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我攥著父母單位發的購書票，在北京西絨線胡同的“內部書店”，買到了《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這部書根據1979年出版的英文本《見證：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Testimony: The Memoirs of Dmitri Shostakovich，下文簡稱《見證》）譯出，由外文出版局《編譯參考》編輯部于1981年出版。而這個英文本，則是根據所羅門·伏爾科夫（Solomon Volkov）記錄并整理的俄文本翻譯的。

我中學時開始聽肖斯塔科維奇的音樂，回想起來，原因有很多。可能因為他飽受斯大林的迫害，而少年人的正義感一般比較飽滿，所以會對受害者格外同情。也可能是看到他多張眉頭緊鎖、面容陰郁的黑白照片，在視覺上受到絕大的沖擊。當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刻意聽些旋律不能哼唱的現代音樂，以便向同學炫耀。總之，我決定：我要聽肖斯塔科維奇，而且必須喜歡他。一開始當然聽不懂，只有硬聽。那時沒有人指導，啟蒙老師是上海音樂出版社1981年版的《音樂欣賞手冊》。《手冊》用“旋律劍拔弩張”來形容肖斯塔科維奇的音樂風格，于是我就按圖索驥，聽出了各種型號的“劍”和“弩”。

在這部回憶錄中，作曲家本人現身說法，我所得到的音樂啟示，又遠非《手冊》那幾條可憐的詞條所能比的。跳過伏爾科夫的序言，在回憶錄第一頁，我就讀到這樣的句子：“回頭看，除了一片廢墟，我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中譯本41頁）再往后讀，“我的交響曲多數是墓碑”（222頁）。按照肖斯塔科維奇的提示，我就陸續在他的交響曲、協奏曲和室內樂中聽出了廢墟、尸骨和墓碑。“等待處決是一個折磨了我一輩子的主題。”（253頁）我就順勢聽出了迫害、焦慮和死亡。肖斯塔科維奇說，他的《第十交響曲》第二樂章諧謔曲，是為斯大林作的一幅漫畫肖像。好的，我就繼續尋找隱蔽在音符中、針對獨裁者的諷刺。

除了肖斯塔科維奇對自己音樂的解說，書中更多的是作曲家對于師友的回憶，比如戲劇導演梅耶霍爾德、小說家左琴科、音樂學家索列爾金斯基等人。若單論未披露過的史料，這部回憶錄可算一座寶庫。可惜，當時我閱歷太淺，除了哪些人被逮捕、哪些人被處死，其他的都印象不深。印象較深的是這一段：“事實上，索列爾金斯基是位大學者，會二十多種語言和幾十種方言。他用古葡萄牙語寫日記，為的是躲過窺探的眼睛。當然，他的古希臘語和拉丁語都講得很流利。”（84頁）讀到這句，我一下子眼界大開：原來學習偏僻的語言還能派上這樣反動的用場！

讀過這部回憶錄的讀者，想必和我有同樣的體會。書中有數不清的段子、黑色幽默，有對同行（特別是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羅科菲耶夫）的酷評和挖苦，有對斯大林的譏諷和呵斥，有對被“清洗”的友人的追憶和緬懷，更有對自己所感受的“恐懼和戰栗”的描寫。這部回憶錄，用文藝評論的套話來說，混合了淚水和微笑，混合了傾訴和譴責，是一位有良知的藝術家對獨裁政治的控訴。我自然而然地將這部書視為理解肖斯塔科維奇音樂的鑰匙。

《見證》是如何誕生的？

如此寶貴的一份歷史見證，其成書和出版的過程是曲折而驚悚的。伏爾科夫于1960年初識肖斯塔科維奇，當時他年僅十六歲，為肖斯塔科維奇剛剛首演的第八弦樂四重奏寫了一篇樂評。之后，他和作曲家時有來往，但并不親密。1971年，伏爾科夫出版了一部書，講述列寧格勒的青年音樂家。寫書過程中，伏爾科夫采訪了肖斯塔科維奇，挖掘出不少樂壇掌故，所以作曲家同意為他作序。肖斯塔科維奇記憶的閘門一旦打開，便不想輕易關閉。據伏爾科夫講，肖斯塔科維奇在一封信中寫道：“已經開始的工作，你一定要繼續。”這樣看起來，是肖斯塔科維奇在積極推動后續的訪談，并且挑中了一位關系并不密切的年輕人來完成這項重要使命。

