毀壞，比之西晉“永嘉之亂”更為嚴重。

從李唐立國到唐玄宗天寶年間，前后已承平一百四十年，正因猝不及防，安史之亂對時人造成的心理震動尤為劇烈，對此后國族心理意識的影響也極為深遠，主要特征即政治上強調“尊王攘夷”，強化儒學為唯一合法的道統，在文化上也相應地出現保守傾向。王敖在第一章“中唐時期的地理學發展”中所討論的“高漲的地理學意識”，以及后兩章談到的中唐時圖經、地志撰集的發達，都可以視為這一轉型時段思潮的自然延伸。

第一章“中唐時期的地理學發展”中，“中唐時期高漲的地理學意識”一節即揭示了安史之亂與中唐地理意識強化的關聯：

局勢的動蕩，侵蝕著唐人的文化自信和自命為天朝上國的優越辭令。為了恢復中央對這些騷亂地帶的軍事和行政控制，并且在象征層面重建王朝的統一局面，地理學對于朝廷來說就顯得尤為重要。正如時任宰相的制圖學家李吉甫（758-814）所聲稱的：“成當今之務，樹將來之勢，則莫若版圖地理之為切也。”

王敖在此作了清晰有力的勾勒，在現實地緣環境和政治壓力的多向驅動下，賈耽、李吉甫、韓愈、元稹、柳宗元、劉禹錫和李德裕等朝臣紛紛投身于地志與圖經的編集和撰著，與初唐時帝王身邊眾多的“文學侍從之臣”相比，他們更強調自己的輔弼者身份，勘定、拱衛國土已是他們自命的職分。此外，自初唐開始就很興盛的類書編纂經驗在此也獲得了功能的轉化：文人學士的興趣從文學性類書，轉移到了更具實際施政輔助功效的地志與圖經的編撰。

這一轉向，實與安史之亂中平定亂局的軍事需要直接相關，王敖在第二章“杜甫與閱圖經驗的詩學化”這一節披露，杜甫的經歷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寶應元年（762年），杜甫好友嚴武第一次鎮蜀，出任成都尹兼御史中丞，充劍南節度使，到任不久，即在使府廳堂邀集官員觀覽地圖，過后眾人同詠《蜀道圖》，分韻賦詩。杜甫參與了這次很具象征意義的集會，有作《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日臨公館靜，畫滿地圖雄。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

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興與煙霞會，清樽幸不空。

這次由地方首腦召集的觀覽地圖的活動具有實際的施政功能，文人詩會雅集的性質是次要的。事實上，這一年安史之亂還未徹底評定，要到一年后的寶應二年春天，史朝義才北逃范陽，于林中自縊而死，麾下叛將紛紛投降，歷時七年又兩個月的安史之亂才告結束。

就杜甫而言，這也不是他第一次的閱圖活動，在戰爭膠著階段的乾元元年（758年）七月還有更早的一次經驗，那是他還在華州任職司功參軍任上的時候。王敖在此作了清晰的闡述：

這首詩雖然只是一首關于地方輿圖的即興之作，卻展示了詩人對于帝國疆域的宏闊視野，以及他對戰火綿延的唐帝國的地理空間結構的明銳意識。事實上，這首詩并不是杜甫敘述其安史之亂間閱讀地圖經歷的唯一作品。……當杜甫于758年任華州司功參軍之時，他曾替州郡軍事長官草表，進呈叛軍形勢圖。

杜甫代華州刺史所寫的表狀名目為《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狀文末尾的“謹進前件圖如狀，伏聽進止”說明，當時隨同表狀上呈肅宗的還有另一幅軍事形勢圖。

此外，王敖還提示說，杜甫《秦州雜詩二十首》的第三首就是他利用當時地圖的實例：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人有萬家。

馬驕珠汗落，胡舞白蹄斜。年少臨洮子，西來亦自夸。

由此看來，杜甫很可能抄錄摹寫了他所接觸的圖經。乾元二年（759年）秋他棄官赴秦州，之后由秦州赴同州、由同州再入蜀的途中，實際都借助了地圖的導引。王敖將杜甫的閱圖經驗一節放置在例證諸篇之首，正說明了他的眼光與手段。有了清晰的方法理路，才會有對材料的敏銳捕捉。

