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國都從平城搬到洛陽，是北魏王朝的一件大事，也是孝文帝元宏最宏偉的功業(yè)。在他之前，像拓跋猗盧、拓跋珪和拓跋燾等草原雄主，都有過把國都南遷的設想。當時他們心目中的對象主要為鄴城。《魏書·太祖紀》說天興元年（398）正月“帝至鄴，巡登臺榭，遍覽宮城，將有定都之意”。明元帝拓跋嗣，曾在泰常八年（423）南巡，《魏書·太宗紀》泰常八年夏四月：“遂至洛陽，觀石經。”而統(tǒng)一華北、武功顯赫的太武帝拓跋燾，在神?三年（430）九月，將其生母杜貴嬪（先追封為密皇后，后更尊為密皇太后。杜貴嬪乃鄴城人氏）的神廟建在鄴城而不建在平城；太延元年（435）十一月幸鄴，祀密太后廟，也似乎曾有遷都鄴城的意圖。

北魏孝文帝像

孝文帝是在太和十四年（490）九月馮太皇太后崩后才正式親政，在此以前他沒有顯示遷都的意思。他還在方山太皇太后的永固陵旁邊營建了自己的壽陵，表示孝順。《資治通鑒》卷一三七齊武帝永明八年（490）：“九月癸丑，魏太皇太后馮氏殂；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十月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甲戌，帝謁陵；己卯，又謁陵。群臣請求節(jié)哀，奉行先朝舊典。孝文帝回答：“朝夕食粥，粗可支任，諸公何足憂怖！祖宗情專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稟圣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第二年正月丁卯，帝始聽政于皇信東室。三月甲辰，車駕謁永固陵。夏四月癸亥，帝始進蔬食。乙丑，又謁永固陵。己卯，經始明堂，改營太廟。秋七月乙丑，謁永固陵，規(guī)建壽陵。十年（492）九月辛未，帝以文明太皇太后再周忌日，哭于陵左，絕膳二日，哭不輟聲。他對這位撫養(yǎng)他和督導他的假祖母，又敬又愛又畏懼。太皇太后無意遷都，他絕不會提起。但第二年他突然借南伐之名而決定遷都了。

自從道武帝天興元年（398）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算起，平城作為北魏的國都已將近百年。現(xiàn)在一下子要把它向南搬徙1000多里，并非易事。一個剛親政的青年皇帝，面對滿朝元老重臣，要他們離開長期活動的京城，搬到一處氣候很不相同的地方，顯然多不愿意。何況同時又下詔禁穿胡服、說胡語，改姓氏以及死后不得歸葬，進行一連串雷厲風行的改革，必然會受到很多人的反對。就草原帝國而言，平城是個頗適中的控制中樞。但已完全漢化了的孝文帝志不在此，他的血管中流著漢人熱血；他要入主中原，徹底解除因文化差異所引起的民族矛盾，做一個傳統(tǒng)的中國式皇帝。

在中國所有古代的都城中，文化的混雜莫甚于平城者。《南齊書·魏虜傳》所說的“稍僭華典，胡風國俗，雜相揉亂”是可以拿來形容當時平城的文化景觀的。孝文帝也曾想在平城已有的基礎上，加以改革。在他親政前后數(shù)年，進行了一些擴建和改造，灌注傳統(tǒng)的漢文化。但他發(fā)現(xiàn)保守勢力反對漢化的潛力甚大，他們要保留草原粗野的氣息，不愿意被漢族同化。連上述“立三長”那種顯而易見的有益改革，他們都連聲反對；只有當馮太后親口表示支持，才得到實施，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孝文帝明白這種巨大壓力的存在，將會阻礙他實施改革。如不設法擺脫此一環(huán)境，即使加倍努力，也將事倍功半。所以他才突然決定遷都，遠離保守派的基地而另行建設一個政治中心；這和民國初年放棄北京而另在南京建設新都，頗有相似之處。孝文帝是太和十四年親政的（準確地說是十五年正月），試將親政前三年和后三年共計七年的大事條列于下。在前六年之中完全找不到遷都意圖的任何痕跡時，你就會感覺太和十七年（493）的行動很突然了。

