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奮的工人：恩斯特·云格爾

1932年敲響了后人類的鐘聲。人類及其組織機構達到了進化的新階段，這一階段在工人的統治中找到了它的社會與生理形態。對于這一后人類的英雄來說，尼采的超人與作為超動物的螞蟻成為了榜樣，“工人的代表……既是個體提升的最高階段，如同他們在超人中預見到的一樣，在現存社群的工作命令下又是像螞蟻一樣的，從這一角度來看，個性的要求可以被看作是私人領域的無謂表達”。恩斯特·云格爾在他的《工人》一書中從兩個方面接近這種“螞蟻一樣的”類型，在他的時代，沒有其他學科能像現代昆蟲學那樣理解他的思路：（１）將工人確定為某一屬類的新物種；（２）涉及工人的社會組織的特點。屬類特點與社會秩序兩者都處于一種進化的條件關系中。群體選擇與個體選擇聯袂而來，并隨時可為對方在“生存斗爭”中提供優勢。作為單一的樣本，工人代表了20世紀初的人類肉體與精神上在力量與敏捷、沉著與自律、勇敢與堅毅、奉獻與智慧方面的可能性。這位可敬的前少尉回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線當士兵時看到的，只是如今變成一個新的人類類型的征兆。云格爾在《工人》中談論“個體提升的最高階段”時，指的絕不是單個的人，而是作為其屬類之樣本的個體。一個系統發育的過程將人變成工人。這一發展自然也造成了嚴肅的社會后果并因此開辟了新時代，而它本身同時就是社會動亂與技術革新的結果。

屬于“新時代的確切標志”的，是對“資產階級社會”及其從劇院到議會、從協會到圖書館的所有設施發出的死刑判決。這種社會變革表現于工人的生理特征之中。對于云格爾來說，工人是一種類型，一個概念，它意味著集列性，替代了資產階級的個體性。他的臉上沒有任何心靈的獨特性與復雜性的痕跡。其原型是鋼盔之下士兵那剃光胡須、無表情、堅毅的臉，這張臉的樣貌與他的戰友們并無不同。當然，一個士兵不僅有一個編號，還有名字，但給他打上標記的是他在部隊中的位置，而不是能夠培養其與他人的不同點的個體性。為單個的工人賦予“價值”，指出他與隊列中“其他分支的關系與不同”，是結構主義的、受過動物學分類問題訓練的眼光。對于云格爾來說，他們跟資產階級的區別是很明顯的；只要睜開眼看看：

在鋼盔或保護罩下看向觀察者的臉也改變了。如同在集會或群像中所觀察到的那樣，臉的樣式圖缺少多樣性并因此缺失了個性，卻獲得了個體表達的清晰性和確定性。臉變得更具金屬感，它的表面仿佛經過電鍍，骨骼結構楚地顯露出來，線條凹下或凸起。目光安靜而固定，習于觀察在高速狀態下有待捕獲的物體。擁有這張臉的種族開始在獨特條件下發展新的風貌，每一個人并非作為單個的人或個體，而是作為類型來代表這一種族的。

云格爾稱工人所建立的秩序是螞蟻一樣的。在“突出的骨骼結構”中，我們難道認不出昆蟲的外骨骼嗎？在“電鍍的表面”中，難道看不到螞蟻光滑的甲殼嗎？在反個體化的類型——由于“功能”做出的自然“選擇”，其形態在工作進程中不斷變化——中看不到昆蟲社會的結構嗎？還有戴著防毒面具和護目鏡的樣子，難道不像昆蟲一樣，冷酷且毫無個人表情？所有這些聯想似乎是說：這些陷于類比的聯想，跟恩斯特·云格爾的文本無關，然而云格爾卻是有過動物學訓練的昆蟲學愛好者。我認為他的螞蟻學知識參與構建了工人的世界。他在小時候就讀過讓·亨利·法布爾的《昆蟲記》。在陣地戰的戰壕中，這個年輕的士兵寫了一本昆蟲學發現日記。在一次受傷之后，云格爾于1915年的康復假期期間，在故鄉海德堡旁聽了世界知名的動物學家漢斯·德里施的課程。在他那里，云格爾獲知了個體與類型的區別，這在后來成為《工人》構想的核心。正是這位德里施在威廉·莫頓·惠勒《作為有機體的蟻群》這部開創性的著作中發揮了重要角色，惠勒的作品在昆蟲學界引導了一場范式革命，直到今天仍被當作研究社會性昆蟲超有機體的第一個例子而被反復征引。

