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集恐懼癥患者，請自覺繞行。經仔細清點，畫中人臉上、身上共被釘了55枚鐵釘，她的眼淚滾淌在鼻翼與鐵釘之間，肆無忌憚。如若你對人類所蒙受的痛苦有超凡感知，請進入畫中人的世界。

畫中人的世界，儼然是一處廢墟。她的脊柱裸露，斷裂成很多截，猶如破碎的愛奧尼亞石柱，柱頭有精巧的渦卷，托舉著她的下巴。無論她受到何等摧殘，矯飾都是她的本能。也許，她（它）原本是一座公共建筑，算不得巍峨，卻也不容輕慢。但已然如此，再用她殉道式的表情來定義什么尊嚴，無非是對人類痛苦的二度消費。

痛苦恰似專制，到了極致，也讓人學會自嘲。很多年后，當畫中人躺在床上，被抬著去參加自己的畫展時，她提醒抬她的小工：小心一點，這具尸體還在說話。而尸體是廢墟化的身體。

畫中人，叫弗里達；弗里達，也是畫作者。《破裂的脊柱》是她70多幅自畫像里最具代表性的一幅，是為一處身體廢墟所唱的挽歌——那歌聲諷刺而柔美，像鋼鐵那樣堅硬，像蝴蝶翅膀那樣自由，像微笑那樣動人，又悲慘如同生活的苦難。

在與苦難遭遇的概率上，弗里達是開掛級的。窮其一生，她的心靈都被囚禁在支離破碎的身體里。六歲時她患小兒麻痹癥，致使右腿萎縮；18歲時她遭遇重大車禍，一根被撞斷的扶手由她骨盆刺入從陰道穿出，留下嚴重后遺癥，以至于在此后29年里，她一共做了30多次手術，經歷了三次流產。多次流產，使她失去了做母親的資格；更多次的手術，讓她失去了對身體的善意認同。弗里達曾打過一個惡毒的比方，她稱自己的身體是一幅打亂的拼板游戲。游戲玩久了，自然要丟失一些部件。有一次，醫生在為滿是金屬固件支撐的身體進行例行檢查后，隨手端起了她早已腐爛的右腳，問：你這樣有多長時間了？她反問：我怎么知道？醫生告知：你算幸運的，腐爛還沒蔓延到小腿。于是，她被切掉了右腳。

《破裂的脊柱》就是創作于她被截肢后，1944年。那是遭遇不幸者都會經歷的心理過程，從麻木到否定，從否定到悲傷，從悲傷到接受。在接受了“自己身體是廢墟”的事實之后，她自畫像里出現了更多的流血和哭泣，而且，她對自己這項充滿負能量的勞作抱以極大的真誠和坦率。

有人認為她的作品是超現實主義，對此她嗤之以鼻：“我從不描繪什么夢幻，迄今為止我所畫的都是我的現實。”是啊，你不能把所有恐怖的景象一概稱為鬼故事，尤其當“鬼故事”出自親歷者（受害者）之口。

當然，弗里達在創作《破裂的脊柱》之前幾年，經歷的鬼故事般的現實不僅是截肢，還有一些信息比較凌亂的男女關系。1940年8月，托洛茨基遇刺身亡。托洛茨基是弗里達丈夫、壁畫家里維拉以名譽向卡德納斯總統擔保邀來墨西哥避難的，他的住處正是里維拉夫婦的家。故事的推進遵循了地攤文學的路數，男客人與女主人在各自配偶的眼皮子底下干柴烈火。之后，弗里達先行冷卻，“非常厭倦這個老頭”。但老頭不死心，像個情竇初開的少年一樣給情人寫信，括弧，九頁。弗里達贊一句“寫得真美”，隨后交給其他人傳閱。此狗血劇發生在托洛茨基遇刺前一個月。所以，弗里達被警方懷疑，關押。好在，此番又是里維拉出面以名譽向卡德納斯總統擔保，把弗里達救了出來。

如此說來，里維拉應該被貼模范丈夫標簽了。某種程度上是的，他深愛弗里達，甚至到了依戀的地步。但有一點，阻止這對男女成為人間佳話——里維拉有病，跟老虎伍茲一樣，性癮。鑒于當時有效治療手段闕如，里維拉跟女人上床像握手一樣隨便，也像握手一樣頻繁，而女人們像沾在他手上的泥巴，泥巴里包括弗里達的妹妹。一個從少女時代起就矢志“為他生個孩子”的男人居然成了這號貨色，何以解憂？弗里達的招數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且變本加厲。不但搞外遇，還男女通吃。

殘疾人、雙性戀、女畫家，上述因素加持，弗里達成了拉美文化的一枚妖冶LOGO。但其實，都是表象，其實“誰知我傷悲”。弗里達所有的放蕩，都是為了稀釋痛苦。她所要的，跟一位普通的中國村姑別無二致：一個身體不出軌的丈夫，一個身體不滋事的自己。不過在她遇到里維拉之后她知道第一條不可能，在她遇到車禍之后她知道第二條亦不可能。很難說，哪次覺悟更致命。她曾深情地對里維拉表白：“我遭遇過兩次事故，一次是車禍，一次是認識你。”你能從《破裂的脊柱》的畫面上發現，此間有一種至深的絕望，那是心靈對身體所施加非人折磨的控訴，那是離卻此岸又永遠到不了彼岸的哀號。

此畫完成后第十年，弗里達得以解脫，留下“我愿永不歸來”的遺言。至此，她身體結束了對她心靈的漫長囚禁，歷時47年又7天（1907年7月6日-1954年7月13日）。

(作者系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