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后，美國一躍成為世界經濟霸主，國際地位大幅提升；二戰后，作為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擁有絕對優勢，主導了國際新秩序的建立，成為世界領袖，開始積極干預外部世界。

美國是如何成為世界領袖的？看似順遂的選擇背后，其實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北京大學歷史系王立新教授的新著《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后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1913-1945）》探討的就是這個問題。王教授說，美國崛起之后，它在國際事務中扮演怎樣的角色，要不要干預外部事務，要不要做世界領袖，這個問題在美國社會經歷了三十年的爭論，很多人是不愿意美國去充當世界領袖的，因為領導地位意味著巨大的責任，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二戰后，美國按照自身利益建立的國際新秩序，一方面塑造了美國制度生存和繁榮的良好環境，另一方面也產生了相應的大國責任。

在成為世界領袖之前，美國社會經過了怎樣的思考？美國是如何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近期，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就相關問題采訪了王教授。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立新

澎湃新聞：美國強大之后，為什么想要重構世界秩序？

王立新：美國在建國初期時就對歐洲主導的國際秩序不滿，認為歐洲主導的國際秩序奉行君主制原則，在國際關系中盛行馬基雅維利主義，就是說，國家與國家之間可以不講道義，外交是陰謀的藝術，為了追求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可以背信棄義，可以不擇手段。在這一秩序下，和平依靠結盟和構建大國之間的均勢來維護。美國作為新生的共和國，對歐洲主導的國際秩序并不認同，因為這一秩序會損害小國利益，也無助于共和制的維護和自由思想的傳播。

實際上，建國之初，托馬斯·杰斐遜等人就批評歐洲國際秩序的非道德性，但當時美國能量不夠大，無力改變這一秩序。到20世紀初，美國已經成為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已經具有了按照自己的意志對歐洲舊秩序進行修正的實力，而一戰爆發也表明歐洲舊秩序是無法維護世界和平的，因此為美國建立新秩序提供了機會。當時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決心抓住這一機會。

在威爾遜看來，一戰前歐洲主導的國際秩序既不符合美國的價值觀和理想，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不符合美國理想是因為舊秩序維護的是君主制度和帝國體系，而美國的理想是傳播自治原則和民主，“讓民主在世界上享有安全”。一戰是德國挑起的，而德國實行的是獨裁專制，在威爾遜眼中，獨裁制度是侵略和戰爭的根源。一戰前歐洲盛行的秘密外交與美國的價值觀也是沖突的，因為秘密外交在美國是行不通的，總統締結的任何條約必須經過國會的討論和批準，而國會的討論是公開的。

歐洲舊秩序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是因為這一秩序支持重商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歐洲大國在世界范圍內建立帝國，而帝國內部實行封閉的經濟體系，排斥其他國家，這顯然不利于工業實力強大的美國獲得原料和市場。在威爾遜看來，一戰前維護歐洲和平的機制——均勢是沒有辦法維護和平的，因為大國之間的力量平衡，即均勢是暫時的，不平衡才是常態，而歐洲將來一旦爆發戰爭，美國還會被拖進去，因此均勢原則無助于美國的安全，必須被拋棄，代之以集體安全。

一戰結束時，不僅美國的經濟實力遠遠超出其他國家，當時的英法等歐洲大國也需要美國，試圖利用美國防止德國東山再起，希望美國的力量進入歐洲，美國介入歐洲的國際政治。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以威爾遜為代表的美國國際主義者希望按照美國的價值觀和利益重建國際秩序。

澎湃新聞：您新著的核心內容是研究美國崛起后的身份困惑如何影響美國的對外政策。您怎么思考這二者的關系？

王立新：國家身份意識的核心是國民對本國的國家特性、國際地位的認知，可以說是一種想象出來的自我，主要涉及三個問題：我們是誰？跟其他國家有什么不同？我們在國際社會中扮演什么角色？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通過著作、演講等形式對這些問題進行言說，并被國民所接受，形成一種共識。一個國家的自我認知和身份觀念一旦形成，就會影響決策者對國家利益和國家目標的思考，進而影響對外政策。