昆蟲學的文本結構化

鑒于士兵云格爾并不僅僅是粗略地接觸到了昆蟲學，他可能會注意到，他的連隊拿下的304號高地被命名為“白蟻丘”。這個名字不但從地形上看很適合塹壕戰，對一個關于社會性昆蟲之語義的話題來說也是最合適不過的，莫里斯·梅特林克在1926年說道：“（白蟻的）天敵，與生俱來的死敵，兩三百萬年以來的敵人，是螞蟻。”白蟻在它們碉堡式的建筑中挖掘；螞蟻則發動攻擊，試圖攻占“堡壘”。但不光是——從這一語義上來說——白蟻一樣的法國人在堡壘中藏起來，以抵抗他們“英勇無畏的”天敵。螞蟻也是建筑大師。在它們“混亂、無限伸展、擴建成的地下都市的十字回廊與橫向回廊”中，梅特林克遭遇了“建筑學”中的“臥式風格”，這種風格橫向分叉，而非縱深發展。云格爾的小說《在槍林彈雨下》所表現的“軍事城市”，讀起來就像梅特林克對蟻巢的描寫。它們所有的“彈藥庫、倉庫、社區會堂……谷倉……和貯藏室”在地下連接成網。但戰壕城市與蟻巢的一致性不僅存在于比喻中，還存在于地形和社會性上。公共與私人、軍事與民事之間“沒有界限”。所有財產都被集體化了。這種根莖式架構不僅代表了一種西線典型的戰壕，還代表了社會性昆蟲的組織結構，我們從中可以學習到，如何將不同的才能與“力量結合起來”。在老歐洲曾經占據統治地位的社會結構也最終走向了沒落，雖然并不是全然同步的：如今只講究效率和作用。云格爾1923年的小說《施圖爾姆》中，主角就在他的“戰壕編年史”中認定，單個的人不再是獨立的個體，而是“要看他對國家有多大價值”。為了這一需要，在高度專業化的分工之中“產生了根本不可能單獨活下去的人類”。讀者得知，小說主人公施圖爾姆少尉“在戰爭開始之前就在海德堡學過動物學”。總體戰的需要摧毀了個體，這讓他在情感上一方面仿佛感到價值的喪失——“這種隱藏起價值，但又不再做一只螞蟻的感覺”；另一方面又感到混亂，“戰壕就像一個動蕩不安的蟻丘”。但兩種感覺都呈現出一種社會性昆蟲的形象。

許多證據表明，云格爾對塹壕戰的這種看法是在戰后受他的昆蟲學研究影響才發展起來的。在他貼近事實的《戰地日記》中描述蒙希村的防御工事的段落里找不到與《在槍林彈雨下》中的闡述相類似的東西。根據《戰地日記》所說，云格爾的地下防御工事就像是一個“宜居”的營地。關于在士兵之城中顯露出某種新的社會與工作秩序的說法在這里是沒有的，而云格爾此時也還沒有受傷，還沒有去海德堡休養，也因此還沒有開始他的昆蟲學研究，在出版《施圖爾姆》的同一年，即1923年的10月，他將在萊比錫繼續這項研究。在事后，昆蟲學使他的戰爭經歷的文學表達具有了結構。

在他重新闡釋戰爭經歷，因在后來的魏瑪共和國中的政治表態而改寫《戰地日記》的同時，云格爾的螞蟻社會形象變得越來越重要和簡潔，到1932年終于變成了：一個人所處的地位，是出于組織效率的需要，而不是由于他的階層或他的出身。這種語義的轉換可在文本的形式中找到對應：在網絡狀的軍事城市和挖得“蜿蜒曲折”的戰壕中，社會上的那些中心與邊緣、上與下之間的區別失去了意義。水平消解了垂直，一種讓人想起“沉船”恐慌的喧嚷雜亂取代了集中圍繞突出領導位置（旗幟、指揮中樞）的隨從地位。名義上存在的“高級指揮者”終歸不能“俯瞰整個戰場”。《在槍林彈雨下》將傳統的社會秩序和空間秩序轉變為一種嘈亂，在云格爾看來，就“像是不安的蟻丘”。如果在戰斗的浪潮中還會出現社會單位的話，那么它不再是有秩序、有組織的社群，而是“群”。在法國巴贊庫爾將一所學校變成一處軍營的“秩序感”，屈服于一個破碎建筑的“混亂”，在它的廢墟之下誕生了地下士兵之城。

昆蟲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經告別了君主制和貴族制的秩序模式，但也告別了個體，它所提供的社會構想可以幫助我們理解20世紀早期的劃時代變化。如惠勒在1911年所說，螞蟻社會里既沒有國王，也沒有統治者，“其社會形式與我們的截然不同”，它是合作的、自組織的、自協調的。云格爾在《工人》中將戰爭設想為根據不同功能、分別培養的類型共同完成、合作、自控制的勞動，這可以追溯到他的戰爭經歷以及對此的文學加工與世界觀塑造，但也可以追溯到對巢穴組織形式的昆蟲學研究。1923年，這位退役的前軍官來到了萊比錫大學和那不勒斯大學，即使不是在搞研究，也是在專業人士的指導下工作。在這一時期的名片上不僅寫著“退役尉”，更主要的是寫著“動物學研究生”。這個頭銜似乎是他自己發明的，因此對于他的自我表現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

那不勒斯對于生物學家來說并不是無足輕重的地方。就連威廉·莫頓·惠勒都曾于1872年在安東·多恩的動物學系做過研究，并在那里碰到了同一批學者，比如海德堡和萊比錫的教師德里施。這些年間最著名的昆蟲學專著要數奧古斯特·福勒爾的《螞蟻的社會世界》。福勒爾在原版第一卷的封面上放上了一句格言，這句話也可以用在云格爾的《工人》上：勞動戰無不勝。

