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1月10日，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因病在家鄉漢堡去世，享年96歲。對這位卸任西德總理已經三十多年的老人，大多數讀者如果不查資料很難對其有一個完整的印象。這位被德國媒體稱作“世紀領航員”的杰出政治家，究竟在哪些方面讓一代又一代的歐洲國家領導人心悅誠服呢？

印象1：戰功官運兩不誤的帝國中尉

1918年出生的施密特在學生時代曾一直擔任學校里“希特勒青年團”的領導職務，直到1936年因為反納粹言論而被撤職。但這并沒有影響他在1937年畢業后加入德國空軍高射炮兵，之后在東線作戰期間（曾參加對列寧格勒的包圍戰）因表現出色屢受上級表彰，1942年被派回德國航空部下屬的空軍高射炮兵學校擔任少尉教員。

在此期間施密特還有一段特殊經歷：1944年8月，由于納粹德國的“人民法庭”準備對參加“刺殺希特勒”行動成員進行大審判時人手不足，施密特也被要求作為書記員參加了這次審判。而出于對審判中種種丑行的不滿，他向上級提出放棄這個“閑差”回到學校繼續教學，并得到了批準。施密特戰后承認，這段經歷使他對納粹更加厭惡。

1944年12月阿登反擊戰之前，施密特被作為骨干力量派往前線加強一線部隊，在戰役中獲得了二級鐵十字勛章并晉升為中尉。1945年4月在呂納堡防御戰失敗后他被英軍俘虜，但很快就在同年8月被釋放。

戰后，他決定回到家鄉的漢堡大學學習經濟學和政治學，大學期間他延續了中學時期的“官運”，加入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并成為“社會主義德國學生會”的核心成員，畢業后順理成章地進入漢堡市政府工作。

印象2：經濟學碩士出身的救火專家

盡管和很多有類似經歷的戰后德國政治人物一樣，施密特在重回學校攻讀學位以及步入政壇時，一直避談他在二戰中的軍旅生涯。但是在1962年漢堡遭遇洪水時，時任負責內政事務的政府委員的施密特卻果斷利用很多老戰友此時已經是聯邦德國軍隊高官的這層關系，讓戰后長期被緊縛手腳的西德軍隊有了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機會，要知道按照當時德國憲法，軍隊被嚴格限制不得干政——即使是救災也不可以。

這次“先斬后奏”可謂一舉三得，首先對政府來說，軍隊果斷的救災行動減小了損失，也就沒人管憲法的事兒了；對軍隊來說，向國內國際社會證明了和平時期其也應當擁有足夠地位的必要性，對國外來說，看到了重生的西德軍隊在從事人道主義任務時的出色發揮，降低了戒備心理。因此，1969年由施密特出任勃蘭特政府的國防部長可以說是皆大歡喜。

而在5年后勃蘭特因秘書間諜案被迫辭職，施密特接任聯邦德國總理的時候，他面對的危機則是一場更大的洪水——阿拉伯國家因不滿中東戰爭中西方支持以色列的立場而發動石油禁運，導致油價飛漲造成世界經濟危機。這位漢堡大學國民經濟學碩士努力讓聯邦德國在這場“大洪水”中的損失降到最低，這不僅為他在各個陣營中都獲得了聲譽，更是奠定德國成為歐洲經濟第一大國的關鍵基礎。

與之相比，以雷厲風行的手段成功處理當時聯邦德國境內的恐怖組織RAF帶來的惡劣影響，使得德國長期以來保持良好的社會治安環境，只能算施密特為德國做的“一點微小的工作”了。

印象3：強力推動歐洲一體化的先行智者

作為在一戰和二戰期間的交戰國，二戰后德法兩國的宿怨能否真正化解是事關歐洲和平的一大重要問題。而施密特和法國時任總統德斯坦的不懈努力，對德國和法國之間的合作起到了引領性的重要作用，而德法這兩個西歐最強大的國家在政策上的趨近，也使得歐洲大陸的一體化進行有了啟動的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在施密特主導下，德國甘愿讓法國居于歐洲政治領導地位。施密特曾這樣分析當時兩國角色分配：“鑒于敏感的聲譽問題，德國無論如何不得以歐共體領袖國的面目出現，而必須處處讓巴黎走在前面。”也就是法國充當政治與文化領袖，德國以其經濟實力成為背后的“歐洲發動機”。這種角色的搭配不僅符合兩國當時的利益需求，而且也是實現利益最大化的選擇。

而這兩位領導人的親密合作也為之后德法兩國領導人的常態化合作開了個好頭。經過幾代領導人的努力，今天德國已經不再需要背負歷史的十字架，在幕后臺前都能在歐盟中發揮主導作用。而他和德斯坦于1975年共同發起的，聚集了意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的政府首腦經濟峰會正是今天著名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的前身。由于這兩位政治家為歐洲的和平與一體化做出的卓越貢獻，2006年1月他們被共同授予戴高樂獎。

即使卸任后多年，這位被調侃為“大嘴”的老政治家一旦看到有阻撓歐洲一體化的現象時仍然果斷“開炮”。1999年4月，他在接受《瑞士周報》采訪時猛烈抨擊其政治上的得意門生——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認為德國參與北約組織的軍事行動“就國際法角度無法自圓其說”，“德國在美國的擺布之下違背了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除此之外，他還認為：“德國要對巴爾干的混亂局面負責......1991年前南斯拉夫解體后，政府給予斯洛文尼亞與克羅地亞外交承認非僅是過于急切，而且是絕對錯誤的”。

印象4 ：理解中國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近年來成了一個被頻頻提及的詞，但就施密特而言，他確實當得起這個稱號。這不僅是因為1971年時任國防部長的施密特就曾敦促總理勃蘭特與中國建交，也不僅是因為1975年施密特成為訪問中國的首位聯邦德國總理，還在于在西方主要國家領導人中，施密特最早對中國崛起有了系統性的預測，并對其影響做出了準確評估。

在這一點上，他和另一位被公認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有著相同之處，兩人在分析中國發展時都主張“不應該從中國領導者個人角度去觀察中國的變化，因為中國關鍵的決策都是在領導集體協商一致基礎上作出的，所以不管發生什么新變化都將是漸進的”。

從1975年施密特首次訪華到2005年施羅德卸任，三任德國總理在30年間與中國建立了積極的互信關系。而在2008年默克爾宣稱拒絕參加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后，施密特不顧近90歲的高齡，在柏林德國外交政策協會做了一場精彩的題為“崛起中的世界大國：中國”的長篇報告。他呼吁西方必須尊重中國這個世界尚存的最古老的文化，放棄說教的態度，并對默克爾的舉動斥之為“不負責任的對華政策”。

和另兩位德國前總理一道，施密特近年來不斷接受電視采訪、做報告為中國“正名”，不惜為此受到德國部分習慣于“妖魔化中國”的本地媒體的批評。

德國外交政策協會主席、中國問題專家桑德施耐德教授指出，德國的一些政治家愿意發表迎合民眾的言論，而德國普通老百姓擔心中國人會危及他們的富裕生活，加上部分德國媒體的習慣性報道，如果不是施密特這些老一代德國領導人的不斷奔走呼吁，“中德雙邊關系的氣氛可能還會進一步冷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