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2021年7月13日，著名文學理論家、后殖民理論代表學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座教授佳亞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受邀參加第八屆南南論壇（South-South Forum on Sustainability），作了題為“何為心懷希望？”（What it is to hope?）的講座，本文由講座錄音整理譯出，經南南論壇發起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劉健芝修訂，有刪節。

斯皮瓦克教授首先感謝了劉健芝教授和薛翠教授的邀請，表示很榮幸參加第八屆南南論壇。她特別感謝了本場講座的主持人阿克巴·阿巴斯教授（Ackbar Abbas），稱自己欠他“一個終身人情”。多年前，阿巴斯曾在臺灣地區聽斯皮瓦克的一場報告，當斯皮瓦克談及她的閱讀經驗與自身實踐的聯系時，阿巴斯為她的研究方法起名“批判性的親密”（critical intimacy）——而非“批判性的距離”（critical distance）。在多年的學術旅程中，斯皮瓦克始終謹記這一表述，將其視為自己學術實踐的目標和任務。“批判性的親密”也是斯皮瓦克參加此次南南論壇想要達到的目標——本著友好的自我批判精神，與其他發言者一道分享自己的經驗。她向各位觀眾和發言者發問：“我如何能對你們有用處？”

佳亞特里·C·斯皮瓦克

講座伊始，斯皮瓦克引用了人民大學溫鐵軍教授研究團隊在《十次危機——中國發展的政治經濟學（1949-2020）》一書中闡述的結論：“總的來說，我們關注的是如何終止依賴尋租和外部轉移的粗放型發展模式，轉向親民的、創造性的、有著平衡、有機的城鄉共居的生態文明。”這段表述引起了斯皮瓦克的深刻共鳴，她分享了自己十多年來造訪云南的經歷作為例證，并引用了2018年她在云南師范大學所作的題為“重新想象絲綢之路的必要性”演講的部分片段：

中國的儒家傳統清楚地認識到，詩歌與想象性闡釋的可能性有關。想象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非理性的，它將理性納入其中，它超越人們因單純理性所犯的錯誤而保持開放性。在這個意義上，在單純的知識管理（例如新的數字技術所提供的）之外，文學、哲學和質性社會科學工作者能夠提供合作性而非指導性的協助。數字技術如脫韁野馬一般強力而危險，想象力緩慢地訓練騎手思考“新”“舊”問題，從而使新事物也能以舊方式被思考，用對過去的重新想象取代毫無根據的“黃金時代”懷舊主義和頌揚浪漫化過去的傾向。斯皮瓦克以亞洲同胞的身份希望中國和印度兩大歷史上曾交流甚密的思想傳統能實現再度聯結。

斯皮瓦克表示，她總是試圖探尋每個國家的基層是如何受教育的。在這種探索的指引下，自2001年以來，她每年一次（有時兩次）前往西雙版納，訪問中老邊境附近6所只有一間房和一名教師的學校。她開始學習中文，以便能在這些學校里游逛。在云南的經歷讓她收獲了永生難忘的團結和支持，也學到了很多東西——有些是在地和具體的，有些則具有普遍性。年復一年，她看到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知如何與德育（ethical training）傳統緊密相連。今天，這些學校已經關閉，新的中心學校已經建成，她的拜訪也暫告一段落。云南之外，斯皮瓦克在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和尼日利亞的伊洛林（Ilorin）也在持續進行著類似的基層教育工作。

斯皮瓦克拜訪這些學校是因為她想看看一個國家的最底層如何生存。她從不去國家刻意打造的承載所謂“本土文化”的底層。在中國，她拜訪的人群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盡管13年來僅有3名學生進入了中學，但他們并非“庶民”（subaltern），因為他們覺得國家屬于自己。這也就是為什么當這些學校關停時，他們如此失望。那么誰是庶民呢？斯皮瓦克嚴格遵循意大利活動家和政治哲學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定義，即庶民是“處于歷史邊緣的社會群體”。他們其實言說了很多，但人們不具備相關基礎設施、未經訓練來聽他們說話。

