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45年，臺灣結束了長達50年的日據時代，走上了新的歷史軌道。交織在這片土地上的從來不止一種元素，中國的、日本的、美國的、蘇聯的……有太多的文化形態在這里留下了自己的痕跡。20世紀就是這些元素輪番上演的舞臺。從地理、政黨這些宏觀視角，或是從運動、語言這些微觀層面，都可以看到不同文化夾雜生長的烙印。

棒球運動：今日臺灣的榮耀，曾是殖民恥辱的象征

文章來源：R. Kenji Tierney, "Book Reviews-China: Colonial Project, National Game: A History of Baseball in Taiw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71, Issue 01, February 2012, pp. 225-226.

在1969年8月舉行的世界少棒大賽（Little League World Series）上，臺中金龍少棒隊在決賽中大勝美西隊，勇奪比賽冠軍。時至今日，只要提到棒球運動，臺灣人就會自然地回想起上世紀70、80年代的那段黃金歲月。

在2012年第1期的《亞洲研究雜志》上，R. Kenji Tierney向讀者推介了Andrew D. Morris于2010年出版的《棒球運動在臺灣的發展史》（Colonial Project, National Game: A History of Baseball in Taiwan,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一書，該書作者Morris試圖跳開人們的常識中對臺灣棒球運動的認知，轉而從歷史的變遷中去思考這項神話背后所隱含的失敗與屈辱。

Morris從1895年棒球運動被引入臺灣開始說起，他提到，當時在臺灣的日本殖民統治者被禁止參與這項運動，因為殖民當局僅僅希望通過這項運動來展現殖民所帶來的現代性的優越，而不是給予臺灣當地居民以挑戰殖民者的契機。書的第二章重點分析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臺灣少數民族對棒球運動的參與如何革新整個社會對于這個群體的認知。在此過程中，殖民政府的殖民政策也發生了改變，提出了“種族和諧”的政策。第三章則討論了另一件有趣的事情，當國民黨進駐臺灣準備普及足球與籃球運動的時候，卻遭到日本殖民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棒球運動的“阻撓”，作者認為，那些怨恨“白色恐怖”和戒煙法的人把從事棒球運動當作了一種抵制國民黨政府的隱性方式。Morris在第四章與第五章重點講述了1960-1980年間棒球運動在臺灣的盛況以及人們對于這項運動的認知，棒球運動在國際范圍內的成功與其本身具有的殖民性質形成的悖論是其主要討論的問題。全書的最后部分，Morris通過對現今棒球運動在臺灣狀況的分析發現，這項運動吊詭地成為人們緬懷過往的象征。

書評認為，雖然目前關于全球化運動的研究汗牛充棟，但Morris的這本書仍然是相當可取與獨特的。他不僅是關注了一項源自西方的運動在殖民時代的背景下遷徙到東方的過程，更加重要的論點在于這項運動的本土化過程，也就是這項運動如何被殖民地的人民認可、接受、進而轉化為文化認同的一部分的過程。這兩個過程被Morris本人概括為“glocalization”，相當值得未來的學者在這個領域內進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臺灣語言變遷：白話文成功了，羅馬字運動失敗了

文章來源：Yao Liu, “Book Notes: Japanese models,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dilemma of Taiwanese language reform,” Language in Society, Volume 43, Issue 01, 2014, pp.122-123.

我們聽到的“臺腔”中總是帶著軟糯的語音，也很容易注意到中國臺灣人在一些詞匯的用法上與大陸人存在顯著差異，Ann Heylen在2012年完成的《日本模式、中國文化與臺灣話改革的進退兩難》（Ann Heylen, Japanese models,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dilemma of Taiwanese language refor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2）一書中詳細討論了臺灣語言的變遷問題。2014年，《社會中的語言》（Language in Society）上的一篇書評對其做了簡要介紹。

Ann Heylen認為，語言在臺灣發展與改革的過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問題，都與其源頭的多樣性有關，而歷史因素和社會因素也在共同作用下對其產生影響。在第一章中，作者介紹了明清時期臺灣語言的發展情況，當時臺灣人使用的書面語言主要是大陸通行的文言文，而口頭語言則以閩南話為主。第二章展示了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的語言規范化進程。這一時期的臺灣處于多文化與多語言交雜的社會背景中，當時的臺灣人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多種語言。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不少社會精英人士紛紛倡議各種與文字、文學有關的活動，比如建立中國詩社、發行中文刊物等，其主要目的在于保護臺灣當地語言和文化的傳承性。1919年，大陸如火如荼展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亦震動了臺灣文學、思想界，隨之發生了三場文字改革運動。

Ann Heylen在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中分別介紹了這三場運動。第一場由蔡培火發起的想要完全西化的羅馬字運動失敗了，而第二場推廣盛行大陸的白話文則取得了成功。HEYLEN認為，改革的成功與否主要取決于運動有無植根于臺灣的本地文化與中國傳統。

文章來源：Richard Louis Edmonds, "Aspects of the Taiwanese Landscape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China Quarterly, Volume 165, March 2001, pp.1-18.