在這里取得勝利的是勞動，而不是單個的勞動者。蟻穴是一個勞動的國家。如同在現代工業中的輪班工作一樣：“勞動在夜里也不停歇。”哪怕運動和游戲也是為了增強體魄。一切都在功能上向螞蟻國家以及工人國家的要求看齊。“目光所及之處，盡是勞動……并沒有人來引導它。”每個個體的生命循環都體現在一系列的勞動效率中。即將到來之時代的這種“完全的勞動特征”，其后果是，“勞動伴隨著什么樣的個人形象、伴隨著哪些名字”，變得越來越“微不足道”。云格爾的例子都來自高度程序化的行業，這些行業的勞動過程和節奏是由傳送帶、自動裝置、計時器和公式構建的。產業研究所討論的這種“程序下的心理負擔”，只是對資產階級個體成為問題，對于“螞蟻似的”組織化的“匿名”集體勞動而言卻不成問題，在這種勞動中，人類被證明是通往新的社會生理秩序的“橋梁”——也就是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正如尼采在論證超人時所說的，云格爾再現了尼采的話。

資產階級在看待自己，也就是人類時，卻反過來，把自己在類型上歸為目的本身，而不是工具。因此，他不愿意與其他人一樣，無論是在內心里還是在外觀上；工人卻愿意整齊劃一——并只在一個可量化的意義上出類拔萃：他想要更快、攀登得更高、飛得更遠、潛水更深，他想要超越目標，贏得勝利；他追求的不是個性，而是創造紀錄。紀錄是可測量的。資產階級創作自傳與詩歌，因為他相信自己與自己生活的獨特性，而工人則記錄下功能數據。19世紀的人四處游蕩、散步、遛彎，而工人則“像蟻群一樣齊步行進，他們向前的運動不再是隨意的，而是遵從于自動化的紀律”。資產階級從根本上就是自由的：他保持其個性的私人領域，是由一種為他量身定做的法律秩序所保護，使之不受國家的權力與要求的侵害。他的權利是防御性權利。他的自由也相應地被定義為消極的。工人卻從不會脫下他的制服，因此他絕不會是資產階級意義上的個人。他完全獻身于社群之中，他就是這個社群的組成元素。他在其中找到最初的和最終的目的。他的自由不是國家基于各種人權與民權所賦予他的，而是一種義務。云格爾在1950年的《森林漫步》中仍寫道，“當個體決定奉獻時”，他才維護了他的“自由”。在18世紀建立起來的個體與社會之間的區分不復存在，甚至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士兵不同，工人與社會之間不再有區別，他就是社會。

這正是惠勒《作為有機體的蟻群》一文所要傳達的信息，奧古斯特·福勒爾也知道這篇文章，莫里斯·梅特林克在《螞蟻的生活》中吸納了此文的思想，用一種更直白的語言轉述出來，并用一系列冒險的類比豐富了它。云格爾將惠勒所發展的超有機體構想轉變為“螞蟻國家”的“共同身體”概念。《工人》中的生物政治革命來自昆蟲學。只有在這一學科中，才有可能完全拋棄社會哲學的傳統，“輕裝上陣”。

超有機體的媒介

最新的“交通和通信手段”隨時隨地將工人聯系在一起，并讓他們與“勞動網絡”相連。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無法逃脫這種完全的通信手段，它在云格爾的筆下組成了勞動共同體。勞動的國家是一個技術體系。梅特林克則從蟻穴中眾螞蟻的完美集體勞動組織中得出結論：人類“有一天會發現一個依靠電磁、以太或精神鏈接的完整網絡”。哪里有社會，哪里就有媒介（反之亦然），這是一句相當現代化的箴言。新的媒介對應著新的秩序，兩者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完全的”，仿佛它們試圖觸及并抓住所有東西和每一個人，沒有替代，不存在例外。這些意見形成交錯的鏈接，因此當大眾媒介被看作社會穩定因素的時候，它們就很有可能會談到昆蟲國家。這些鏈接也屬于米歇爾·塞爾意義上的通道，它使社會與自然、生物學與社會學——對于這些學科來說也很是出人意料——之間的轉化成為可能，也由此有了創新。螞蟻社會的形象打開了這條通道，越來越多的人踏上這條通道，仿佛不僅是專家，而且外行人也能用它導航。

阿爾弗雷德·德布林的《山、海和巨人》就能證明這個猜測。首先作為魏瑪年代反烏托邦的典型，它描寫了一個完全的遠程傳輸媒介系統：所有人都能看到其他人在做什么，然后照著做同樣的事情。在加布里埃爾·塔爾德的意義上，這是一個模仿的媒介，這個媒介概念又是社會學家塔爾德從昆蟲學中拿來的。

信息得到傳播。城市里有著制作精良的神奇設備，它們向所有其他地區匯報著，這里的人們在做什么，互相之間說了什么，他們怎樣改變了習慣，他們之中有什么正在流行。遠程圖像傳播著人與物的形象。一個刺激出現，就像一場大火，剛剛還只是一朵火花，立刻就席卷整個街區、整座城市……圖像在他們眼前不斷出現，誘惑著他們。

這種“誘人的”電視的力度與范圍被比作一場大火，但它卻不是破壞和混亂的因素，而是像在云格爾筆下一樣，最終成為融合的手段。隨之而來的就是第二點，與社會性昆蟲的聯系。在德布林的小說中，這種對大眾的“刺激”也導致一種堪比昆蟲國家的秩序的形成：“在技術的偉大強制及其對大眾的獨特作用之下”產生了一種社會秩序，它受到“強大的目的性”與“幾乎是機械一般的共同勞動”的影響，就像人們“在動物國家”中所看到的那樣。嚴格說來，德布林談到的不是動物國家，而是昆蟲國家：