承認共謀性

在開始梳理“庶民”概念在自己學術思考中的軌跡之前，斯皮瓦克強調了承認“共謀性”在學術和社會實踐中的重要性。隨著學術研究和社會活動工作的結合，斯皮瓦克愈發強烈地意識到，在當前的形勢下（也許一向如此），左翼和右翼深刻勾連在一起。他們是“同謀”（complicit）——在拉丁語的“折疊在一起”的意義上。自此，斯皮瓦克所有實踐的前提便是承認共謀性。基于這一精神，她出版了題為《在教學機器內站在外》（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的文集，后來也提出“在資助機器內站在外”（outside in the funding machine）的說法，強調應當審視“在內站在外”（outside in）這一狀態的后果，這關涉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等重要議題。

斯皮瓦克指出，全球化資本通過自上而下的慈善事業和法團主義（corporatism）積累財政優勢，盡管人們自認為身處這個過程“之外”，并未親自實踐它，但實際上也在它“之內”，因為全球化已成為不可否認的“事件”（event），而當務之急是將“事件”轉變成“任務”（task），南南論壇同樣面臨這一問題。今天很多人質疑馬克思所說的“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 to fall），認為利潤率并未下降，但鮮有人注意，馬克思曾說過，這一現象是以危機的形式發生的，但必須將“危機”轉變成“趨勢”，才可能帶來改變，否則一切照舊。這就是所謂“事件”（大家在諸多方面已毫無疑問地全球化了）和“任務”之間的區別。思考“任務”便是斯皮瓦克理解的學者亟待展開的工作。

共謀——與敵人“折疊在一起”。斯皮瓦克懇請聽者在接下來的講座內容中時刻留意這一點。當我們與那些在歷史證據的收集過程中未曾被考慮的邊緣群體一起工作時，我們便使他們脫離了庶民狀態（subalternity）。人們常以為這是這些群體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實則不然。如果庶民真的自己知曉并實踐一切，那么他們遭受的歷史罪行便是他們咎由自取。這顯然大錯特錯。只要庶民需要領袖，社會正義就是不可持續的。

庶民與庶民化：監禁與死亡

斯皮瓦克講述了自己近40年前發表的名文《庶民能說話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背后的故事。彼時，翻譯出版了雅克·德里達的《論文字學》（Of Grammatology）的斯皮瓦克在美國成了法國理論的專家，她對此頗感不適。為了打破這一現狀，她找到家人，試圖研究理解祖母的姐妹普瓦奈斯瓦里·帕杜利（Bhuvaneswari Bhaduri）之死——她即是文中提到的“庶民”。普瓦奈斯瓦里·帕杜利為一個反帝國主義武裝斗爭小組工作，由于沒能完成小組交給自己的一項暗殺任務，她自殺了，年僅17歲。為了避免其他人誤認為她的自殺由不正當懷孕所致，她等待了4天，直到月經到來時才自殺。她用自己的身體表明她不屬于某一特定男性，這是一種女性主義的反抗姿態。她給她的姐妹，即斯皮瓦克的祖母，寫了一封信，這封信60年后才被打開。斯皮瓦克從母親那里聽說了這個故事。在斯皮瓦克對祖母姐妹的過去進行調查研究時，她的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表姐問她，為什么她在研究一個因不正當懷孕而自殺的女人。斯皮瓦克那時便意識到，盡管祖母的姐妹試圖通過自己的身體以及寫信來表達觀點，但她的聲音無法被家族中受過教育的女性聽到。所以她寫下“庶民不能說話”，意在表明，她的言語行為無法由隱含的接收者——家族中的女性——來完成。這就是《庶民能說話嗎？》背后的故事。

當群體處于庶民狀態時，它無法得到任何回應。庶民性的結構自然各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論，但如果能幫助他們進入公民身份（citizenship），便能制造些許普遍性，因為公民身份具有廣泛的共同結構。這也是斯皮瓦克基層工作的核心之一。然而，就其自身而言，庶民群體是通過死亡引起人們注意的（他們死去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死亡總是在發揮作用），以及通過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所說的“自發性”（不是心理自發性，而是無情壓迫下產生的社會動機）引起注意（注：羅莎·盧森堡[1871-1919]是德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社會主義哲學家和革命家，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起草了德國共產黨黨綱。盧森堡強調無產階級群眾運動中的自發性，認為社會革命能夠且應當由工人階級自下而上發生，政黨領導人應當接受并支持工人的自發性，這有利于革命群眾的行動準備和創造力提升，也將增強勞工組織的力量。在盧森堡看來，包括蘇維埃早期的諸革命理論和實踐都錯誤低估了群眾的自發性并試圖以“領導”之名壓制它）。

