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大的投影屏幕上，一個面容姣好，一身名牌的女老師蹬著高跟鞋穩健地走上講臺，她一臉笑意，站定后，伸出左手來向著左邊的鏡頭揮動，熱情地喊道：“銅鑼灣分校的同學們，你們好嗎？”鏡頭一轉，她朝向另一邊，以同樣的語調說道：“旺角分校的同學們，你們好嗎？”她并沒有像馮鞏那樣補上一句，“我想死你們了”。實際上，她對于這兩家的學生可能毫不認識，但這無礙于她滿面笑容。作為一個香港補習老師，她可能有著月入百萬的身價，開賓利住豪宅。而對著投影屏幕的學生們，每年則要花數萬元來各處的寫字樓里觀看這樣的“補習直播”，以期能獲得一點對高考有用的答題技巧。

香港補習業規模之大，別地之人可能無法想象。根據亞洲發展銀行統計，超過八成學生補習，每年花銷超過二十億。今年十月，震驚香港的一樁大新聞就是林溢欣事件。林溢欣是香港一家叫做遵理的教育機構的頭牌，而另一家叫做現代教育的補習學校為他開出了8500萬港幣的轉會費。這個價碼如果放在亞洲足球圈，是歷史第二的高價，即便在歐洲也達到了準一線球員的轉會價碼（雖然在香港也只能買套小豪宅）。

分析人士指出，林溢欣事件背后可能有現代教育打擊遵理上市的意圖。補習業這門大生意和這出大戲，引起了廣泛的社會熱議，而其本身也折射了香港的制度與風氣問題。

奇特的補習景觀

補習活動在香港有著悠久的歷史。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即存在小規模的補習活動，那時香港經濟并不十分景氣，補習課成了年輕學生賺外快的最主要活動，通常是高中生幫初中生補，初中生幫小學生補。不過，那時候的補課大多是一對一的私下活動，未成氣候；七十年代隨著香港經濟的騰飛，教育業也隨之商業化，催生了補習業的大發展。補習學校的模式最初是在1972年由一間叫做圣類斯的夜校發起的，一位叫做CC.Lee的老師被認為是補習班鼻祖。也許將來某一日圣類斯會變成香港人的孔廟，CC.Lee 也會像圣人那樣被供起來也未可知。

至于香港補習班老師為什么常常以英文名行走江湖，這其實也是一個傳統。因為七十年代所有中學都規定在校老師不準兼職，而老師們為了補貼家用偷偷去補習學校教書，為了低調不被校方發現，就采用了這樣的折中方法。雖然常常聽起來像發廊殺馬特“設計師”，但時至今日，補習老師大多還是堅持用Garry Lau 、Tony Ng之類的名號。

九十年代，補習機構大規模企業化，流程化，新的一批老師上位，他們便不似過去老師那樣講講課本知識和考試難點即可，在巨大的工作壓力和機構的引導下，新的補習天王天后誕生了。他們極其注重形象（模仿流行明星），上課內容也會生動許多，常伴隨著插科打諢和別樣的幽默，吸引年輕學生報名，也稀釋了學生在繁重課程中的心理壓力。這些天王天后的照片和宣傳畫貼滿了香港的大街小巷，不論是地鐵還是樓房外墻，都可見這類光鮮亮麗的補習老師形象。不過，一位較年長的補習前輩曾說，新一代的補習天王天后就像“棟篤笑”（即廣式單人脫口秀）演員一般。更有學生坦承，對補習機構也只能信一半，因為感到補習機構其實和娛樂圈沒有什么兩樣。

關于補習天后的形象設計，業內人士June Leung總結了這樣幾條規范：一，形象專業，這樣才能獲得學生和家長的信任，這也是為什么補習天王天后在大幅廣告中皆著正裝；二，衣著體面，可以讓學生眼前一亮，提高注意力，這在樣樣注重名牌，需要偶像的香港尤為有效。塑造特別的形象和性格成為補習老師的一門必修課，然而行業中也有嘩眾取寵終至擦槍走火的個例，今年夏天就有補習天王惡趣味扮ISIS斬首，引起輿論大嘩。

補習業的周瑜打黃蓋

補習已成為香港極為重要的一種社會現象，分門別類的補習班琳瑯滿目，迎合了香港應試教育和文憑至上的社會風氣。近日甚至香港幼兒園面試都有補習項目出現，“不輸在起跑線”的想法，香港和內地皆是。甚至香港一家補習社打出廣告：“孩子將來住太和還是銀湖天峰，看你的決定”，前者是廉租房后者是豪宅。在社會風氣與競爭心理的雙重作祟下，今夏沙田家長通宵排隊報名補習班之類的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

香港的高考制度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香港近年補習業的大發展。2009年香港教育制度334改革之后，由原來的兩考定生死變為一考定生死，學生壓力陡增。香港高考的高難度常令專業人士咋舌，甚至許多大學一二年級的學生會向老師抱怨為何要學一些自己中學就學過的內容。換言之，如此高難度的學習內容，也會使家長與學生產生擔憂心理，報讀補習班就不難理解了。

