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馬布耶以為在繪畫上穩操勝券，可是現在人人都在呼喚喬托，前者的名聲于是黯然失色。”這是《煉獄篇》中手抄本畫家歐德里希對但丁所說的話，意在提醒他塵世名譽的無常。諷刺的是，恰恰由于《神曲》的至今不朽，散落在其中的只言片語幫助確立了這兩位畫家——是師徒也是對手——在藝術史上的地位：自十六世紀瓦薩里的《藝界名人傳》起，后世諸多意大利藝術史專著都以契馬布耶和喬托開篇。

說起這位歐德里希，他本人又是契馬布耶的學徒，與喬托和但丁交好，而喬托又是薄伽丘《十日談》中那篇談論畫家名望的著名故事的主角。如果說十四、十五世紀是佛羅倫薩城市空間驟然密集的兩個世紀（層層擴建的城墻，阿諾河上不斷聳立的新橋，座座成為街道蛛網之結點的新廣場，倍增的人口），那么文藝勢能的匯聚與沖撞——字面意義上的“文藝”，文學和藝術——其密度幾乎要令人迷失，整個老城區也因此成為一座兩者相互映照的鏡宮。

在以圣母百花堂為圓心的三分鐘步程內，布魯內萊斯基建造了羅馬萬神殿以來出自人類之手的最大穹頂，同時與吉爾貝蒂爭奪八角洗禮堂青銅門的鑄造權；百花堂邊聳立著喬叟設計的鐘樓，堂內除祭壇外最醒目的地方則高懸著多梅尼科的《<神曲>照亮佛羅倫薩》：但丁熾烈的粉色衣袍背后，作為塵世諸城象征的佛羅倫薩如在黃金中焚燒；喬托的追隨者紛紛為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的作品繪制手稿插圖……這一切都于不到兩百年間發生在同一座廣場上。這種詩歌與繪畫、敘事與象形、藝術家與城市間的彼此投射，使得佛羅倫薩成為中世紀和文藝復興的罅縫間一座光芒璀璨而又暗影幢幢的皮影舞臺，在高度濃縮的時空中上演著手與眼的神秘劇。

但丁無疑是這幕劇中的一個幽靈主角，總有辦法讓逡巡在翡冷翠大街小巷的每個人感受到他缺席的在場。作為世上最大的方濟各派教堂，佛羅倫薩圣十字堂內埋葬著米開朗琪羅、伽利略、馬基雅維利等大亨（因而此地有別名“意大利榮光之殿”），唯獨但丁墓徒有宏偉的墓葬紀念碑（上書拉丁文“最高榮耀歸于詩人”），卻是一座空墓——因被故鄉判處終身流放，但丁實際上埋骨于拉文納小城，從未返回佛羅倫薩。若說圣十字堂內部英靈薈萃，門前卻獨有一座塑像巍然佇立如神像，守護著教堂的入口，腳踏雙獅基座，腳踝處有雄鷹庇護，頭戴月桂花冠——正是但丁。

但丁故居則隱在百花堂廣場幾條街開外的一條深巷里，無匾牌，僅掛一匹紅色布幔標明，歐洲中世紀最偉大的詩人從此走出，就連故居門前一塊石板上他的淺浮雕側影，也必須往上澆水才會在烈日下凸顯出來。人們太容易錯過這座不起眼的博物館，錯過這些令人目眩神迷的早期《神曲》抄本：現存最早的彩繪本帕拉丁諾313抄本（十四世紀下半葉，碧雅特麗奇頭上圣光的金箔已開始剝落）；肉眼可見的最小的袖珍抄本（約6.5×4.5厘米）；擁有奢華首字母裝飾及一百七十幅袖珍彩畫的馬西昂手卷（中世紀盛期最著名的《神曲》手稿）……更不用說但丁的死亡面具以及用過的匕首。佛羅倫薩素以價廉物美的皮革著稱，我甚至在主商業街找到一家名為但丁·阿利蓋里的皮具店。問店主是否和阿利蓋里家族有某種關系，帥到沒朋友的意大利小哥非常坦率：“沒什么關系，就是大家都會去搶注美第奇啊、但丁啊這種牌子。我們運氣比較好。其實我沒讀過他寫的東西。”

沒錯。在佛羅倫薩，但丁的遺蹤看似無所不在，其魂魄卻只有最稀薄的在場，縈繞于逼仄的巷道深處和日落后被游人遺棄的橋頭。和他的英國晚輩喬叟一樣，但丁是那種高度入世、熱衷于以作品反映現世危機并在其中確立自己和同輩人道德立場的作家，就這點而言他是個地道的佛羅倫薩人。三十歲以蓋爾夫派白黨人身份從政，五年后因開罪教皇從政治生涯巔峰墜落，被迫與故鄉訣別而最后一次回望翡冷翠時，站在世紀之交的詩人或許無從預知自己的作品將如何成為一面擁有無窮景深的巨鏡，持久映照乃至塑造著這座城市的政治、倫理、藝術史和空間觀，但或許早已聽到了命運的淺吟低唱：“缺席是我的笙歌與荊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