庶民以死亡的方式被聽到，正如突尼斯的穆罕默德·布瓦吉吉（Tarek el-Tayeb Mohamed Bouazizi）（注：2010年12月17日，以擺地攤為生的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擺攤時遭受城管濫用職權和公開羞辱的不公對待。在投訴無門后，他在政府大樓前自焚而亡。他的遭遇和舉動點燃了突尼斯人長期以來對政府的積怨，后發展為席卷突尼斯全國的茉莉花革命。布瓦吉吉的自焚身亡被普遍認為是阿拉伯之春的起點）和美國的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案例所表明的。

如果說以《庶民能說話嗎？》為代表的斯皮瓦克對“庶民”的思考還是對“靜態狀態”的描述，那么在此次講座中她著重強調的“庶民化”（subalternization）概念則是對“動態過程”的描摹。為了滿負荷運作，全球資本必須不斷從福利保障中剔除大量人群，本次南南論壇的許多講者從世界各地提供了大量這方面的信息。不過，斯皮瓦克提醒道，并不是只有資本主義才會進行“庶民化”，自由派活動人士也是同謀，認識到這一點有助于反思和增強實踐。

在美國，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催生的抗議運動引起了世界性反響。隨著運動的推進，真正被“庶民化”的是那些搶劫者——“能夠言說”的自由派領袖和知識分子對搶劫者進行道德說教，與他們劃清界限，宣稱他們不屬于運動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抗議運動中的搶劫者被“庶民化”了——只有將他們拒之門外，抗議運動才能以良好形象繼續前進。然而站在另一角度，根據琳達·維拉羅薩（Linda Villarosa，她參與了《紐約時報》的1619項目）（注：1619項目是一個長篇新聞項目，于2019年8月啟動，旨在“將奴隸制的后果以及美國黑人的貢獻置于美國國家敘事的中心，重寫美國歷史”）的說法，搶劫是“沒有法定貨幣時的購買行為”。對馬丁·路德·金博士來說，暴力是不被傾聽者的語言。對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而言，暴力是殖民主義制造的弊病。在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術語里，“主導的”（the dominant）社會/文化形式不斷占用“新興的”（the emergent）社會/文化形式，使后者從積極的反對力量淪為單純的“另類”（注：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中，威廉斯區分了殘余的[the residual]、主導的[the dominant]和新興的[the emergent]社會與文化形式，它們互相糾纏交織。例如，盡管“殘余的”有效形成于過去，但卻一直活躍在當下的文化過程中。“新興的”指的是不斷被創造出來的“新的意義和價值、新的實踐、新的關系及關系類型”，威廉斯論證“新興的”使用的核心歷史例證是先后由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崛起而產生的新文化形式。此外，威廉斯還特別提到了“將要興起的”（pre-emergent）文化形式：“[新興文化]絕不僅僅是某種直接實踐的事物。事實上，我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考察的是一種‘將要興起’的文化[a pre-emergence][它們積極生動、迫不及待但還未被清楚地表達出來]，而不是那些可以確切稱呼出來的、明顯的新興文化。”）。搶劫者便是威廉斯所說的“將要興起的”（pre-emergent）社會和文化形式，是所謂“民主”必須壓制的力量。斯皮瓦克強調，這番對抗議運動中搶劫者的分析絕不意味著她支持暴力（她是和平主義者），而是意在凸顯他們被庶民化、聲音不被聽到的過程。這種分析也使她陷入兩難境地（double bind）——一邊是和平主義者的自我認同，另一邊是揭示搶劫者被庶民化過程的要求，調和兩方的矛盾指令是必須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斯皮瓦克指出，監禁是一項長期存在的庶民化技術。喀拉拉邦的一位教士及活動人士在讀到斯皮瓦克前不久在《The Nation》雜志上的訪談后給她來信寫道：“我認為您在訪談里所說的也適用于斯坦神父。他84歲了，身體衰弱，病痛纏身，他也通過自己的死來言說。此外，我也同意您說的，克制領導別人的欲望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教育領域。謝謝您，佳亞特里。”