在這里，每只動物都遵循著特定的、對全體有益的勞動欲，它們收集草莖、咬斷蘑菇、建造巢穴。這些事情是一個工作組按照自己的力量平均分配的，是無個性的、遵循本能的、反射性的。

就這樣，切葉蟻和蜜蜂的社會秩序被當作完全勞動秩序的典范，一種社會的概覽呼之欲出，奧爾德斯·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更準確地描述了這一社會的運作。《山、海和巨人》將作為文化批評的社會性昆蟲之語義概念化了。螞蟻國家提供了一個基準，現代社會必須以此來衡量自己。

我們不能說，人類碎片化的狀態與之相比是一種進步。過私人生活、容忍個性是錯誤的……只要有少數人類去發揮某些特殊功能、思考如何成就個人就夠了。為廣大群眾制造一種長期的平均狀態，取消、鏟除他們本就從來沒有過的私人生活，是符合人類利益的。這樣，并且只有這樣，才可以保證個人的平靜與幸福。

1924年的這部作品，讀來仿佛是在轉述《美麗新世界》中世界總統穆斯塔法·蒙德的話。如此驚人一致的原因并非在于德布林對赫胥黎有什么直接影響或者什么互文性關系，而很可能是因為昆蟲學與社會學以文學為媒介的轉化與逆轉，召喚出了這樣一種社會形象。對于德布林來說，屬于昆蟲國家的這些“國家培養”“生物干預”、合成飲食與在生物政治學標準上的“無情的篩選與淘汰”，對人類也是理所應當的，這反映了20世紀20年代的話語形勢，并非只有小說要把昆蟲國家套用在“人類社會”上，要從進化轉為培育、用類型替代個體或用淘汰的生物政治取代傳統的“人道感”。如同在云格爾筆下一樣，隨著新的昆蟲般秩序的確立，歷史終結了：“以此確定：給歷史以終結，給人類以保障。”隨著螞蟻社會的建立，后歷史來臨了。這很重要，因為這種超有機體的秩序千百萬年來從未改變過。

在《山、海和巨人》中，所批判的“人類的碎片狀態”被大眾媒介所克服，媒介將一幫單獨的個體變為一個“植物性的群體”。云格爾說，在媒介的“魔力”下，工人是一個“螞蟻一樣的”集體。在當代昆蟲學的背景下，“像螞蟻一樣”意味著每個個體都順利地嵌入整個有機體之中。正如我們上文對云格爾的引用，再來考慮一下查拉圖斯特拉的話，他是“橋梁”（有時是在字面意義上），而不是“目的”。工人的概念與螞蟻國家中的工蟻一致。事實上，對于蟻穴中的螞蟻和廠房中的工人來說，每一種“對個性的要求”似乎都同樣是“私人領域的擅自表達”。誰如果與眾不同，他就會被淘汰。正如沒有人能夠逃脫云格爾所描述的“勞動總動員”（因為資產階級個體逃避“全能信息媒介”的命令與訓誡的私人空間不復存在了），在蟻群中，也沒有任何（健康的、理性的、智慧的）螞蟻能夠逃脫蟻穴的“集體心靈”。螞蟻的動員與工人的動員是完全相同的。諾伯特·維納認為，這種情景就是美國的未來。這種社會秩序與蟻穴秩序的效率基于勞動分工的共同原則，以及云格爾所稱贊的螞蟻的犧牲精神——想想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昆蟲學。在“蟻丘”中出現了“嚴格國有的勞動國家的原型”，“螞蟻為它而生，為它而死”。在社會性昆蟲之中表現出一種超高效的、超理性的、功利主義的、反個體主義的秩序。單是“蜜蜂、螞蟻和白蟻就給我們呈現出一種理性所主宰的生活方式、一個政治與經濟體制的形象，它從母親和孩子的根本性結合出發，逐步地、在某種發展的過程中（如我所言，發展的各階段重現于不同物種之中），達到一個碩果斐然的頂峰，達到一種完滿。從純粹的實用和功利的角度看去——我們也沒有其他的標準——也就是說，從能源利用、勞動分工和物質生產能力的角度看去，我們尚且達不到它們的高度”。

云格爾當然知道這些對比。他自己就明確地指出，工人的世界就像是“某種新的昆蟲種類的舞臺”。盡管魏瑪共和國四分五裂（并且不止他一人指出過這一點），到處都是內戰似的斗爭，云格爾仍然找到了這樣一個描述社會的方式，它很可能就是未來的社會秩序。他從被認定要毀滅的資產階級世界的中心，從彼此勢不兩立的那些社會和政治運動中發現了這種新秩序的前哨。所有這些先鋒都要完全獻身于即將到來的社會有機體，正如蟻穴中的工蟻—在高科技的條件下，但同時又是革命性的，被一種自然力量所驅動。螞蟻社會的形象成為一種秩序的樣本，并從中抽離了所有的政治或智識爭議。在云格爾的未來架構中，昆蟲學具有一種特殊的戰略功能，因為它允許將工人確定為一種生物類型，這種類型自然應當具有特定的組織形式。云格爾所看到的逐漸來臨的新鮮事物，其實已經為人所知了，因為它其實是一種昆蟲。