通俗地講，無論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人，只有知道你是誰，自身有什么特點，在（國際）社會中處在何種地位，才能確定自己的利益在哪里，追求的目標是什么。精英對國家身份的理解會深刻影響到一個國家的對外關系。我們知道，美國自我認知中最根深蒂固的觀念就是“美國例外”。在美國人的理解中，相較于歐洲，美國是個例外的國家，它是啟蒙運動的產兒，是第一個共和國，是“共和的燈塔”和“自由的火炬”。這樣的自我認知和身份觀念深刻地塑造美國人的國際觀念和對外政策。

自由女神像是美國的象征，表達美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崇高理想。

書中討論的這一時期（1913-1945）涉及一場辯論：美國要不要做世界領袖，要不要干預外部事務？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思考了很長時間。反對者認為，充當世界領袖付出的代價太大，包括金錢、物質、人員傷亡等。不僅如此，美國干預國外事務，參與海外戰爭，還會損害美國的民主制度，因為如果深入干預外部世界，肯定需要強大的聯邦政府，而強大的政府會導致總統權力的膨脹，進而損害公民自由和權利。反對者還認為，外部世界是混亂的、骯臟的、腐敗的，美國一旦卷入外部世界的事務，就會沾染這些骯臟和腐敗，陷入外國的陰謀之中，共和美德就會失去，美國的民主制度就會受到腐蝕。這些擔心并非沒有道理。冷戰時期，美國成為世界領袖，總統權力膨脹，美國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的一系列活動都極大地損害了公民的權利，“水門事件”所揭露出的總統權力的濫用是觸目驚心的，在一定程度上應驗了反對美國卷入國際政治的孤立主義者的擔心。而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以及冷戰后的伊拉克戰爭都讓美國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在孤立主義者看來，美國獨善其身即可，應該滿足于做火炬和燈塔，充當道義上的領袖，通過自身的典范作用影響其他國家；而自由國際主義者，如威爾遜和富蘭克林·羅斯福則認為，美國不應該滿足于“共和燈塔”和“道義領袖”這樣的角色，應該兼濟天下，做世界的政治領袖，通過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和領導世界來促進民主以及保護美國的安全和利益。

正是由于二者對于美國身份和角色的不同認知，以及二者的政治角力，導致了一戰后二十多年的時間里，美國在國家身份和世界角色方面的“困惑”。

澎湃新聞：孤立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在階層、地域、經濟利益等方面存在怎樣的差異，為何二者對美國身份的認知不同？

王立新：其實二者在地域、階層、種族、信仰等方面并沒有突出的差異，在美國社會各階層和群體中都有孤立主義者，也有自由國際主義者。如果要區別的話，來自美國中西部政治家、知識精英更加傾向于孤立主義，這或許跟他們的視野、世界觀有關，也跟經濟利益有關。中西部地區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還有很多仇視英國的愛爾蘭裔和德裔美國人，他們看不到美國和世界（比如歐洲）建立聯系的必要性。而在美國東北部，這里與歐洲有頻繁的交往和密切的聯系，更能體會到美國參與世界事務所帶來的好處，這里的政治家、知識精英相對更傾向于國際主義。

澎湃新聞：美國社會自由主義者和孤立主義者的這場爭論延續多年，直到珍珠港事件才趨向于自由國際主義的共識，這似乎有一點偶然性。如果沒有珍珠港事件，美國對外政策會有何走向？