這位教士在信中提到的斯坦神父指的是斯坦·斯瓦米神父（Father Stan Swamy）（注：84歲的印度耶穌會神父斯坦·斯瓦米是一位人權活動家，50年來，他傾其所有幫助印度東部賈坎德邦的原住民/部落民和低種姓社群維權。2020年10月，斯瓦米被指控與印度共產黨有牽連，涉嫌煽動暴力和對政府的不滿，違反了反恐怖主義法《非法活動[預防]法》[Unlawful Activities （Prevention） Act]，被司法拘留。獄中候審期間，帕金森晚期的斯瓦米身體迅速衰弱，加上感染新冠，健康狀況極度惡化，但法院多次拒絕了他的審前保釋請求。2021年7月5日，斯瓦米死于新冠并發癥引起的心臟驟停。斯瓦米的死訊點燃了民眾的怒火，印度網民發推將神父的死稱為“政府”、“司法”和“體制”的“謀殺”）。斯皮瓦克引用了斯坦神父之死后瓦爾森·坦普神父（Valson Thampu，曾任德里大學圣斯蒂芬學院院長）撰寫的評論文章：

“[斯坦·斯瓦米神父是]一位飽受帕金森折磨的八旬老人，甚至無法穩穩握住勺子，如今他再也不會撼動強大的印度國家了。他絕非壽終正寢，但我為何不哀悼他的死？他并非壽終正寢，因為無謂的監禁加速了他的死亡。那么，明擺著的事實是他是被殺害的。然而，如果你問我：‘誰殺害了斯坦神父？’我需要引用列夫·托爾斯泰來作答。托爾斯泰說，國家能夠通過社會分工實施暴行。舉例來說，如果法官不僅負責宣判，而且需要親自將斯坦神父送進監獄，把他關起來，他們便無法完成這項任務。因為即便是國家調查局（NIA）的律師要這么做，他們也會良心不安。即使警察需要全權負責將斯坦神父扔進監獄，他們也會因此舉的可鄙而顫抖。但是如果把這一暴行分解成多個部分，讓不同機構通過履行其‘職責’來實施各部分，那么這件事就能以真誠態度和舉國熱情辦成。我自己也是這個冷酷系統的一部分。既然我對此事保持了近一年的沉默，那么現在我怎么有資格哀悼這位圣人的死呢？

此外，這里還涉及一個人道主義問題。國家往往將窮人對正義的呼喚錯誤等同于威脅和平穩定的宣戰呼號。鑒于斯坦神父是根據《非法活動（預防）法》被起訴的，我們不禁要問：同情那些為自己的人權和憲法權利而斗爭的人們是“非法”的嗎？斯坦神父聲援的巴塔爾戈蒂運動（Pathalgadi movement）是一場部落民運動，旨在兌現印度憲法中寫下的部落民權利。對斯坦神父而言，與那些為正義而斗爭和受苦的人們站在一起是他的靈性要求和人道主義職責。這本身是值得稱贊的事。然而，在當前法律下，它變成了顛覆性、反國家的行為。也就是說，做好事變得很危險——如果你做的好事與統治精英的利益相沖突。

我們不要忘記，斯坦神父不僅是冷酷殘暴的國家行為的受害者，也是廣大民眾更應受譴責的冷漠無情的受害者。只要我們自己未被觸及，我們便于心無愧繼續前行。請允許我借用尼莫拉牧師（Martin Niem?ller）的話：今天是斯坦神父。明天將是你的鄰居。后天……?（注：馬丁·尼莫拉（1892 - 1984），德國神學家，信義宗牧師。1946年，他用德語寫下反納粹懺悔詩《起初他們……》：起初，納粹抓共產黨人的時候\我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當他們抓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時候\我沉默，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當他們抓工會成員的時候\我沉默，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當他們抓猶太人的時候\我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后當他們來抓我時\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斯皮瓦克指出，被庶民化的人們能否通過死亡“言說”，這是否奠定了“自發性”的基礎，還有待觀察，但毫無疑問，監禁是一種庶民化技術。據說，當葛蘭西于1926年在墨索里尼統治的意大利被非法監禁時，檢察官曾說過：“我們必須讓這顆大腦停止運轉”——這一針見血地概括了庶民化的本質。好在葛蘭西妻子的姐妹塔蒂亞娜·舒赫特（Tatiana Schucht）冒著危險為獄中的葛蘭西偷運筆記本，他在劍橋的朋友皮耶羅·斯拉法（Piero Sraffa）也幫他在米蘭書店開設了賬戶。就這樣，葛蘭西在獄中寫就的29本筆記本時至今日仍在為世界各地的人們提供養分。