正式的訪談何時開始，伏爾科夫在前言中語焉不詳，只說他1972年調往莫斯科，擔任《蘇聯音樂》雜志的編輯，兩人見面次數增多。但一共會面多少次，也未道及。根據伏爾科夫的說法，肖斯塔科維奇一有余暇，就主動打電話，催促他來家里長談。肖斯塔科維奇為人靦腆，行事低調，不愿意講述自己的過往。而伏爾科夫則特別擅長循循善誘，采用迂回戰術，讓作曲家盡量回憶他的師友。這樣，肖斯塔科維奇便放下包袱，滔滔不絕，而他個人的生活軌跡也就從對他人的回憶中一點一滴滲透出來。兩人約定，所有訪談不能錄音，伏爾科夫只能用速記來記錄。伏爾科夫沒有詳述自己的編輯原則，只說打亂了訪談的順序，將零散、雜亂的素材按照主題連綴成篇，最后用打字機敲出文稿。

據伏爾科夫的說法，肖斯塔科維奇仔細讀過所有打字稿，并在各章首頁寫下“已讀”兩字，并簽字表示認可。鑒于書中有太多觸犯政治紅線的話，肖斯塔科維奇只同意在他去世之后，書稿在西方出版。于是伏爾科夫按照約定，將打字稿通過秘密渠道，分批送到美國。1974年11月，作曲家在一張合照下面，親筆寫下：“親愛的所羅門·莫依謝耶維奇·伏爾科夫留念。季·肖斯塔科維奇贈于1974年11月13日。”后來又補上一句：“以志我們關于格拉祖諾夫、左琴科、梅耶霍爾德的談話。季·肖。”這張照片印在《見證》英文本扉頁的前面，標志伏爾科夫的工作得到作曲家的首肯。肖斯塔科維奇于1975年8月15日去世，而伏爾科夫申請移民美國，于1976年抵美。三年之后，這部回憶錄在紐約出版，立即成為冷戰時期投向蘇聯的一枚文化炸彈。

我們只需看看書中對斯大林的兩段評論，便可以衡量此書所掀起的政治沖擊波。“斯大林不在乎希特勒的意識形態。一旦他斷定希特勒能幫他保持權益甚至擴大權益，他就立即和希特勒交了朋友。暴君和劊子手沒有意識形態，他們只有狂熱的權力欲。”（258頁，譯文據英文稍有改動）到了下一章，我們又讀到“半瘋狂的斯大林，這個野獸和懦夫”（312頁）。這就是多次憑借音樂作品獲得“斯大林一等獎”、曾獲列寧勛章和“人民藝術家”稱號、五十四歲入黨的肖斯塔科維奇說的？難怪冷戰高潮中的西方讀者會又驚又喜！

就這樣，一部經肖斯塔科維奇獨家授權、通過秘密渠道被帶到美國、震驚了西方知識界、又遭蘇聯官方強烈譴責的回憶錄，在英文版出版兩年之后就以非常“國際化”的速度被譯成中文，擺上了“內部書店”的書架。

案頭既然有了肖斯塔科維奇這部“懺悔錄”，我便以為他復雜難懂的音樂終于有了標準答案。此后，興趣轉移，對他的音樂關注漸少。但最近心血來潮，忽然想重溫那些久違了的“劍”和“弩”。這一次，先以學術方式簡單搜索了一下，這才發現，這部一度曾愛不釋手的回憶錄，竟然自出版之日便爭議不斷。讀過幾種英文資料集，我才對事情的來龍去脈，有了大致的了解。又在“豆瓣”上搜索，發現有幾位高手幾年前就在網上為此事過招，可見對專業人士來說，這不過是舊聞而已。但想到很多讀者恐怕與我一樣后知后覺，對古典音樂界終歸比較隔膜，所以綜合近期讀過的幾種書，寫下這篇綜述，也算悼念我二十多年前對此書的膜拜。