王立新：如果沒有珍珠港事件，很難說美國社會對此問題會作何選擇，因為爭論還會繼續。珍珠港事件促成的自由國際主義共識也并非是指所有人都贊同美國應該干預歐亞的戰爭以及領導世界，而是指大部分人，特別是共和黨領袖，接受了自由國際主義者的主張：美國要充當世界領袖。當然，我們可以注意到，珍珠港事件前國際局勢的變化已經使國際主義者的主張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接受。法國的陷落、不列顛之戰的爆發以及德、日、意三國軸心的確立使美國人意識到國際局勢的嚴峻性，當時美國社會輿論已經開始傾向于羅斯福的主張，但是這場爭論仍在進行，如果沒有珍珠港，肯定還會繼續下去。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

而到二戰結束的時候，美國實際上無法像一戰后那樣拒絕承擔領導世界的責任了，這不僅因為美國吸取一戰的教訓，在領導世界方面達成了共識，還因為它太強大了。

有評論說，從羅馬帝國滅亡以來，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二戰后的美國這么強大，其他國家是如此依賴這個國家。當時美國的實力是空前的，甚至可能是絕后的。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難以推卸大國責任，美國精英也看到如果推卸這個責任，對美國也是不利的。他們在反省二戰爆發原因的時候深刻地認識到，在法西斯勢力崛起過程中，無論是日本發動的“九·一八事變”、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還是德國修改凡爾賽體系的行動，美國都有能力進行干預，但是卻沒有干預。如果美國當時實行積極的對外政策，即使不能阻止戰爭爆發，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軸心國的擴張勢頭。

澎湃新聞：二戰結束后，美國構建國際秩序的原則是什么？

王立新：從威爾遜開始，美國用來構建國際秩序的基本思想是自由國際主義。自由國際主義是自由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結合。這里的自由主義是指古典自由主義用來組織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基本信條，可以追溯到洛克、盧梭和康德的思想。在威爾遜等人看來，這些自由主義原則不僅適用于國內社會，也可以應用到國際社會中；一戰前國際關系中的舊秩序應該被拋棄，代之以自由主義原則，包括自治、法治、自由貿易和國際合作。而國際主義是指美國應該拋棄19世紀對歐洲的孤立主義政策，積極參與國際政治，甚至領導世界。

具體說來，自由國際主義秩序體現為三個方面：一是在國際安全領域以集體安全原則取代一戰前的均勢原則和各國對自身絕對安全的追求，強調大國合作的重要性，一戰后建立的國聯就體現了這個原則；二是在國際經濟關系中實行市場開放和自由貿易原則，盡可能地削減關稅以及廢除非關稅的貿易壁壘，打破歐洲各帝國建立的封閉性貿易體系，這是亞當·斯密經濟思想在國際經濟領域中的應用；三是在國家內部實行自決、自治和民主，瓦解帝國體制。在自由國際主義者看來，民主國家能夠與世界和平相處，相互之間可以建立和諧與合作的關系，而這既有助于世界和平，也有利于美國的安全。當然，在威爾遜等人看來，這一秩序的建立、運行和維護還依賴于美國的領導。

美國總統威爾遜

澎湃新聞：美國為什么把國際正義作為構建國際秩序的一大原則？

王立新：美國在二戰結束前后，提出把促進人權和國際正義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原則，主要是出于三點考慮。

首先，美國在反思二戰爆發根源的時候，認為日本、德國、意大利三個戰爭策源地都是極權主義和專制國家，一個在國內對其公民人權進行踐踏的政府，也不會在對外關系中尊重其他國家的權利，它們往往會用武力方式追求國家利益，甚至不惜發動戰爭。這是美國政治精英檢討二戰爆發根源時得出的一個結論：只有在國內尊重人權的國家，才能尊重其他國家的權利，與鄰國和平相處。因此，人權保障與國際和平與安全密切相關。