穩態與交哺：阿道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

也是在1932年，即恩斯特·云格爾將他對士兵與昆蟲的長年觀察寫成《工人》的那一年，另一部同樣描寫人類及其發展可能性的小說誕生了。在《美麗新世界》中，阿道斯·赫胥黎在昆蟲國家的鏡像之中呈現了一個社會的自描述。這兩本書可以互為評論、互相說明。云格爾所描寫的行為主義的、社會衛生的、生物政治的極權情境，被赫胥黎轉化為技術程序：體外受精、睡眠教育、用藥物控制情緒、通過媒介對大眾進行暗示。區別在于評價：云格爾肯定了他所描述的發展，而赫胥黎則對之斷然否定。他筆下世界中的格言“團結、本分和穩定”不僅可以裝飾每一個蟻丘，也可以掛在云格爾的工廠大門上，它仍然是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個體、個體性及其所支持的變化的全盤否定，無論這些變化可以被叫作啟蒙、進步、成長、創造性破壞、創新還是天才。與眾不同在赫胥黎的烏托邦中不僅是不合時宜的，還是一種犯罪，相反，與他人一致則是一種美德。即便在他這個虛構的世界中，工作人員追求的也是紀錄，而不是獨創性。

云格爾沒有說從資產階級到工人的轉變最終會導致什么。如果一個物種終于在全世界占了上風，他們的使命會是什么？《工人》沒有提到新的秩序是什么樣子的，只是說了它將取代什么。赫胥黎在此則給出了一個積極的答案，它受到了昆蟲學的啟發：完美的社會會達到一種穩態，一種能夠在任何時候都維持平衡的最優的“穩定狀態”。這種超級穩定的天堂堪比阿爾諾德·蓋倫和恩斯特·云格爾的“后歷史”。作為“整體”的昆蟲社會追求的是所有力量的“均衡”，從而長久地呈現其“完整性”。從惠勒1928年的《社會性昆蟲》一書中可以看出，其關鍵在于一個“不育的工蟻階層”，這個階層沒有繁衍自身的興趣，而是全身心地投入撫育后代以及生產為此所必需的食物上去。這一工蟻階層負責“控制和調節不同階層的大小規模，也包括其自身”，并在對人口規模和階層強度與資源之關系的持續適應中將社會生物系統維持在一個穩定的、帕累托最優的均衡狀態，在其中，任何變量的變化都將使某些個體的境況惡化。“穩定”是一個社會的種群生物學目標，當供給的“后勤”曲線與“出生率”達到一種“均衡的”關系時，穩定就會實現。除非環境災害打斷這永恒的套路、迫使它們調整新的參數，否則螞蟻社會將會持續地進行相同的工作，就如同現在這樣：一個穩定的、一致的繁衍自身的社群。憑借《美麗新世界》中的阿爾法、貝塔、伽馬、德爾塔、艾普塞隆階層，赫胥黎也讓一個新的昆蟲種類登上了社會和生物學進化的舞臺。

《美麗新世界》當然是一部反烏托邦小說，但對于每個讀者都是如此嗎？1932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全球性經濟危機之后，面對大規模的社會動蕩和地緣政治分歧，以這些模型尋求某些可能的社會形式似乎不無吸引力。畢竟美麗新世界的璀璨的“后歷史”可是在現代性的危機、戰爭和災難過后出現的。再也沒有階級斗爭，再也沒有出于種族主義或民族主義動機的戰爭，再也沒有帝國主義，再也沒有通貨膨脹或緊縮，再也沒有饑餓、疾病、犯罪，再也沒有生產過剩、人口過剩、老齡化的危機。“再也沒有戰爭、煩惱和苦難。”其代價就是，每個人都要為了整體的利益付出，在“輕裝上陣”的意義上，某些人反倒可能會看到某種沉重。“無名的幸福。”每個人都放棄了利己主義、個體性和風險，在一個穩定的社群中換來一個穩固的、得到認可的位置，這個社群以生物學為基礎的“無意識的有機的統一性”安排著人的生活。在《工人》中，這種觀點是綱領性的。與赫爾穆特·萊滕一樣，“寒冷行為學”的云格爾版本中也可看到某種減負的動機：個體穿上制服整齊劃一，將自己的行為和動機完全交由外部掌控，由此擺脫個體性的束縛。云格爾的勞動社會的原型，即軍隊，因其不間斷的命令鏈代表著一種秩序，每個個體在其中都像一個繼電器，像一個開關電路一樣運行，依靠每一次的命令輸入對既定的任務作出反應。人類在此變成了機器，個體性只能作為干擾項來考慮。《美麗新世界》里對個體性的看法也是如此——這里不再使用“耶穌紀元”，而是采用“福特紀元”——標志就是永無止境的流水線，流水線要求操作團隊的精確度，而非獨創性。