報讀補習班無非是為了能夠獲得更好的升學機會和擇業可能。香港的企業招工檢視簡歷時對在校成績和高考成績都十分看重，學生們因此戰戰兢兢，生怕某一次考試的成績就會影響到自己的未來。在香港，由于自主創業路徑的狹窄，如果沒有上過大學，很難有較好的出路。而且當地產業結構單一，較好的擇業選擇集中在金融業和政府部門，于是乎，學生必須上大量的補習班才能在高考中獲得好成績，才能上名校讀好專業，從而在畢業時獲得進入金融圈或者政府部門的敲門磚。這條獨木橋的路徑逼迫著廣大學子不能落后于人，不進則退。而這種憂患意識也是貫穿于香港社會始終的心理狀態。憂患意識伴隨著從眾心理，補習業的火于是越燒越旺。試問當同學們都補習，有幾個家長和孩子能夠抵御這樣一種朋輩壓力呢？

事實上，香港補習業背后的心理機制帶有明顯的反智主義傾向，應試教育的實用主義要求逼迫香港人不得不選擇將求知視作一個階層上行的工具，甚至將針對考試的補習班與正常的學校養育本末倒置。在社會的現實壓力面前，求知本身已經不再重要，A level （決定能否進大學的高級程度考試）以及first honor（大學畢業時的“最優生”榮譽）才是目的。香港一些社會人士對此也有著非常尖銳的批評，認為香港如今的政治亂局正是一群徒有完美求學背景的庸才把持了政府高位所致。

補習“青椒”與殘酷環境

今年五月美國芝加哥大學國際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公布了全球青年大學教師收入排名數據，中國位居全球高校教師月工資收入水平的倒數第三位，平均工資僅為720美元，新聘大學教師的工資為每月259美元，是全球最廉價的大學教師。

香港作為全球公認的大學教師收入最高的地區，然而青年教師的處境卻不比大陸同胞好多少：一方面香港教職有限，而本地青年教師面對著的是全球同行來港競爭的壓力，想要出人頭地獲得更好的收入水平是極為不容易的；另一方面，香港樓價暴漲，生活成本高企，對于剛剛就業，甚至還面臨婚姻以及育嬰雙重壓力的青年教師來說，經濟上的負擔巨大。而這時候，轉行做補習老師就成為了一個來錢快，可以解決現實壓力的選擇。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一位教授曾說起，自己曾有一位學術非常優秀的博士畢業生，畢業后在高校工作，然而微薄的收入無法支持小家庭三口人的生活，他于是放棄了高校的工作，毅然做起了補習天王。這位教授有一次過馬路，有一輛巨大的雙層巴士停在旁邊，上面是一張巨大的補習天王的形象宣傳畫，而這個天王就是他的那位學生。這位教授事后說起時依然十分感慨，除了惜才之外，也許竟有一絲絲的羨慕也未可知，畢竟他的學生應該比他賺的多多了。

無論是媒體還是普通民眾，其實基本上還是沉浸于補習業浮華的表象，其實在這個行業里，月收入幾百萬的也就十人左右，大多數的中下游的補習教師面臨著殘酷的壓力。

香港知名補習機構現代教育的廣告

首先在經濟上，剛出道的補習老師是沒有底薪的。學生不喜歡他，下一堂就不來了，學費也會停交，老師自然也就拿不到錢了。而且許多機構為了擴大知名度，打出了許多達不到一定成績就退錢的廣告，而這些艱難的目標都需要補習老師想辦法硬著頭皮實現。此外，新入行的補習老師為了擴大知名度，不得不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地鐵站，流動電視，報紙上打廣告，而這些都是需要教師自費的，補習機構不會有任何補貼。這些巨大的廣告開銷是對教師的一種巨大壓力，如果教學成果不好，賺不到錢不說，還會賠上一大筆錢。因此，許多老師為了搏出位想盡一切辦法增加曝光率，擠破頭增加有可能的媒體接觸機會，相關的炒作自然也會應運而生，今年有香港補習女教師超短裙視頻在YouTube上熱炒，就是代表性的事件之一。

其次，補習老師其實地位并不高，備受社會指戳。常有社會人士看輕他們做工只為了錢，一旦教育與金錢掛鉤，社會人士一定會有意見。而實際上，香港人如此看重金錢，卻這樣非議補習教師，無非是有些酸葡萄心理，嫉妒后者賺錢多而快罷了，后者的辛苦與殘酷環境大概是被忽略了的。

香港的主要補習學校有十數家，還有大量受不了機構抽水而跑單幫的個體戶老師。由于競爭激烈，學生選擇困難，香港甚至有個叫做“補習天王指南”的網站，介紹各個科目與各個學校的教師情況，結構類似大陸的“大眾點評網”，可以為老師個人的“講解”、“筆記”、“課后支援”等方面進行打分，甚至可以單獨撰寫評論文章。在學生評價的壓力之下，補習老師們自然不敢怠慢，始終保持有新鮮感給學生之外，亦一定要保證相當的教學質量，否則會被行業淘汰得更快。一位叫做Stephen Lee的港大學生就坦言，覺得補習教師的上課質量比中學老師好多了，要不是補習老師，他根本不會有現在的英文基礎。

補習業自然是一門大生意，這門生意在目前可見的前景下亦只會越做越大。然而現在正在課堂上參加補習班的青少年們，個個懷揣夢想，希望借此改變人生命運的同時，可曾想到自己面前眉飛色舞的補習老師也是懷揣著同樣的夢想呢？作為香港現實的承受者和林溢欣所代表的那種“香港夢”的信徒，他們何嘗不是一樣。更為值得考量的是，這些學生之中，有一些將來也會變成站在面前的補習教師，如果提前預知了“長大后我就成了你”的命運，他們又會怎樣選擇呢，或者他們根本就沒有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