其次，二戰結束前后逐漸被揭露出來的軸心國的暴行，特別是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駭人聽聞的，極大地觸動了人類的良知。而在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時候，國際社會并沒有干預。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沒有干預的原因之一是人們認為這是一個國家內部的事情，是德國的內政。戰后，國際社會，特別是英美等國的非政府組織深刻意識到人權問題不純粹是一個國家內部的問題，對嚴重的人權暴行，國際社會應該也必須加以關注和干預，以防止類似暴行的重演。這些非政府組織在聯合國成立大會上強烈要求將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原則寫入《聯合國憲章》，包括中國在內的聯合國成立大會的代表接受了這些非政府組織的意見。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權保障原則的確立并非出于西方國家政府的盤算，而是源于民間團體的壓力和呼吁。

第三，在美國的政治精英看來，二戰后世界越來越成為一體，國家之間互相依賴，如果其他國家的人權和自由不能保障，那么，美國國內的自由也是不安全的。出于保障美國國內制度的安全，也需要在世界范圍內維護其他地方的人權和自由。

簡言之，自由主義政治理想與美國國家自我利益的一致提供了人權問題國際化的契機，使原來純粹屬于國內管轄的議題成為國際關系中的議題。

一戰前國際關系中的首要議題是戰爭與和平，其次是貿易和關稅，二戰后人權問題開始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重要議題之一。《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確立了戰后國際秩序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保障人權，人權保障是世界和平的基礎。正如主持起草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的羅斯福總統夫人埃莉諾·羅斯福所言，“關注保護和促進人權與基本自由是聯合國的核心目標。……這反映了《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前提：人類的和平與安全依賴于對所有人權利和自由的相互尊重。”

海報：1950年，紐約聯合國國際幼兒學校的學生觀看《世界人權宣言》這一歷史性文件。

澎湃新聞：“出于保障美國國內制度的安全，也需要在世界范圍內維護其他地方的人權和自由。”美國政治精英的這種邏輯是如何建立的？

王立新：第一是國家安全的邏輯。在美國領導人看來，如果其他國家人權沒有保障，就會發生踐踏人權的行為；如果國際社會不去干預，那么遲早這些踐踏人權的國家會把其意志強加到別的民族，甚至發動戰爭。而一旦發生戰爭，美國也無法幸免。

第二，這跟新政有關。羅斯福在新政后期提出“公民的經濟與社會權利”的概念，就是說每個人要有受教育的權利、工作的權利、享受閑暇和社會福利的權利，有加入工會的權利等等。如果這種權利在其他國家不能得到保障，那么，就會壓低工人工資，降低環境標準，甚至出現強迫勞動，這樣就會產出大量廉價工業品，如果這些廉價工業品傾銷到美國，美國就不得不要降低自己的人權標準和勞動標準，使美國的人權和經濟都受到傷害。

也許，他們還有第三種考慮，那就是如果其他國家不尊重這套規則，也就證明美國的價值觀和制度不具有普遍性，是沒有吸引力的。

澎湃新聞：那么，美國建立的國際秩序運行效果如何？

王立新：羅斯福、赫爾，以及接替羅斯福的杜魯門總統，他們是比較樂觀的，認為通過與蘇聯等其他大國的合作，吸取一戰、二戰爆發的教訓，可以實現世界和平，至少可以保障相當長時間的和平。

但是大家知道，戰后不到兩年，美蘇就爆發冷戰，雖然美蘇兩大國之間沒有爆發直接的武裝沖突和戰爭，但是兩國紛紛扶持代理人，發生了多場局部戰爭。而且美蘇之間在政治、經濟、軍事、意識形態等方面全面對抗。所以，二戰后的國際形勢與羅斯福和赫爾等人的設想相差甚遠，聯合國在維護和平方面發揮的作用相當有限。美蘇之間之所以沒有爆發直接的武裝沖突，主要也不是因為聯合國發揮了作用，而是因為兩極均勢和核威懾，或稱核恐怖平衡。聯合國之所以沒有發揮美國原來設想的作用是因為大國，主要是美蘇無法達成一致。大國不能達成一致，聯合國安理會自然也就無法通過決議，聯合國也就無法履行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職責。

