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從未以自己為黃種人而羞愧”。1905年，基督教徒內村鑒三（1861-1930）在其自傳芬蘭語版《我是如何成為基督徒的》的序言中如此突兀地解釋道。一般而言，基督教作為普世性的宗教信仰是無需解釋的，但作為黃種人的內村鑒三在留學美國期間還是屢次被人問起成為基督教徒的理由。因此，他不得不按照要求“身穿日本服飾以娛眾人”，“和馴化過的猩猩靠表演賺錢沒什么區別”。1884年，內村首次到訪美國時身上僅有7枚銀幣，差不多是一個月的生活費。因此，他不得不去從事許多辛勞的工作。最開始是在賓夕法尼亞埃爾文弱智兒童學校當護工，后來因為基督教徒的身份被教會找去講演實際上也算是艱苦求生的一部分。在教堂里，面對那些白人觀眾，他坦言自己就像是“馬戲團馴獸師馴服的犀牛”，“欣喜地遵從這些人的指令，丟人現眼地描述自己為何放棄動物身份，像人類一樣生活”。西洋人并非因為都是“神的子民”所以平等地看待內村，反而是內村皈依基督證明了他們才是真正的“選民”。事實上，“在神面前的平等”不能代替“人種上的不平等”。

真嶋亞有的新著《“膚色”的憂郁：近代日本的人種體驗》中文翻譯版與日文原著，筆者攝影

在真嶋亞有的新著《“膚色”的憂郁：近代日本的人種體驗》（宋曉煜譯，2021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以下簡稱《膚色》）中，內村鑒三的早期經歷無疑證明了明治時期日本人無論如何“脫亞入歐”也無法“脫黃入白”的那種“悲哀之情”。

真嶋亞有先生畢業于國際基督教大學比較文化研究科，文學博士，歷任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哈佛大學賴肖爾日本學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員，現為明治大學國際日本學部的專任講師。《膚色》是她學術生涯中第一本專著，一經刊出便大獲好評，不到兩年內就印刷到了第三版，各大媒體也紛紛刊載了評論性文章。在一個學術出版業并不算景氣的時代里，這也算是難得的好成績了。這可能得益于她的研究內容“人種體驗”極具話題性與公共性，但她的研究方法卻偏向于“情感史”，而非傳統的“學術史”或者“思想史”。從《膚色》一書中大量引用的回憶錄、私人通信、游記、文學自傳、甚至影像資料就可以看出，“體驗”優先于“理論”，讓普通人更容易接近。例如同樣是對內村鑒三的研究，真嶋亞有花了很大功夫去考證他的容貌。內村身材魁梧，有接近180厘米的身高，比日本人平均高了20厘米，比普通白人也高，胡須發達，按照白樺派作家志賀直哉（1883-1971）的描述，他有一張“全日本最美的臉”。可是即便如此，他作為一個黃種人仍然備受歧視。

夏目漱石（1867-1916）于1902年被文部省派往英國學習時也是如此。他身高不過157厘米，還滿臉的麻子。他形容自己在身材魁梧的白人中間像“五百萬粒油里的一滴水，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再加上他膚色黃偏黑，在倫敦街頭“自己仿佛是洗得干干凈凈的白襯衫上落下的一滴墨汁”。在留學期間，他便患有嚴重的抑郁癥，回國后變本加厲，嚴重地影響了他的健康。這段留學經歷，對他而言絕不僅僅是一個“異文化”的體驗，而是一個很典型的“種族主義”刺激。

夏目漱石與內村鑒三，圖片取自維基百科。據真嶋亞有考證，夏目漱石的照片在后期去掉了臉上的麻子。

按理說，日俄戰爭中日本的勝利應該是打破西洋人種主義神話的最好證據，但在樸茨茅斯和約談判中，身高157厘米的日本的全權代表小村壽太郎（1855-1911）與182厘米的俄國總理維特伯爵（1849-1915）給人的觀感又留下了相反的印象。事實上，日本的勝利反而助長了“黃禍論”的蔓延（飯倉章：《黃禍論と日本人 : 歐米は何を嘲笑し、恐れたのか》，中央公論新社，2013年，pp.115-144）。美國不到一年時間就發生了“排日事件”，日本人的小學生被禁止進入美國的公立學校讀書，被迫轉學至與中國人、韓國人一起的東洋學校。至此，日本人徹底憤怒了。