“個人一動感情，社會就難穩定。”《美麗新世界》中一句押韻的格言如是說，與之相應的就是睡眠教育法。個體性被打上了文明之根本惡的烙印，因為它隱藏著不可預知的異常風險。在一個生產、分配和消費的所有環節都經過了標準化并為廣大民眾所定制的高度工業化的社會里，是沒有標新立異的位置的。在《美麗新世界》中，數十億人的幸福取決于所有人只做自己被培育成、被調節成的樣子。如果人成為他所操作的機器的對應物，那么每個人的幸福就得到了保障。世界經濟的車輪必須轉動起來。“機器轉動著，轉動著，轉動著，還要永遠轉動。”總統說。他的設備需要的不是阻礙，而是老練的員工：“機器必須永遠轉動，但沒有動力的話是不行的。必須要有人，要有像四根軸上的齒輪一樣穩定地安于生活的人去驅動它：理性的、馴服的人，具有堅定的習慣的人。”理想的人是健康的、穩定的、馴服的、可測度的。在《美麗新世界》中取得勝利的那些人因工程原理，也正是束縛云格爾的工人的那些。而云格爾所斷言且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動員經驗的統一化與對勞動任務的無條件服從，在《美麗新世界》中則是一種對人類的大規模人工授精、孵化、培育、調試的結果。云格爾所說的“培育”還有一層精神訓練的意義，讓工人專注于他們像士兵一樣的激情，而在赫胥黎這里則變成了一個產業化的生產過程，即“波坎諾夫斯基程序”。要成為一個阿爾法，需要的不是態度，而是相應的人工授精和孵化的過程。

在小說的第一章中，倫敦孵化與調試中心主任帶領一群學生參觀他的人類加工廠，他們“非常年輕、稚嫩、乳臭未干”，就像剛孵出來的螞蟻，但已經組成了一支隊伍。卵子在試管中受精，在胚胎時期就已被分配了不同的心理和生理能力；在兒童時代，根據未來的不同任務分別接受訓練，在睡眠中仍要接受教育。生產過程也根據各個等級而有所不同，從阿爾法加到艾普希隆減。每個等級都擁有他們的社會地位所必需的生理和心理能力。每個人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每個人都有能力做到他必須要做的事，能力不會更少，但最重要的是，也不會更多。他的欲望剛剛好能被社會所滿足。因此，每個人都對自己因計劃和能力而在世界上獲得的地位感到滿意。如此一來，社會主義不僅對于螞蟻，對于人類來說也是可能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伽馬、德爾塔和艾普希隆組成的工人階層代表了為無需智力或要求體力的工作優化過了的不可或缺的大眾原料。為了生產他們，一個單一的人工受精卵通過細胞分裂產生盡可能多的基因相同的后代。倫敦車間迄今的繁殖紀錄是1６個。在造人工廠中也運轉著一條“永不停歇的生產線”。一個學生問，這能有什么好處。主任很快就讓他和我們都明白，在對基因相同的人類的大批量生產中，蘊藏著社會穩定的關鍵：

帶有完全一致的特征、在統一的團體中的人。一個經波坎諾夫斯基程序處理過的卵子為一家小型工廠提供全部職工。“９６個完全相同的兄弟姐妹操作９６臺完全相同的機器！”他的聲音幾乎要由于激動而顫抖了。“人們這才真正知道自己的地位！有史以來第一次！”他引用了全球的格言。“團結、本分、穩定。”至理名言，“如果能夠無限使用波坎諾夫斯基程序，所有問題都將迎刃而解。”都將被一模一樣的伽馬們、完全一致的德爾塔們、整齊劃一的艾普希隆們解決了。數百萬計的同卵多生。大批量生產終于被引進了生物學。

這里所解決的，完全符合社會問題，無論這個問題是怎樣被提出的。完美的、穩定的、建立在自身及其周圍環境的統一之上的社會是目標，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是用完全相同的教育、需求和技能培育數百萬完全相同的同卵多生子。這一工人階層的唯一目的是作為整體的社會的再生產：社會的所有階層和結構。這部小說也廢除了歷史。

動物學家朱利安·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出版的兩年前寫道：“沒有理由相信人類注定要閹割護士或流水線工人、培養有戰斗力的武裝士兵、研究鯨魚大小的集體生育機器或沒有身體和頭顱的智慧。不，根本沒有理由去相信人類會發展成為一種機械化的、超穩定的存在形式。”他的弟弟卻恰恰將這樣一種匯集了一系列類比的設想寫成了作品。“憑借其嚴格的等級制度、無情的經濟結構和對個體的貶低，《美麗新世界》顯然與一個蟻穴中的生活非常相似”，認知史學家夏洛特·斯萊如此斷言，這是為了將她的觀察與這個關鍵的問題聯系起來，為何阿道司·赫胥黎的科幻小說對待“人就像社會性昆蟲一樣”。就像社會性昆蟲！他自己曾多次證實自己的所作所為。赫胥黎說，人類從天性上說并不比狼或象更有能力去組成更復雜的社群。相反，“文明”是一個“將原始群落轉化為社會性昆蟲的有機社群模擬物的過程”。如果一個模擬物都登上了社會自描述的舞臺，那么昆蟲——它們的勞動分工、功能分化、專業化的社會跨越了文明的門檻——在某種意義上說，即在同一、穩定與融合的意義上，就已達到了一種最優狀態。因為正如一位社會學的創始人所說的，“這些昆蟲的組織”在“復雜性、豐富性和適應性上都無限優越于我們”。