李白和杜甫是這個分水嶺大事件的親歷者、見證者，也是書寫者。他們的詩歌創作都可以安史之亂為節點分為前后期，這是時代大事件對文學創作造成的直接影響。無論是因罪流放還是為了躲避戰亂饑荒，他們各自來到南方邊地后的書寫是非常值得探究的。

在李杜這一代“安史之亂”親歷者過后，中唐文學的地理書寫得到了大擴展。其中，北地住民向大規模的遷徙就是一個長久以來未被充分揭示的歷史面向，李白與杜甫都可以視作這個數百萬遷徙群體中的一員，由此也才能理解他們后期詩作中強烈的“北歸”意識和“歸闕”意識。葛兆光先生在為本書所寫的短評中，即提示了這一點：

安史之亂導致的族群、人口和生活的大變動，在中唐時期引發了有關“中國”地理空間的再發現和再定義，在這個變動時代，詩人如何呈現他們對這種地理空間變化的驚訝、喜悅或困惑？通過對中唐地理學、地圖學與文學的綜合考察，王敖給我們提供了閱讀唐詩的一個新途徑。

本書第四章“深入南荒：創造新地標的美學”的兩節“深入南荒的移民與徙居潮”“元結和蒼梧的變形”，敘述與所引論據都非常精彩，對我們理解由盛唐文學到中唐文學的過渡轉型很有啟發。

地理意識傳遞到文學的生成與轉化，經歷了前后數代詩人的累續之功，在我看來，王敖以下這段表述，差不多可以成為理解中唐文學的一個重要指引：

伴隨著安史之亂期間和之后的大規模移民南遷，包括韓愈、柳宗元、白居易、劉禹錫和元稹在內的文化領袖們，很多都因譴謫，而被派遣到南方任職。……在這個意義上，文人的遷居成為更為廣泛的帝國地理變遷的一部分，他們以官員和作者的雙重身份參與了這些變遷。 

《中唐時期的空間想象》英文版

本書的其他章節內容，如討論李賀《夢天》詩的部分、討論柳宗元山水詩文的部分，以及元白唱和詩中的地理因素等部分，都是以前文學研究論著中較少涉及的內容。作為學者的王敖“獨具只眼”，所以才能有如此開闊的視野和入手角度。

細讀完這部唐代文學研究的新著，深感無論學術研究還是文學創作，本身都需要不斷地“破格”。我們的閱讀、思考與寫作不能停留在各種既有框架上，而需要做縱向與橫向的多維度的打通，跨越學科的閾限，從問題意識出發，作交叉反復的更深層思考。學術研究不應是“定格”式的，面對諸多不同性質的材料，借助文學的直覺和想象力，或許才能打開眼目，開拓出新的視野。《中唐時期的空間想象》正是詩人王敖勇于“破格”、展開探索后的一個有力成果。

最后提一下本書的結構。通讀過后，感覺各篇章的次序或可以做一些局部的小調整。如葛先生所提示的那樣，本書撰寫的內容實是以“安史之亂”這個大事件為基軸展開的，“安史之亂”對唐人地理意識的塑造與影響大可以作為全書篇章的發引（結合書中已講到的北方向南方移民的內容）。后續篇章，其實都是在這個大事件直接影響下文學地理意識在不同時段的表現。

文學書寫是一端。李杜兩人的文學書寫中，杜甫的地理書寫非常豐富，可以展開得更多一些，李白這方面的特征不是很明顯，主要體現在流放夜郎及放回途中的詩文。此外，由盛唐至中唐這個時段，還有其他名聲稍弱一些的詩人，他們的詩文創作同樣也體現了鮮明的地理書寫的特征，可以適當加以補充：比如第四章“深入南荒：創造新地標美學”中提到的元結就是李杜的同時代人，而在大歷詩人群體中，就有很多位同樣也有戰亂宦旅的人生經歷。圖經撰集的發達是其中極為重要的另一端，第一、二、三章的主題可以更為聚焦，集中加以處理。如此，或可以更有效地揭明本書的論述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