一篇書評引發三十年爭議

1980年，美國音樂學家勞萊爾·菲（Laurel Fay）在《俄羅斯評論》（Russian Review）第三十九期第四冊發表了一篇十頁的書評，題為《伏爾科夫對肖斯塔科維奇：誰的〈見證〉？》（“Volkov vs. Shostakovich: Whose Testimony？”）。根據勞萊爾·菲的偵察，《見證》一書共八章，其中七章的開篇，都與肖斯塔科維奇早先公開發表過的回憶文章高度重合。勞萊爾·菲找出了最初刊發這些文章的俄文刊物，與《見證》一書進行比照。比如，第一章開篇不久，就有六個自然段講述作曲家小時候學鋼琴的經歷（中譯本42頁最后一段到43頁倒數第三段，英文本第4-5頁），全部出自1966年肖斯塔科維奇發表在《蘇聯音樂》雜志第九期上的《自述》一文。又比如，第五章開頭的三段，作曲家講述自己的創作方式以及第七交響曲（中譯本220頁倒數第三段至221頁第一段，英文本154-155頁），與肖氏1966年12月發表在《文學雜志》的文章完全一致。

勞萊爾·菲后來發現，實際上《見證》一書所有八章的開頭，都復制了肖斯塔科維奇早先發表過的文字。經過細致的比勘，她發現有些復制的段落與已刊文章在文字上稍有異同，往往刪去了有明確時間標志的句子。但有幾處則是原封不動的原文照錄，連標點符號都一模一樣。難道肖氏能將自己已刊的文章倒背如流，然后一字不差地復述出來嗎？到了2002年，勞萊爾·菲又發表《再議伏爾科夫的〈見證〉》一文，對二十多年前的書評做了補充。她曾請求出版社出示伏爾科夫的原始俄文打字稿，但遭拒絕。所幸她設法獲得了俄文原稿的復印本，對比之后，伏爾科夫的“借用”就更為確鑿。《見證》一書第五和第六章開頭，原封不動抄了一百八十字和一百八十三字。第八章，伏爾科夫復制了肖斯塔科維奇對馬雅可夫斯基的回憶文字，共兩百三十一字，連格式和標點都與原刊文章一模一樣。但是，伏爾科夫始終堅稱，《見證》一書的所有材料，全部來自肖斯塔科維奇的口述，自己在編輯過程中從未使用任何先前已發表過的材料。那么，我們又如何解釋這么多雷同的文字呢？

更為蹊蹺之處，在于伏爾科夫所復制的文字，恰恰都出現在肖斯塔科維奇的簽字頁上。勞萊爾·菲提醒我們，所有已刊的文字，都經過了報刊檢查，所以四平八穩，沒有任何犯忌諱的地方。她仔細檢查了俄文打字稿的副本，發現所有這些“安全”的文字，字數雖不多，卻剛好鋪滿肖氏簽字的那幾頁打字紙。但翻過這幾張簽字頁，后面的一頁或者文字有明顯的斷裂，或者開始出現不和諧的聲音。為什么凡是肖斯塔科維奇簽字認可的那幾頁、也就是最能保障回憶錄真實性的關鍵之處，都剛好復制了作曲家業已公開發表、毫無爭議的文字呢？

如果我們稍微警覺一些，就會生出兩個疑惑：一、如果這些復制的文字都出自訪談，那么肖斯塔科維奇果真有照相機一般的記憶術，能將自己多年前的文章全文背誦，再對著伏爾科夫精確地復述一遍嗎？這似乎有悖情理。那么這些摘錄的段落，到底是不是作曲家原汁原味的口述呢？二、為何肖斯塔科維奇的認可（“已讀”）和簽字，偏偏一概都出現在這些摘錄文字的打字頁上？換一個角度，凡是肖斯塔科維奇簽字畫押、正式認證的那幾頁，恰恰都根本無需“驗真”。若苛刻的讀者以小人之心度伏爾科夫之腹，做最不利的推斷，則編輯者是否有可能采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段，將作曲家公開發表過的文字置于打字稿每一章之首，以獲取肖斯塔科維奇的簽字呢？如果這“八簽名”有問題，那么我們自然會問：肖斯塔科維奇真的通讀過伏爾科夫全部的口述記錄嗎？有無可能，他看到自己已刊的舊文，就放松警惕，欣然簽字，而伏爾科夫一旦獲得寶貴的簽字，便可對簽字頁后面的文字隨意處置呢？這兩個疑惑，實際上直接質疑伏爾科夫所使用材料的真偽。即使全書不統統是偽造，但只要發現有部分文字并非訪談的實錄，而且肖斯塔科維奇的“授權”存有些微的疑問，則全書的史料價值就不知要打多少折扣了。