葛蘭西創立了庶民知識分子的生產理論，這種新知識分子被他稱為“持久的勸說者”（permanent persuader）——這顯然與單純的信息記述者截然不同——他們從庶民境況中學習如何教學。此外，葛蘭西從《資本論》第一卷就敏銳觀察到，馬克思希望工人將其心態從“資本主義的受害者”轉變為“生產的能動者”。除了關注物質條件的變化，馬克思還強調了認識論的轉變，而不僅僅是心理或道德的轉變。我們如何知曉我們所知曉的？我們如何將自己視為知者？換言之，葛蘭西戰勝了作為庶民化的監禁，強調了認識論轉變的重要性。歐盟幫助下設立的位于博洛尼亞的葛蘭西研究所（Gramsci Institute）近年來持續開展一系列線上課程，標題就叫做“沖破圍墻丨我們的確需要教育！” 認識論的轉變正是斯皮瓦克著重強調的底層教育革命的關鍵所在。

教育革命：重構欲求

斯皮瓦克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為無土地、不識字的“不可接觸者”和部落民社群開辦了4所鄉村小學（注：在斯皮瓦克開辦的小學里，老師們注重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而非傳統的死記硬背教學模式），學校的教職工也來自這些本土社群。斯皮瓦克講了這樣一個故事：當斯皮瓦克與當地某著名生態運動的負責人交談時，他大談特談自己如何在工作中不收取任何費用。而當斯皮瓦克的教職工同事們去拜訪他，試圖從他那里獲得一些未經基因改造的種子時（當時這位負責人不在），工作人員則向斯皮瓦克的同事索要報酬。這些教職工提及斯皮瓦克與負責人的談話，這才免費拿到了種子。

斯皮瓦克并不意在表明這些工作人員的熱情是虛假的——事實上，不論領導在場還是不在場，她都能感受到很多真正的工作熱情。她想強調的是，如果沒有重構欲求（rearrange desire）方面的持續努力，就無法真正保證社會正義的可持續性。在上面的例子中，無償工作的教職工們身處大衛·羅迪格（David Roediger）所說的“革命時間”（revolutionary time）之中。羅迪格指出，在政治上異常緊迫的時期（例如今天的緬甸），人們會展開各種緊迫行動，甚至可能會失去對死亡的恐懼。然而，盡管革命時間緊張而劇烈，但它沒有持續下去的能力，無法將長久政治變革的結構建立在這一強化時間之上。這就是為什么斯皮瓦克對她開辦的鄉村學校的教職工說：“我是你們的敵人。我是一個好人。我的父母也是好人。但與數千年的認知侵害相比（注：斯皮瓦克出生在高種姓印度教家庭），兩代好人不值一提。我希望沒有我你們也能工作。”

“重構欲求”以實現“社會正義的公共意志”是斯皮瓦克倡導的底層教育革命的核心。她將演講標題定為《何為心懷希望？》，她想要實現的“共同希望”就是“社會正義的公共意志”。她對她的“雇主”（公司化大學）說，她的“可交付成果”就是創造社會正義的公共意志。在接受審計時她對美國國稅局（IRS）說：“我正試圖解決一個知識問題，即是否有可能通過培訓以社區為基礎的教育工作者，來使特困家庭的兒童（他們是最大的選民群體）嵌入民主的‘直覺’或‘儀式’中？”