由于美國南北戰爭后廢除了黑奴制，作為廉價勞動力的替代品，大批華工開始進入美國。他們搶占了歐洲低層移民，特別是愛爾蘭人的工作機會而遭到抵制，社會階級問題被轉換為了種族問題（貴堂嘉之：《帝國と國民國家のあいだ：アジア系移民の越境?人種?アメリカ》，《大阪大學日本學報》第22期，2003年3月，pp.1-20）。同時期，日本人因為國內的緊縮政策導致經濟蕭條，被迫將多余的人口移民至經濟蓬勃發展的美國，同樣遭遇了低層白人的抵制。1906年的“排日事件”僅僅是轉移了十幾個日本小學生，一般而言不會升級為“外交事件”。但日本國內的反美輿論高漲，把日本人和中國人列為同一人種顯然無法接受。后來發生的實際情況是，日本一方面反對在美國的排日移民事件；另一方面又學習其種族主義，歧視與限制進入日本的中國人移民。

飯倉章氏前掲書中的美國諷刺畫， p.158

1914年日本在巴黎和會上的表現又重演了這一心理過程。以牧野伸顯（1861-1949）為首的代表團提出了“廢除人種不平等法案”與“割占山東”的要求。但事實上，前者只是為了后者的鋪墊而存在的。牧野明確表示，“只不過把人種、國家間的平等作為應該追求的理念，并不打算解決移民問題，也不打算把平等條目應用到移民問題上”。由此可見，對日本而言，人種平等只是帝國的“體面”，而日僑在美國的實際生活問題卻微不足道。果不其然，1923年美國頒布了更為嚴苛的《排日移民法案》。盡管日本國內輿論洶涌，把柯立芝總統（John Calvin Coolidge，1872-1933）簽署法案之日定為“國恥紀念日”，但石橋湛山（1884-1973）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政府既沒有提及自己對其他亞洲人的歧視待遇，也沒有提及美國對其他亞洲人的歧視待遇，“只要日本人能享受到和白人同等的待遇，他們就滿足了”，這種“態度”非常“利己、卑屈”，根本“無法得到世界的尊敬＂。

差不多同時期，作家島崎藤村（1872-1943）作為留學生在歐洲（1913-1916）也遭遇了嚴重的種族主義歧視。這種經歷使他聯想起東京神田一帶的中國留學生，其實“那幫人也是從中國名門望族走出來的青年”。到了法國以后，他才意識到，在日本歧視中國留學生是一件多么錯誤的行為。五四運動以后，他感嘆道，中國排日運動的領導人多有留日經歷也并不意外。島崎早年就很關注日本國內弱勢群體的發展，例如在小說《破戒》中，他就對被差別部落民給予了深深的同情。這種將自己在歐洲被歧視的經歷與中國人在日本被歧視的經歷相互聯系起來的做法，是基于他那種悲天憫人的情懷。

島崎藤村和大隈重信

明治末年，大隈重信（1838-1922）曾試圖以“東西文明調和論”來掩蓋種族主義的沖突，一邊堅持“英日同盟”，一邊又高呼“支那保全論”。但這種言論不僅很難取信于白人帝國，連日本人自己都無法贊同。內村鑒三反駁道，明治政府“將力量微弱之南非義士所期望之唯一希望撲滅，天不會忘卻日本國此無情之舉。日本會因為其無慈悲為天所罰。既于朝鮮、臺灣、遼東犯下大罪之日本今又與英國結盟，此實乃惡上加惡。”事實上，內村以基督教“義”的價值觀區分了所謂的“基督教文明”與“基督教國家”，將英帝國對南非的侵略視為不義之舉。“金錢乃彼等之真神”。日本應于歐美帝國主義劃清界限。流亡日本的章太炎（1869-1936）聽聞大隈重信的“文明論”也嘲笑道：“夫懷勢利之心，以觀文化，故無往而不抵牾”（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張學鋒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pp.12-25）。

到了昭和日本，這種“勢利之心”終于轉換成對法西斯軍國主義的追求。正如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所言，“武力最有話語權。（略）不管有色人種在精神上多么優秀，只要武力不夠強大就無濟于事。”真嶋亞有認為，1930年代的日德同盟很大程度上是出于1920年代英日同盟被迫廢止的心理補償需要，比如民間刮起來的希特勒青年團訪日旋風即是如此。但這里的問題是，以種族主義立國的納粹德國如何接受黃種人呢？德國是寧可放棄反共宣傳也不會放棄種族主義的（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二版]，林驤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p.225）。于是，日本人在翻譯《我的奮斗》之時只能默默地刪除反日部分，污蔑那是英帝國主義的離間計。盡管現實的情況是，希特勒在回答德日同盟與種族主義的矛盾時明確指出，“為了勝利，（略）我們不惜與惡魔為伍”。