奧爾德斯·赫胥黎來自一個動物學家和進化理論家的家族。他的祖父托馬斯·亨利·赫胥黎是達爾文理論最突出、最堅定的捍衛者之一。斯萊認為，將社會性昆蟲作為投射面，對于赫胥黎之所以是手到擒來的，是因為他的兄長朱利安不久之前在一部篇幅不大的專著中討論了這個主題：他的《螞蟻》出版于1930年。這部作品也介紹了福勒爾和惠勒這樣的生物學家的理論，如螞蟻社會發展出了某種“社會媒介”，螞蟻依靠這種媒介繁殖，而它也對應于人類的社會交換：交哺。斯萊認為，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正是一個“交哺的”世界。這是什么意思？“交換食物。”朱利安·赫胥黎解釋道。螞蟻有能力儲存預先消化好的食物，再在需要食用時任意取出來（反芻）。這種食物可以與蟻巢里的其他成員分享。奧古斯特·福勒爾將這種分別存儲與分配的機制稱為螞蟻的“社會胃”。在惠勒和福勒爾之前，博物學家們盡管觀察到了這種行為，但并不把它理解為蟻穴經濟的交換媒介（公共交換），因此并沒有從中得出社會學性質的結論。只有惠勒這樣接受過社會學訓練的昆蟲學家，才在交哺現象當中看到一種社會媒介，其運作方式與金錢的流通非常相似。

“相互喂食”在蟻巢建造之初就開始了：蟻后喂養第一批幼蟲，并食用幼蟲的分泌物。在訓練有素的蟻群中，沒有一只螞蟻能夠不靠交哺而生存下去。因此，惠勒在這種“液體食物的交換”中發現了“超有機體”的“社會媒介的核心特征”。莫里斯·梅特林克，一如既往地善于模仿和聳人聽聞，將螞蟻的嗉囊描述為“集體的或社會的器官”，描述為“社會胃”。他在“昆蟲”的“這種器官的或多或少完美的利他主義與文明程度”之間建立了關聯。朱利安·赫胥黎反對這種解釋：他認為交哺并非道德的，而是經濟的媒介，是“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基礎。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得以建立，并不需要所有成員都要走教育、啟蒙、鼓舞、養成等不確定的彎路。利他主義不是必須的，流通才是。

交哺理論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它甚至被當作反現代性的媒介，然而，一個在自描述上不知所措、在基本結構上風雨飄搖的社會中的交哺群體，提供了另一種秩序選擇，這種秩序斷然消除了所有文化或個體的不確定性，讓國家建立在更堅實的基礎之上。

人們對于一個社會媒介的昆蟲學模型如此感興趣的原因，非常類似于恩斯特·云格爾寫作《工人》或《總動員》的原因。云格爾堅信，中等強國之所以會在大型戰爭中失敗，是因為它們沒有做到正確地進行全社會總動員，將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一種勞動關系上，而美國在這方面則取得了示范性的成功。《工人》為《總動員》中的問題提供了答案，其后果是在德意志帝國中形成了“勞動時代的開端”。德意志帝國若要建立螞蟻國家中一直存在的完全統一的勞動關系，缺乏的并不是“技術”，而是“決心”：

對于螞蟻來說，國家就是一切。而為了國家的利益，正確的勞動分工有著重要的意義。這就是為什么人們認為迫切地需要勞動分工，不僅要在同樣的個體之中分配一個人做這份工作、另一個人做另一份工作，還要創造出特定的工人類型，以使其出色地適應某種特殊的工作。

交哺就意味著，全能國家的臣仆們徹底投入到無休止的勞動之中：“它們就愛這樣。”赫胥黎筆下交哺的等價物唆麻讓個體產生服從的意愿：團結、本分、穩定對于這些人來說就是全部。惠勒所說的社會媒介在整個蟻群中推行了工蟻的行為方式：“除了自我保存之外，所有這些重要的行為方式，建巢、防御、儲食和哺育……就是它唯一關心的。”按照惠勒的說法，在螞蟻國家中產生了一個沒有自身階級利益的“不育的無產階級”。它以云格爾所描述的全部方式為國家勞動。“作為動物之中引人驚嘆的范例，這種矛盾的無產階級……從來都不缺。”

《美麗新世界》的結尾是理所當然的：工人階層得到培育。熟讀惠勒并且給予他兄弟以靈感的朱利安·赫胥黎得出結論說，人類正處于一個發展階段，此時人類可以將進化掌握在自己手中，無論是通過改變行為（培育），還是通過對細胞質的某種操控。在阿道司·赫胥黎的培育概念中，這兩種干預組合到了一起：福特之后的歷史新發現與對基因的操控。每個階層都有其在生活中的地位。但奇跡是，從艾普希隆減到阿爾法加的每個階層都萬分熱愛自己的社會地位與分工，這是唆麻帶來的。“可怕？”總統驚奇道，“他們一點兒也不覺得可怕。他們喜歡著呢。因為簡單，非常容易，無論精神還是肉體都不會勞累。七個半小時輕松不累的工作，然后是唆麻、運動、無限制的性交和感官電影。他們還能要求什么呢？”