勞萊爾·菲寫于1980年的這篇書評，打響了質疑《見證》的第一槍。質疑過程幾起幾落，到了2004年，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肖斯塔科維奇爭論匯編》（A Shostakovich Casebook）一書，將質疑派有分量的文章和資料匯于一編，是充分了解批評聲音的最佳門徑。在《匯編》69-79頁上，編者將上面提到的八章開篇文字，和它們的原始出處，都分欄排列，方便讀者自行核對。

親友團的證詞

《見證》的英文本于1979年出版時，肖斯塔科維奇已去世四年。斯人已逝，死無對證，只有作曲家八個簽名是伏爾科夫的護身符，也是《見證》一書史料真實性的保證書。但伏爾科夫對肖斯塔科維奇進行的多次私下訪談，真的只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嗎？

其實在這些采訪中，至少有幾次是有他人在場的。鮑里斯·提申科（Boris Tishchenko）是肖斯塔科維奇的學生，也是一位作曲家。他在1988年和1997年兩次發表對《見證》的看法。根據他的說法，肖斯塔科維奇當年同意接受訪談，前提條件是提申科也必須在場。而且提申科和伏爾科夫當初有過君子協定，訪談的記錄稿必須事后交他審閱。但是，伏爾科夫從未將記錄讓他過目。提申科憤怒地聲明：“我可以發誓，這本書是偽造的，我以圣經的名義起誓。肖斯塔科維奇對我說：‘你看，他一定要跟我見面，你也來參加吧。’所以我也去了。肖斯塔科維奇說的話，可以收進最薄的筆記本中，而傳出來的打字稿卻有四百頁之多。”（《匯編》134頁）看來，提申科只是一名“中介”，當他穿針引線之后，便被伏爾科夫完全拋棄了。而且，提申科認為訪談的次數非常有限，實不足以寫成一部長篇回憶錄。

而根據肖斯塔科維奇第三任妻子伊莉娜（Irina Shostakovich）的回憶：“一共有三次會談，每次的時間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不會再長了，因為肖斯塔科維奇厭倦長時間的談天，對談話失去興趣。”（《匯編》130頁）伊莉娜斷然否認伏爾科夫與作曲家約好時間，私下會晤，因為肖斯塔科維奇到了晚年，身體虛弱，身邊時刻離不開人照顧。如果訪談果真只有為數不多的幾次，總時間加起來不會超過十個小時，那么訪談記錄需要多少倍的膨脹，才能擴成近三百頁的《見證》英文本呢？

在肖斯塔科維奇的親友中，他的兒子馬克西姆·肖斯塔科維奇（Maxim Shostakovich）的態度頗耐人尋味。他是肖氏第一位妻子所生，循著父親的軌跡，上了列寧格勒音樂學院，后來成為一名指揮家。《見證》剛剛出版兩三周之后，馬克西姆在蘇聯版權局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說：伏爾科夫只和肖氏談了四次，每次不足兩小時。在1979年11月的一篇長篇回復中，他又補充說，《見證》的很多內容來自伏爾科夫，里面既有傳聞也有訪談，但都經過伏爾科夫的發揮，卻歸到肖斯塔科維奇名下。

考慮到1979年的政治局勢，馬克西姆當時或許身不由己，這樣的反應不一定能代表他真實的意見。但馬克西姆于1981年4月從蘇聯出走，到達西方。4月23日，他在華盛頓舉行首次記者招待會，表達了相同的意見，說《見證》基于道聽途說，將肖斯塔科維奇在酒席上、友人間的閑談加上傳聞編織在一起。在稍后的訪談中，馬克西姆的話說得更為明確：“這不是我父親的回憶錄。這是所羅門·伏爾科夫先生寫的書。伏爾科夫先生必須解釋這部書是怎樣寫成的……這本書寫的是我父親，但不是我父親所寫。”（《匯編》47頁）馬克西姆人在蘇聯時，或許還有所忌憚，必須與官方口徑保持一致。但一旦掙脫枷鎖，投奔了“自由世界”，按說應該暢所欲言，將被壓制住的真相和盤托出。只是他出走之后仍然堅持對《見證》的看法，這就更說明一些問題（他態度的轉變詳后）。