不僅如此，在促進社會正義方面，聯合國的作用在二戰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也沒有顯現出來。這和戰后很快爆發冷戰有關，因為冷戰爆發之后，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競爭成為美蘇政治家關注的頭號問題，人權保障被置于次要甚至被忽視的位置。同時美國和蘇聯國內都有人權問題，美國國內的種族歧視使美國的人權原則在世界輿論面前顯得虛偽。而且美國為了遏制蘇聯，扶植了很多右翼獨裁的反共政權，這些政權在國內鎮壓異見人士，踐踏人權，美國政府為了安全利益有意回避這些國家的人權問題。因此二戰后國際社會并沒有落實《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中的人權保障原則，也沒有建立保障人權的國際機制。

1950年代初美蘇爭霸格局下的世界

直到1975年，在美蘇緩和的背景下，在討論歐洲安全與合作的赫爾辛基會議上，人權保障問題才重新被提起。會議達成的《赫爾辛基協定》確立了促進東西方交流和人權保障的原則，建立了保障人權的機制。同時卡特總統在1977年提出了人權外交，在美國對外關系，特別是對外援助中貫徹人權標準。所以，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人權保障的原則才在國際關系真正得以落實，并持續到現在。

就國際經濟秩序而言，由于兩大陣營的對立，蘇聯、東歐各國以及中國沒有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羅斯福和赫爾等人設想的戰后統一的、一體化的世界經濟體系并未出現。自由貿易原則和布雷頓森林體系通行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促進了西方陣營經濟的發展。從1945年到1970年代前期，戰后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近二十年的經濟繁榮，布雷頓森林體系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1973年的石油危機引發戰后資本主義世界最嚴重的經濟蕭條，美國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部分解體。但自由貿易原則仍然通行于西方世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仍然發揮作用，中國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也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冷戰結束之后，世界變為一體，世貿組織取代了關貿總協定，全球化進程大大加快。

應該說，戰后美國建立的以自由貿易為原則的國際經濟秩序有效地促進了很多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僅包括歐洲和美國，也包括東亞，比如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以及中國的經濟奇跡都與布雷頓森林體系有很大關系。最近習近平主席訪美的成果清單就包括承認“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經濟體系在過去35年中助推中國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使億萬人民擺脫了貧困”。

澎湃新聞：美國的非政府組織在擴大美國影響方面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王立新：美國是一個強政府、強社會的國家，強大、多元的公民社會在傳播美國價值觀、輸出美國生活方式和擴大美國影響力方面發揮的作用非常巨大。

最早在世界上展現美國形象的，不是美國政府，而是美國非政府組織、私人團體和民間機構。從19世紀晚期開始，美國的宗教團體、慈善團體、知識團體和勞工團體就開始走向海外，傳播美國的價值觀，擴大美國的影響。好萊塢電影在這方面更是發揮了非重重要的作用。聯邦政府開展文化外交、塑造美國的形象是很晚的事情，始于20世紀30年代后期，其規模和影響實際上都無法與非政府組織和私人機構相比。換言之，在樹立美國形象、打造文化軟實力方面，非政府組織的作用遠遠超過聯邦政府的作用。

有的非政府組織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目標，要傳播美國文化影響力，包括向欠發達國家輸出民主，培育公民社會；有的非政府組織則沒有這么明確的要擴大美國影響的目的，比如宗教團體，它的目標是傳播“福音”，發展信徒，擴大基督教的影響；大學和基金會往往也有自己獨立的目標和議程，并沒有為國家政治利益服務的旨趣。但是這些團體的活動客觀上起到了傳播美國價值觀、擴大美國影響力、打造良好美國形象的作用，因此在總的目標上與美國長遠的國家目標是一致的。

非政府組織在這方面的作用還會持續下去，這一經驗很值得其他國家借鑒。

（《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后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1913-1945）》，王立新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