如果說螞蟻是所有政治動物的典范，那么螞蟻九千萬年來所實行的交哺就是一切社會媒介的原型。交換的行為象征性地點綴了福勒爾《螞蟻的社會世界》一書的封面。這部成功作品的格言由這幅象征的畫作了評注：人人勞作為人人，人人付出所有又取得所需。對于社群來說，不僅勞動是必要的，交換也同樣關鍵。表現為社會媒介的是兩只螞蟻頭部交換的蜜露，而不是螞蟻本身。霍布斯作為社會形象的利維坦在這里失去了意義，因為代表社群的不再是由許多人組成的巨人，而是19世紀的博物學家們尚未發現的毫不起眼的蜜露構成的媒介。曾經如此有效的政治體范式在此失去了效用。與霍布斯相比，現在顛倒了過來：不是說政治體也有其血液循環，而是說蜜露交流的社會媒介構成了作為超有機體的螞蟻國家。麻省理工學院的卡莉·哈斯金斯也認為，交哺讓螞蟻組成了一個社群。她比較了蟻巢內流通的食物和單個生物體內的血液循環，并且毫不奇怪地，也拿它比較了兩組有著“經濟交換關系”的人群的“社會體系”。不斷交流，才有社會，無論對于螞蟻還是對于人類都是如此，因為“組成一個群體的個體必須相互間進行交流”。對于群體的科學建模來說，交流是至關重要的。哲學家、人類學家、文學家和社會學家必須在方法論上邁出巨大的一步——無論他們感興趣的是螞蟻還是人類的社會秩序——因為他們并不是要去理解人類，而是要去觀察交流媒介，以便掌握社會的運作方式。自古以來的假設，“各部分的特性決定了整體的特性”，“全部社會學……就是建立在這條假設之上的”，如今對于掌握了昆蟲學知識的作者來說卻成了過時之言。社會并非像《利維坦》開篇所說的那樣是人的集合。作為社會承載者的個體失去了地位。個體不再必要。云格爾會說這是“輕裝上陣”。

那么赫胥黎呢？夏洛特·斯萊指出，唆麻這種藥物代表了交哺的功能性等價物。

如同單只的螞蟻一樣，穆斯塔法·蒙德的世界中的每個居民都是微不足道的，每個人的角色都完全被一種社會藥物預先決定了。唆麻的分發實現了與螞蟻的蜜露相同的社會功能。因此，唆麻在《美麗新世界》中的流通其實是一種交哺，只是頂著不同的名稱。

正是如此。不過這條通道卻要寬得多。赫胥黎顯然接受了他的兄長朱利安的摘錄及其對交哺的表達，但我們不應忽視另一個事實，即在許許多多昆蟲學和社會生物學的論文中，人類社會都被描述成了昆蟲社會。提出交哺對這種對比來說甚至不是必須的，澄清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為唆麻并非《美麗新世界》的核心主題，只是主題之一。因此，根本沒有必要在分析這部小說時再進行一次類比。單單朱利安·赫胥黎的《螞蟻》中就充滿了這種轉化，包含從社會的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直到基因控制劃分社會階層的一切。在一篇1936年的種群生物學的文章中—它似乎要再現《美麗新世界》的計劃—出現了完全不同于交哺的對比領域：

人類的社會秩序趨向越來越接近白蟻的組織，這在至少一個世紀以來即已顯見：對工人階層愈加嚴格的區分，對個體行動自由的取消，以及依舊不斷增長的復雜的經濟上層建筑，沒有它就再沒有人能養活自己。所有這些都是高人口密度條件下生活的直接影響。

在狹窄的空間中，一個昆蟲群體中的個體數量可達上億只，并且不存在治安、衛生、經濟或后勤問題。幾百萬年來，它們的組織就已經成功地解決了“人口稠密”的問題。珀爾和戈爾德在1936年得出結論，不斷增長的人口只有通過極強的紀律，通過“嚴格的”秩序與對個性的遏制才可能維持。如同在云格爾和赫胥黎筆下一樣，他們也到社會性昆蟲的組織形式之中去尋找解決方案。

然而，他們的秩序卻并非建立在實實在在的自然狀態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系列偶然的科學假設與修辭表現上。因此，珀爾與戈爾德的假設絕非將昆蟲社會作為烏托邦或反烏托邦建設藍圖的唯一選擇，正如云格爾與赫胥黎所描繪的也并非唯一的可能性一樣。再次強調：社會性昆蟲的例子顯然說明，高人口密度導致了“對工人階層愈加嚴格的區分”，其成員沒有“個體自由”，致力于高度專業化的、單調的流水線勞動。我們不能滿足于這種明證性，因為它是由于回避了其他可能性才顯得突出。事實上：當代的群體研究—同樣著眼于社會性昆蟲的例子將會建立起一個完全不同的關聯。云格爾與赫胥黎所設想的社會秩序的可能最激動人心的替代物，由群體表現出來。早在20世紀30年代，它就已登上了社會自描述的舞臺。它的出現應當歸功于昆蟲學—社會學的通道以及媒介、經濟、社會學和技術話語之間的鏈接。只是，這條蜿蜒的小徑通向了一個完全不同、出人意料的目的地。云格爾與赫胥黎同時代人的一部小說早于幾代人預言了群體智慧研究的誕生。我將勾勒出這一新的范式為螞蟻社會所創造的認識論紀元，以便能夠正確解讀奧拉夫·斯塔普里頓1930年的小說《最后和最初的人》。

（本文摘自尼爾斯·韋貝爾著《螞蟻社會：一段引人入勝的歷史》，王蕾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