出版商的“封口費”

《見證》不僅在出版后引起爭議，就是在出版之前，也早就有人質疑。1979年4月，距離英文本出版還有六個月，旅居美國的蘇聯音樂學家奧洛夫（Henry Orlov）接到Harper & Row出版社一封詭異的來信。《見證》一書的責任編輯安·哈里斯（Ann Harris）邀請他鑒定這部書稿的真偽，但“安保”等級卻提升到最高級：奧洛夫必須親赴出版社的紐約總部（他自己住在波士頓）；他閱讀文稿時，必須有編輯在場監督；他所作的筆記必須留在出版社；所有的筆記以及正式的鑒定意見，均不得保留副本（原信影印件見《匯編》102頁）。種種苛刻的規定讓奧洛夫深感詫異：他即將讀到的，不像是一位作曲家的自述，倒更像是〇〇七的回憶錄。

這樣防賊一般的措施，當然傷害了奧洛夫的自尊心，于是他對出版社的請求敬謝不敏。但四個月之后，責編再次致信，依然請他出馬，但這一次的保密條款卻寬松多了。1979年8月28日，奧洛夫在編輯眼皮底下讀完書稿，并寫下六頁的評審意見。《匯編》一書將這份內部意見的打印稿影印出來（111-116頁）。奧洛夫的意見之所以格外重要，原因有二：一、奧洛夫是“叛逃”到西方的蘇聯音樂學家，被蘇聯作曲家協會的領導斥之為“叛徒”，所以他沒有任何理由做“五毛黨”，完全犯不上去維護蘇聯的形象。二、這是《見證》出版之前、由專門研究蘇聯音樂的音樂學家所撰寫的鑒定意見，沒有受到后來爭議的干擾，是一份獨立的報告。

奧洛夫認為，一部回憶錄，內容是不是第一手材料，最為關鍵。但這一點在書中卻找不到足夠的證據。按他的話來說，這是一部“基于肖斯塔科維奇的陳述和談話、由伏爾科夫先生自己獨創的文學作品”，因為“沒有引證或提及任何材料，只給出極少的日期，大多數人名都隱去，滿紙都是謠傳和傳聞”（《匯編》107頁）。對于肖氏的八處簽名和“已讀”，奧洛夫認為并不一定能保障材料的真實：“‘已讀’就是‘已讀’，沒有更多的意思。”（108頁）也就是說，伏爾科夫手握的尚方寶劍，不一定有預想中那么大的威力。

在審稿中間，奧洛夫問責任編輯，他這份急就章是否會對出版有任何影響。不料編輯淡然答道：無任何影響，因為兩周之后，《見證》一書將以五種語言在歐洲推出。看來，出版社征求奧洛夫的意見，完全是走過場。但這個華麗的過場，卻換來極其優厚的報酬——1979年的五百美元。既然他的意見無足輕重，為何編輯要煞費苦心，來專程拜訪？奧洛夫猜測，這可能是伏爾科夫定下的計策，將潛在的批評者預先聘為審稿人，則審稿意見按照合同規定不得隨意公布，這樣就等于“封住我的嘴”（to buy my silence，《匯編》118頁）。

伏爾科夫的捍衛者：克格勃與照相機一般的記憶術

面對各方質疑，伏爾科夫巋然不動，極少回應。他的理由是：不管我說什么，反正都沒人信。這種無可奈何，被批評者解讀為心虛膽怯。但伏爾科夫也有自己的擁躉，最鐵桿兒的當屬阿蘭·何（Allan Ho）與費奧法諾夫（Dmitry Feofanov），前一位是音樂學家，后一位是律師。他們合編的《肖斯塔科維奇再議》（Shostakovich Reconsidered，1998）是一部將近八百頁的磚頭書，由不太知名的Toccata出版社出版。書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兩位編者合寫的長達三百頁的辯護書，對以勞萊爾·菲為代表的質疑派，做了最為詳盡的駁斥。兩位作者均好辯，火氣大，行文有時如大字報，偶有人身攻擊，但搜集材料之功也不可埋沒。下面幾點，是我奮力從書中提煉出的部分觀點。