太和十一年（487）春正月丁亥朔，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秋七月己丑，詔曰：“今年谷不登，聽民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賑恤。”九月庚戌，詔曰：“去夏以歲旱民饑，須遣就食，舊籍雜亂，難可分簡，故依局割民，閱戶造籍，欲令去留得實，賑貸平均。”十月辛未，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zhí)機杼者。十二月，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國記，依紀傳之體。是歲大饑，詔所在開倉賑恤。北方的旱農，生產量低而且不穩(wěn)定。

太和十二年（488）春正月辛巳朔，初建五牛旌旗。五月丁酉，詔六鎮(zhèn)、云中、河西及關內六郡，各修水田，通渠灌溉。壬寅，增置彝器于太廟。九月丁酉，起宣文堂、經武殿。十一月，詔以二雍、豫三州民饑，開倉賑恤。

太和十三年（489）春正月辛亥，車駕有事于圓丘。于是初備大駕。四月，州鎮(zhèn)十五大饑，詔所在開倉賑恤。五月庚戌，車駕有事于方澤。秋七月丙寅，幸靈泉池，與群臣御龍舟，賦詩而罷。立孔子廟于京師。八月戊子，詔諸州鎮(zhèn)有水田之處，各通灌溉，遣匠者所在指授。九月，出宮人以賜北鎮(zhèn)人貧鰥無妻者。

太和十四年（490）二月戊寅，初詔定起居注制。己卯，詔遣侍臣循行州郡，問民疾苦。九月癸丑，太皇太后馮氏崩。詔聽蕃鎮(zhèn)曾經內侍者前后奔赴。十月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詔曰：朕思遵遠古，終三年之制。

太和十五年（491）春正月丁卯，帝始聽政于皇信東室（自此正式親政）。初分置左右史官。四月己卯，經始明堂，改營太廟。五月己亥，議改律令，于東明觀折疑獄。秋七月乙丑，謁永固陵，規(guī)建壽陵。己卯，詔議祖宗，以道武為太祖。十月庚寅，車駕謁永固陵。是月，明堂太廟成。十一月丁卯，遷七廟神主于新廟。乙亥，大定官品。戊寅，考諸牧守。丙戌，初罷小歲賀。十二月壬辰，遷社于內城之西。

太和十六年（492）二月戊子，帝移御永樂宮。庚寅，壞太華殿，經始太極。丁酉，詔祀唐堯于平陽，虞舜于廣寧，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陽。丁未，改謚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謚孔廟。四月甲寅，幸皇宗學，親問博士經義。五月癸未，詔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條，流徙限制，帝親臨決之。六月甲辰，詔曰：“務農重谷，王政所先；勸率田疇，君人常事。今四氣休序，時澤滂潤，宜用天分地，悉力東畝。然京師之民，游食者眾，不加督勸，或蕓耨失時，可遣明使檢察勤惰以聞。”八月乙未，詔陽平王頤、左仆射陸叡督十二將七萬騎北討蠕蠕。十月庚戌，太極殿成，大饗群臣。十一月乙卯，依古六寢，權制三室，以安昌殿為內寢，皇信堂為中寢，六合殿為外寢。