地理學作為一門考察空間問題的學問，日益受到各界學者的重視。《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2001年3月版上的開篇文章， 《20世紀臺灣地景的幾個方面》 （Aspects of the Taiwanese Landscape in the 20th Century），即是對20世紀臺灣的空間變化狀況進行簡要回顧。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學者Richard Louis Edmonds從政區地理、人口地理、農業地理與災害地理四個角度入手分析，從而提出：“從殖民者的農業種植基地變為人口密集的城市工業社會，是臺灣社會在20世紀所經歷的最為重要的變遷。”

20世紀初的臺灣完完全全是一個農業社會。那里溫暖潮濕的氣候條件非常適宜農作物的生長，不過需要注意的是，臺灣有三分之二的土地都是山地，因此只有南部的臺南平原、屏東平原；西部的臺中盆地與臺北盆地；東北部的宜蘭平原以及東部的縱谷平原能夠發展種植業。

大米與甘蔗是兩種最重要的農作物，是日本殖民政府的重點培植對象，因為它們能為日本人帶來直接而可觀的利益。Richard Louis Edmonds認為，1930年以后，日本殖民政府將本國的水稻培植方法引入臺灣，進一步提高了大米的產量。這種培植方法首先改良了大米的種類，在臺灣的土地上移植了日本本地生產的大米；其次，化學合成的農業肥料在同一時期進入臺灣；灌溉技術的改進也是一個重要方面。臺灣的大米主要向日本出口，特別是在戰時，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士兵的口糧問題。

日本人對甘蔗的關注始于1910年，他們注意到蔗糖制品的出口可以為殖民政府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在1925-1939年期間，臺灣的蔗糖業在國際市場上受到古巴和爪哇兩國的牽制，地位有所動搖，此時的日本帝國勢力不遺余力地進行保護，目的就為了確保蔗糖出口貿易所產生的財富。1950年以前臺灣的制糖行業如火如荼，不少糖廠留存至今，成為了觀光娛樂的休閑場所。

日本殖民統治結束后，國民黨當局開始著力發展臺灣的工業設施。盡管一開始情況不算太好，但從1960年代開始，工業開始進入增長階段，不少工廠遷入內地城市，與當地的農田混雜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名為“leap-frog”的土地模式。這并非是一種最合適的工業土地模式，卻形成了臺灣工業發展的基礎，由此開始，臺灣逐漸走上了工業社會的軌道。

從人口分布上可以最為直觀地察覺到這一社會轉型的發生。從1950年至1975年，臺灣的農業人口整整下降了30個百分點，而早在1960年，就已經有一半的臺灣人口居住在城市之中，當時城市的總體面積僅占臺灣土地面積的百分之六。在此時期，城市化進程最快的一些地區甚至還出現了郊區城市化的現象。這一現象的發生可以說明工業化已經進展到一定程度，主要表現為：城市人口的增長主要出現在衛星城市與臺北、高雄、臺中等城市的郊區，又或者在更小型的制造業中心如中壢、桃園等地。1975年以后，臺灣社會的工業情況又發生了一次重要轉型：從傳統制造工業轉向技術密集型工業，這次轉型對臺灣的城市化進程也產生了一定影響。總而言之，到了1975年，臺灣已經徹底完成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 

臺灣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恩恩怨怨

文章來源：Anna Belogurova, "The Civic World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Taiwanese communists and the Comintern (1921–1931)," Modern Asian Studies,Volume 46, Issue 06, November 2012, pp.1602-1632.

關于共產國際與地方共產黨的關系，向來是學界眾說紛紜的話題。2012年11月，德國柏林大學的Anna Belogurova博士在《現代亞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上發表論文，考察共產國際在臺灣共產黨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作者于2003年曾有訪學臺灣政治大學的經歷，對于臺灣共產黨的問題有較為深入的研究，文章表示：“臺灣共產黨的歷史為人們了解第三國際與世界共產主義在政體上的合作方式提供了一個窗口，臺灣共產黨曾經是一個積極的活動機構，而不僅僅是共產國際所利用的一個消極工具。”

臺灣共產黨于1928年在上海成立，根據第三國際對于各國支部“一國一黨”的組織原則規定，臺共隸屬于日本共產黨領導的“臺灣民族支部”。它是東亞共產主義網絡的一個組成部分。由于日共于1945年以前在日本屬于非法，因此臺共在臺灣日據時期也被臺灣總督府視為非法政黨而加以取締，1931年，臺灣共產黨黨員遭大舉逮捕入獄，臺灣共產黨停止運作。

過去的研究認為共產國際需要為臺灣共產黨的衰落負主要責任。研究人員指出，共產國際過多地干預臺共，并且對之強加了非常激進而又不符合臺灣情況的政策，導致臺灣共產黨最后走向分崩離析。這種觀點的主要依據是一件名為“給臺灣共產黨的信”（Letter to the Formosa Communists）的證物，這封信在1931年逮捕共產黨的行動中被截取，其主要內容是鼓勵臺共組織更為積極的各項活動，而信件正是由共產國際發出的。另外，根據被捕共產黨人的證詞以及他們數十年后寫下的回憶錄，也明白地顯示共產國際頻繁地參與了臺灣共產黨的活動。這一結論恰好符合過去關于共產國際與遠東地區共產組織關系的通常看法。

蘇聯解體后，新的資料與觀點不斷涌出，不斷挑戰過去關于國際共產主義的“莫斯科中心”（Moscow-centric）理論。這些解釋重新衡量了共產國際在地方共產黨活動中的參與程度，認為共產國際對地方共產黨的影響沒有想象中強。在這一理論背景下，Anna Belogurova對臺灣共產黨報告、翁澤生于1930-1931所寫作的信件、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指令、臺灣共產黨人的回憶、租界巡捕房等歷史資料進行多重解讀，重新考察臺灣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

結論認為，共產國際并未對臺灣共產黨形成實際控制能力。一方面，在臺灣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共產國際路線”并不與臺灣本土的社會、政治情況相吻合，沒有得到貫徹，并且被黨派內部紛爭所利用。另一方面，從客觀上來看，共產國際也無法對臺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提出任何切實可行的策略，因為日本殖民政府對臺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有嚴密的監控，再加上兩地間隔的遙遠、通訊技術的艱難，或許更為重要的原因是，臺灣共產黨人本身并不愿意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特別是在這些指示與他們自身的利益與生存相違背的情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