兩位作者慨然以伏爾科夫的辯護律師自任，為回擊勞萊爾·菲的批評，他們力證肖斯塔科維奇天賦異稟，具有驚人的記憶力。據親朋好友回憶，肖斯塔科維奇幾乎將所有古典音樂的譜子都印在腦子里。他對自己的音樂更是爛熟于胸，往往多年之后，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就能在鋼琴上從頭到尾準確彈奏出自己創作的大型作品。在文學方面，他可以大段背誦契訶夫和果戈理的小說（《再議》190-194頁）。這樣看起來，能一字不落地復述自己的文章，簡直是雕蟲小技。但這樣的辯解，終歸屬于猜測，很難完全接受，也很難徹底證偽。凡是從記憶力入手的辯護，都有這樣的問題。

更有特色的辯護，是兩位作者引入了克格勃。前蘇聯檔案解密之后，人們發現了當時中央委員會的一份會議紀要。這份紀要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4日，距《見證》的出版還有一年時間。看來蘇聯官方已事先接獲情報，知道有一部惡毒攻擊蘇共的回憶錄正在西方醞釀出版。紀要給出的應對措施，是“揭露美國Harper & Row出版社的挑釁行為”。如果版權局無法阻止該書出版，則建議“通過蘇聯和境外的媒體機構，將該書描繪為詆毀這位偉大作曲家、反對蘇聯的偽造作品”（《再議》54頁引）。可見，《見證》在出版前一年，已經驚動了蘇聯高層，并被定性為冷戰期間的政治陰謀。

紀要所提出的國內外媒體協同作戰，在一年之后，是如何落實的呢？蘇聯國內的情況，很容易匯集。比如，《真理報》發了社論予以譴責，肖斯塔科維奇的六位學生和友人聯名發表了公開信，將《見證》斥為偽造（公開信是自發還是被迫，一直有爭議）。這些都是公開發表的文件。但蘇聯政府在境外策劃和發動的輿論圍攻，尚無明證。而《再議》一書的兩位編者，卻寫下這樣的評論：“《見證》是反蘇的偽作，這個思路被一些西方評論家自覺自愿地照搬過來。”（《再議》54頁）這句話，雖不至于暗示這些批評者是領了盧布的，但至少顯示西方批評者與克格勃沆瀣一氣。冷戰期間，西方文化界確有不少“鼴鼠”，為克格勃效力。但是，如果暗示凡質疑《見證》者，都受到克格勃的操縱，這個腦洞就開得未免有點太大了。《見證》的批評者中，不排除有人是執行政治任務，而終究還是有人盡了學者的職責，以學術的嚴謹、入情入理的分析來衡量史料的真偽。《再議》的編者似乎不愿承認學者有獨立的學術判斷。這樣的揣測，只會大大降低《再議》一書的可信度。牛津大學出版社之所以拒絕出版該書，我想或許與書中諸多武斷的說法不無關系。

馬克西姆·肖斯塔科維奇在1981年之后，對伏爾科夫的態度有了很大變化，批評的調門大大降低。他多次與伏爾科夫一同參加以肖斯塔科維奇為主題的學術會議，甚至還當面感謝過伏爾科夫。阿蘭·何和費奧法諾夫羅列了兩人和解及親密合作的所有場合。但是，如果仔細品味馬克西姆后來這些發言和采訪，我們會發現，他雖然對《見證》一書的政治意義極度推崇，而對于材料的真偽、轉述是否可靠等問題，卻有意回避。比如，他在1992年曾說：“我想借此機會，感謝你寫我父親的那本書（your book about my father）——因為你描寫了這位偉大的藝術家遭受痛苦的政治環境。我認為這是這本書最重要的一點。”（《再議》113頁引）這句話在修辭上其實是極其講究和克制的。《再議》的兩位編者過度相信這些話的字面義，試圖拿馬克西姆態度的變化來作文章，尋找論證的突破口，其實是行不通的。

“給死者澆上肉凍”