1941年版的希特勒《我的奮斗》日譯本，研文書院，編者水野宏一

事實上，很難說那些昭和日本的精英們對納粹主義懷有好感，他們制定出了在“滿洲國”保護猶太人的“河豚計劃”就很能說明問題。說到底，這仍然是出于對白人深深的自卑心理。“鬼畜英美”看上去是二戰期間日本人發明的種族主義新概念，但實際上這僅僅是國家間的敵對宣傳，與美國士兵對日本人的人種歧視大相徑庭，這一點從戰敗后興起的美國崇拜就可以發現（約翰·W.道爾：《無情之戰 : 太平洋戰爭中的種族與強權》，韓華譯，中信出版集團 2018年）。德國戰敗后出現了反省與清算納粹種族主義、聲討反猶主義的思潮，但并沒有出現所謂的“崇拜猶太”現象。但在日本，戰敗后的“親美”，與日俄戰爭期間的“親英”以及二戰期間的“親德”相比有過之無不及。美軍在日本留下的“混血兒”就多達20萬之眾，但鮮有美軍士兵明媒正娶日本女人的報道。在電影《廊橋遺夢》（The Bridge of Madison County，1995）中，美軍迎娶意大利少女的故事，大概率是不會發生在日本少女身上的。戰爭的勝負是暫時的，膚色的隔閡才是永恒的。

《廊橋遺夢》海報

戰后，天主教徒遠藤周作（1823-1996）前往法國留學，遭遇了他的前輩內村鑒三一樣的種族歧視。他困惑地問到“神是外國人嗎？”，“看到您的圣經插畫里金發碧眼的耶穌后，我就已經沒有力氣消化這個白人了”。對他而言，信仰始終無法跨越種族的鴻溝。不同于內村鑒三以基督教的“義”的原理扯下歐美文明虛偽的面紗，這個戰敗國的子民感受到的僅僅是純粹的疲憊：“我曾反復說過，在我這個黃色人身上，沒有你們那種深刻而又夸張的罪惡感和虛無感。我只感到疲憊，強烈的疲憊。這種疲憊像我微黃的膚色一樣渾濁，而且潮濕、沉重。”

遠藤周作在里昂

自明治時代以來，日本的精神構造是在歐化與國粹、“崇美與排美”（龜井俊介）、“媚外與排外”（牛村圭）、“反美即愛國、愛國即反美”（三輪公忠）、“國際主義與日本主義” （園田英弘）等兩個極端的夾縫間不斷搖擺形成的。根據照西川長夫（1934-2013）的研究，差不多每隔20年日本人的對外認識都會有一個急劇的大反轉，他將之命名為“歐化主義”與“日本回歸”。

西川長夫：《國境の越え方 : 國民國家論序説》，平凡社，2001年，p.137

真嶋亞有的研究則表明，“此類二元對立都是看似相反的整體，因為他們的根基都埋藏著西方權威化所引發的日本的自我否定，以及對自我否定的反彈。雖然自我認知的形成是以他者的存在為前提，但是，當我們思考近代日本的自我認知及其形成過程時，會發現日本人對西方的心理依賴占據了相當顯著的分量”。

這一話題的部分相關文獻，筆者攝影

事實上，作為一種視覺意識形態（Visual Ideology），種族主義（Racism）是很晚近的現象（George L. Mosse，Toward the Final Solution : a History of European Racism.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序言）。這種以膚色區分人種的做法很難追溯到19世紀以前。在江戶初期剛來到日本的傳教士的記述中，日本人全部都是“白色人”，而后來所謂的“黃種人”概念完全是科學理論上的“語言”，不是游記或者傳教的直觀記錄（奇邁可，《成為黃種人 : 亞洲種族思維簡史》，方笑天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pp.3-4）。至于“白色人就優越，黃色人就劣等”這樣的觀念在江戶末年的日本人心目中還不存在。井上勝生對《佩里提督遠征日本記》中的插畫的研究表明，江戶庶民并沒有感覺自己比白人劣等，這種“黃種人的悲哀”反而是明治維新后，在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被發明出來的（《シリーズ日本近現代史（1）：幕末?維新》，巖波書店， 2006年，pp.100-106）。

（本文作者系東華大學外語學院講師、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