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刷到視頻中，一個殘疾人在賣力的表演，難免心生同情，一方面感嘆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另一方面也被他們在苦難面前的勇敢所感動。

奧運會結束了，殘奧會即將開幕了，每次看到殘奧會的時候，同情和感動的成分，要遠遠超出對運動本身的觀看。苦難很多時候都是一種敘事，很難具體的呈現，但在殘疾人身上，苦難以一種巨大的有形力量呈現在每一個觀眾面前，這種具象的苦難讓人無法逃離，所有的注意力都會被牢牢的固定在那里。

當然，敘事形式的苦難，雖然沖擊感不強，但力度卻更大更持久。像是這次14歲的奧運冠軍全紅嬋的故事，一個未成年的孩子，生活中除了練習跳水，就是家中的重擔，想要賺錢給母親看病，想要讓家里人過得更好。作為一個孩子，她沒去過游樂園，能想象到的好吃的無非就是辣條。

這時，苦難又會跳脫出同情的控制，遇到一個更大的情緒，那就是一種浪漫化的行為，或者也可以叫做理想化。

差不多十年前的一次意外，我摔碎了膝蓋，兩年之內做了兩次手術，不管怎么說對于一個健康的人來說，這就是一次苦難。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段經歷的記憶逐漸從痛徹骨髓變成了一種略有些光彩的片段。仿佛這種苦難給我帶來了勛章，苦難讓我成長，讓我成為今天的我，讓我能理解更多變得更好。

一旦跟日后的某種成長甚至成就關聯到了一起，曾經的苦難立刻就被浪漫化了。苦難被理想化為一個必經的過程，一種超脫的手段，一次蛻變的經歷。全紅嬋的苦難，如今在主流的敘事中，就被浪漫化為一種社會的符號。在逆境中的堅持與拼搏，換來徹底的蝶變，一朝蟬鳴天下聞，瞬間苦難似乎解決了，經濟上的困難不再是困難了。

在苦難面前，同情往往是給別人的，浪漫大多是給自己的。不過同情與浪漫偶爾也會疊加起來，給那些熬過苦難，獲得新生的人。

錢理群老先生在一個采訪中，談到自己曾經在那個特定年代遭受的苦難時，說了一句話——不要把苦難理想化。作為研究魯迅的學者，錢理群可能更深刻的理解了魯迅那句——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同情感動也好，浪漫理想也罷，都是人企圖繞開苦難本身的一種逃避。如果苦難是陽光，沒有人愿意緊盯，如果苦難是深淵，也沒有人愿意直視。甚至很多時候，人們用一種彼岸的關照，把一切苦難看做此岸和彼岸中間的渡河，彼岸有神性的幸福的關懷，此岸有人生的瑣碎，而在兩者中間流淌的苦難，就看起來沒那么讓人絕望了。

說到底，在苦難面前的同情和浪漫都是源自一種自欺欺人的安慰。對他人的同情，無非是站在苦難之外的一種優越，慶幸苦難沒有找上自己；而對自身苦難就無法在這種橫向的比較中進行弱化了，只能在自身的時間經歷中，將苦難看做是一個更長遠、更偉大、更幸福、更值得紀念的過程中的一個環節，正是這個必不可少的環節，將自身從低谷推向了高峰。

大多數時候，將現實故事化更有利于傳播和記憶。但這樣做的代價往往是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加入帶有主觀色彩的價值判斷和人為的因果關聯。在對苦難的描述中，同情和浪漫，就是一種有意而為之的回避。不經歷風雨，哪見得彩虹，亦或是多難興邦，這些個人或是社會的敘事，都沒有任何邏輯和因果效力，有的只是人們對苦難的畏懼，和對彼岸的一種期望。

在膝蓋摔傷做完手術的第一個月，我拄著雙拐去醫院復查，看見一位一條腿截肢的兄弟，那個時候我沒有想到同情，也沒有把那條空缺的腿想象成某種勛章。我只是想到，如果是我，也同樣截肢了，是否也會保持一種心境，是否也會安然的去醫院復查，并正常的過完一生。

苦難面前，設身處地的直面，很多時候要好過同情與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