圍繞《見證》一書的爭論，已經長達三十多年了。英國音樂學家范寧（David Fanning）曾指出，伏爾科夫若真想平息爭議，最簡單、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將談話記錄的原始速記稿公之于眾，接受學界的檢驗。這樣，科學家可以鑒定紙、墨、筆跡，公眾也可以見識一下他的速記。特別是《見證》一書八章的開篇、也就是被查出襲用已發表文字的段落，是否也見于原始記錄，自然會一目了然（《匯編》277頁）。但是，伏爾科夫始終不愿展示這一關鍵證據。他的擁躉對此有不同說法：有人說他離開蘇聯時，將原始記錄交托親屬保管，現已無法取回；另有人說原稿掌握在克格勃手中（《匯編》282頁，注19）。最原始的速記稿既已不見蹤跡，那么肖斯塔科維奇簽過字的打字稿呢？在1995年一次訪談中，伏爾科夫自己說，打字稿現存放在一家瑞士銀行的保險庫里，因為各路人馬都不擇手段，企圖得到這份文稿（《再議》321頁）。總之，無論是速記稿，還是打字稿，所有原始文件的下落，只能用“撲朔迷離”來形容了。另有評論家注意到，伏爾科夫在出版《見證》之后，又繼續推出了幾部口述史，訪談的都是前蘇聯的文化名人。他的工作自有一套規律，所有訪談都是在被采訪者謝世之后，才正式出版（比如對詩人布羅茨基的訪談）。這樣的工作習慣，與《見證》一書的制作過程十分相似，難免讓人產生死無對證的聯想。

讀過《匯編》，讀過《再議》，再讀一遍《見證》，我發現這樁案子所有的疑點都不曾得到滿意的解答。特別是肖斯塔科維奇簽字認證的那八頁打字紙，本是伏爾科夫的護身符，卻成為批評者不斷點中的死穴。即使退一步講，伏爾科夫的口述史或許大致勾畫了晚年肖斯塔科維奇的風貌，但書中究竟哪些是肖斯塔科維奇的原話，哪些是伏爾科夫的增飾和演義，哪些又是當時口耳相傳的段子和軼事，如果其間的界線依然模糊，那么我們使用《見證》一書作為可靠的史料，就必須慎之又慎。勞萊爾·菲在1999年出版的《肖斯塔科維奇傳》（Shostakovich: A Life）中，對《見證》有溫和的評論，卻從未引用書中哪怕一條材料。

當年在西絨線胡同買書時，我滿心歡喜，以為能聽到肖斯塔科維奇真實的聲音，卻萬萬想不到伏爾科夫的“如是我聞”竟會有這許多待解之謎。辨偽、考證，這些聽上去無比繁瑣枯燥的學術工作，其實離我們并不遙遠，有時會直接顛覆曾經塑成我們世界觀的書籍。想想我在“前學術階段”初讀《見證》時所感到的激動和震動，現在雖不能說有上當受騙之感，但是難免會感到一絲自嘲和落寞。歷史學家陳垣在論考尋史源時，引用過兩句《詩經》：“莫信人之言，人實誑汝。”這實在是兩句金言。

在《見證》第一章結束的地方，肖斯塔科維奇對于回憶和歷史有辛辣的評論。這段話出現在中譯本74-75頁，我根據英譯本（30頁）對中譯文和標點做了大幅改動：

一個人死了，別人就把他盛在盤子里端上來，喂后代子孫。就是說，把他拾掇好了，送上后代的飯桌，讓他們脖子上圍著餐巾，手里拿著刀叉，開始吃剛去世的死者。你知道，死人有個討厭的毛病，就是涼得太慢。他們都滾燙滾燙的，所以才在他們身上澆上回憶，把他們變成肉凍——最好的膠質。……我回憶所認識的人，都盡力回憶他們沒有裹上膠質的樣子。我不往他們身上澆肉凍，不想把他們變成美味的菜肴。我知道，美味的菜肴容易下咽，也容易消化。但它最后變成了什么，你也明白。

勞萊爾·菲等音樂學家都在問：伏爾科夫給肖斯塔科維奇的回憶澆上肉凍了嗎？澆了多少？但可悲的是，即使這段非常毒舌的話，誰又能保證一定就是肖斯塔科維奇的原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