太和十七年（493）春正月壬子朔，帝饗百僚于太極殿。二月己丑，車駕始籍田于都南。三月戊辰，改作后宮；帝幸永興園，徙御宣文堂。夏四月戊戌，立皇后馮氏。五月壬戌，宴四廟子孫于宣文堂，帝親與之齒，行家人之禮。六月丙戌，帝將南伐，詔造河橋。立皇子恂為皇太子。八月丁亥，帝辭永固陵，己丑，車駕發(fā)京師，南伐，步騎百余萬。太尉丕奏請以宮人從，詔曰：“臨戎不語內事，宜停來請。”壬寅，車駕至肆州。戊申，幸并州。九月戊辰，濟河。庚午，幸洛陽，周巡故宮基趾。帝顧謂侍臣曰：“晉德不修，早傾宗祀，荒毀至此，用傷朕懷。”發(fā)思古幽情，遂詠《黍離》之詩，為之流涕。壬申，觀洛橋，幸太學，觀石經。丙子，詔六軍發(fā)軫。丁丑，戎服執(zhí)鞭，御馬而出，群臣稽顙于馬前，請停南伐，帝乃止，仍定遷都之計。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詔征司空穆亮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爵經始洛京。己卯，幸河南城。乙酉，幸豫州。癸巳，次于石濟。乙未，解嚴，設壇于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天下。起滑臺宮。癸卯，幸鄴城。初，帝之南伐也，起宮殿于鄴西；十一月癸亥，宮成，徙御焉。

這是一幕排演精彩的政治劇，主角孝文帝演出非常成功：他先借南伐之名把大軍帶走，使代北要反對的保守分子想鬧也沒有了本錢。等大軍到達洛陽，群臣不愿冒險繼續(xù)南下時，他提出了交換條件；當大臣伏地叩頭如搗蒜，同意遷都而高呼萬歲時，他就宣告天下遷都洛陽了。從這件事可知孝文帝也頗有心機，能夠玩政治把戲。

這并非我的推測，連《魏書》都有記載。該書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任城王傳》：

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于明堂左個，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群臣莫敢言。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日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為吉也。”高祖厲聲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眾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既銳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

任城王拓跋澄為拓跋云長子，是孝文帝的叔父，故敢于頂撞。他倆年紀相若，從他們的談吐中，可知他們皆已深受漢文化的感染。

孝文帝車駕還宮，立即召見任城王。未及升階，遙謂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眾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這說明了孝文帝擔心元老保守派的競言反對，又看清楚平城非實行全盤漢化之地，而著意于中原核心文化古都洛陽。

任城王同意孝文帝的觀點，回答道：“伊洛中區(qū)，均天下所據(jù)，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圣懷，此輩亦何能為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仆射。”口頭贊許之外，又給加官晉爵，這位皇叔便完全支持他的遷都了。

皇帝和任城王的對話，已表明了遷都洛陽的原委。草原帝國發(fā)展到這個階段，平城已不再適宜繼續(xù)作為都城。當時代北的保守勢力很大，他們認為拓跋鮮卑的天下，是他們以平城為據(jù)點在馬背上打下來的，留戀草原的生活習慣，要保持原先強悍好戰(zhàn)的特質。他們認為脫離平城南遷，會逐漸喪失善戰(zhàn)的性格，不僅不能再統(tǒng)治漢人，并且會被漢人同化。一般鮮卑人對文化并不尊崇，也感覺不到民族危機的嚴重；壓制漢人，安于守舊。所以孝文帝才說：“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必須想出一個巧妙的辦法來對付。

太和十六年（492）八月乙未，“以懷朔鎮(zhèn)將陽平王頤、鎮(zhèn)北大將軍陸叡皆為都督；督十二將，步騎十萬，分為三道以擊柔然（蠕蠕）。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趣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柔然而還”。這是遷都前對柔然最大規(guī)模的襲擊，把他們趕離邊境。太和十七年（493）二月，孝文帝“始籍田于都南”。草原部族，本無酋長親耕之禮；孝文帝變成農耕民族的皇帝，就要講求天子親耕之禮了。這是很大的轉變。

當時孝文帝如果直接命令遷都，可能引起群臣的公然反對，甚至要導致叛亂。但說要南伐齊國，將領們會高興，因為他們有機會發(fā)財升官，自祖宗以來一向是如此的。他利用這個借口，使大軍自愿地前往洛陽。《資治通鑒》對此有如下的一段記載：“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群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眾。”你說平城苦寒，鮮卑人才喜歡寒冷的天氣呢！

本文節(jié)選自《草原帝國——拓跋魏王朝之興衰》（陳正祥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作者陳正祥系著名地理學家、生態(tài)學家。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