斯皮瓦克強調，在教育工作中必須時刻牢記，不存在什么出身框定的庶民身份。在學習和教授文學的過程中，斯皮瓦克接受的訓練是如何盡可能讓自己消失，以便進入閱讀或聆聽的空間。在她開辦了23年的4所小學，這一點同樣很難做到。她最近讀到一位同在庶民群體教書的非裔美國教育家，后者提及他無法談論自己在課堂上實際做了些什么，這引起了斯皮瓦克的共鳴。來自大都市、受過良好教育、擁有思想開明的知識分子父母的中產階級與這些庶民群體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斯皮瓦克必須全神貫注于培訓和教育學生，這樣才能從自己犯的錯誤中學習，摸索如何讓千百年來被損毀的思想機器動起來，以實現欲求的重構。一旦她試圖從學術角度思考如何書寫自己的學生和教育過程，這種全神貫注就會被破壞。因此，她必須做出選擇——如果放棄為她在基層學校所做的工作著書立說，她便仍能發揮作用。基于這一點，斯皮瓦克對比較與國際教育學會（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說道：“盡管我注意到，在理論上你我的工作具有諸多精神聯系，但這還不足以為真正的‘肯定性破壞’（affirmative sabotage）做好準備（注：“肯定性破壞”概念與斯皮瓦克前文提到的“在內部站在外”[outside in]的立場一脈相承，均強調從體制內部進行批判和顛覆。在一篇2014年的訪談中，斯皮瓦克談到“肯定性破壞”時說：“我使用‘破壞’一詞因為它意味著從內部故意拆毀主人的機器。這個概念是想說，為了從內部顛覆你想要批評的話語，你必須完全進入這一話語。只有當你與某物親密合作時，你才能‘破壞’它，你只能解構熟悉和親密之物。”）。因此，我將提出一個總體結構以推進長久/持續的教育革命，一個基于徹底去中心化的基層模式的世界性教育倡議，并不斷努力使其維續。”

在當下，對群體進行庶民化意味著剝奪人們公民身份的權益，與此同時爭奪他們的選票。這一過程制造了身處歷史邊緣的群體，在經濟增長的統計敘事中，他們不被考慮在內。因此，斯皮瓦克認為，在這個意義上，教育的目標不只是注重速度和效率以取得快速和可量化的成果，而是創造在必要時能夠使用各種思想工具的人。對于這一點，在什么地方建了多少學校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接受培訓的教師數量，他們能幫助建立一個新世界。可惜的是，現行的教育理論和實踐不足以完成這項任務，這就是關鍵問題所在。

斯皮瓦克相信，為了實現可持續的社會正義，需要對精英和庶民的欲求進行集體重構，為此必須讓少量教師接受徹底的培訓，確保這一教育革命去中心化的基層模式，戒除自警主義（vigilantism），避免浪漫化底層教師并借此否認階級/種族/性別隔離歷史罪行在教育領域產生的深遠影響。當今世界的暴政脫胎于教育中深刻的種族/階級/種姓/性別隔離，最大的選民階層淪為暴政收割的統計人數和選票（作為統計人數的“民主”），這可謂常識。斯皮瓦克提到，每當有人要她頌揚底層女教師——只因她們來自底層以及身為女性——時，她都會認為這是對她們的侮辱。盡管這些女教師的確冒著風險，但如果因此就認為她們僅靠自身就能產出無私的智力勞動（千百年來她們自己被剝奪了受教育權），斯皮瓦克將這種看法稱為“封建主義”。

欲求的重構也是已入獄22年的阿卜杜拉·奧賈蘭（Abdullah ?calan）（注：庫爾德斯坦工人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致力于庫爾德人的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愿景，他創立的民主邦聯主義（democratic confederalism）已經在羅賈瓦（即北部和東部敘利亞自治行政區）取得了成功。他自認的導師默里·布克欽（Murray Bookchin）（注：美國無政府主義者、政治哲學家、工會領導人和教育家，環保運動先驅）就非常注重欲求的重構。布克欽認為，“超越生物化學和生理學范疇的思考性本質，是一種更完整的意識、倫理和理性本質”。此外，羅莎·盧森堡在《群眾罷工》（The Mass Strike）一書的結尾處討論了黨、工會和無產階級。她特別談到了新興無產階級，這些人不懂教條，對單純維護教條也不感興趣。她建議，黨和工會應定期傾聽這些“庶民”（她當然沒有用這個詞）無產者的聲音，以感知工人階級的所思所欲。

在西孟加拉邦，斯皮瓦克的底層同事們明了資本主義之惡——它榨取利潤，使無地農民陷入長久的貧困。縱然他們為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的事業奮斗，但他們自己的愿望是掙錢。一次，在和學校教職工交談時，斯皮瓦克對他們講了一個古老的印度諺語（斯皮瓦克認為諺語是進入公共領域的絕佳途徑）：“貪欲之罪帶來毀滅。”他們回答說：“是這樣。”她接著問：“那么我們應該戒除貪欲嗎？”他們說：“是的。”“不，”她說道，“這樣我們會失敗。讓我為你們重寫這句諺語：‘一人的利欲導致眾人的毀滅。’”斯皮瓦克指出，留下你需要的，把剩下的用于更大的善好，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秘密。安貝德卡爾博士（B. R. Ambedkar）曾因印度社會結構中缺乏民主意識而感到氣餒，斯皮瓦克重寫的諺語或許能對此增添些許信心。

在西孟加拉邦的農村，斯皮瓦克和同事們的工作在控制當地的童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斯皮瓦克觀察發現，這些地區的根本問題在于缺乏社會保障機制。在底層，嫁妝/彩禮有著不同的意涵，婚姻成為了年幼女孩的唯一社會保障來源。盡管父母愛他們的孩子（殺嬰現象不出現在他們所處的階層），但由于缺乏社會保障機制，他們只知遵循傳統：“男孩，準備好錢；女孩，拿上錢”——這便是他們唯一有機會參與的經濟交易。因此，斯皮瓦克強調，如果真的想讓他們改變欲求，就必須引入社會保障體系。單純向他們灌輸童婚制之惡是沒用的，因為厭惡某個體系但同時仍希望在其中獲得“長期保有權”（tenure）是常見的現象，這個意義上婚姻就是“長期保有權”。

那么應當怎么做呢？斯皮瓦克苦思冥想。后來她對這些父母說：“你們不會把小牛犢送去繁育，可為什么如此輕易把自己年幼的女兒送去繁育呢？不要這么做。”在此之前，他們唯一考慮的就是社會保障，從未從繁育的角度看問題。她的話讓這些父母有所動搖。總之，斯皮瓦克強調，當觸及性別問題時，需要格外小心，可能牽涉難以預估的暴力，因此不能隨意制定規則。在她工作的地區和社群，反對嫁妝/彩禮的人道主義論調是沒有說服力的，而她的說法（在歐美學界或許會被冠以“后人類”的時髦名稱——不過，斯皮瓦克問道，這是“后人類”還是“前人類”？）才對他們的欲求改變產生了些許影響。

在談到開展教育工作與民族國家/全球化的問題時，斯皮瓦克認為當前“國家”框架仍在發揮著巨大作用。她指出，盡管民族主義既是公共領域的產生條件又是其后果，但民族主義卻與公共領域的建立邏輯相抵牾，因為一方面，所有理性都是同一的，但另一方面，民族主義固著于特定出生和意愿的個人信念，源自最基本的安于自身邊界之內的個體感受。因此，民主邦聯主義必須通過持久的訓練來對抗民族主義，通過組織來提升階級意識。2003年8月10-12日，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達卡辦公室的亞洲女性人權理事會上，斯皮瓦克與其他人一道要求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遵循曾被稱為“批判性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的原則制定跨越國界的法律，控制該區域的人口販運，但她們沒能成功。斯皮瓦克提醒道，盡管全球范圍內的國家都在經歷著管理主義化（managerialized），皆在推動完全同質的全球交換體系的建立，并且全球化也自稱是“后國家”的，但當前所有的指標仍然以國家為單位。此外，無論是聯合國還是其他社會正義的全球機制，都沒能建立起任何超越道德企業家（moral entrepreneur）的社會契約。斯皮瓦克致力于與國家最基層的干部合作，支持庶民群體進入國家的公民身份，這是一種葛蘭西所說的“持久的勸說”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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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結講座內容時，斯皮瓦克引用了薩帕塔人（the Zapatistas）的論斷：“激進的希望無疑是所有人民運動的核心。”她提醒道，這種希望要想可持續，就必須持久推進她在講座中描述的過程。否則，在南南論壇上所分享的非凡工作就只能停留在“信息”層面，淪為同階層社交時可取用的信息。努力制定良善的法律自然重要，但如果缺少可持續的教育，法律就將被強制執行，漏洞必然會被利用，人們定會生活在一個極端律法主義的世界里。這就是為什么斯皮瓦克贊賞薩帕塔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思考，在她看來，他們真正考慮到了希望的局限性，以此讓希望變得更強有力。

總之，斯皮瓦克希望開啟一場持久的革命，促進社會正義的公共意志的生產。這場革命將涵蓋一代代人，覆蓋全世界。她的這一希望能為“激進的希望”創造可持續的可能性。講座最后，她對屏幕前來自世界各地的聽者說：“想想這希望吧，承認共謀性，讓我們繼續展開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