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與影

今年9月，筆者第一次來到東京，沒有去東京之塔俯瞰城市，沒有去新宿購物，也沒有參觀上野的美術館。而是跟著一個移動的帳篷體會東京，跟隨東京野戰之月帳篷劇團的足跡，筆者了解了兩個很少出現在日本主流媒體和普通居民認知中的地方：東京的山谷和橫濱的壽町。

在電車上，筆者瀏覽著東京，搜尋腦子里的記憶。最像東京的城市，應該就是香港了：同樣是亞洲人口高密度的城市、薩斯基婭·薩森(Saskia Sassen)定義中的全球城市，這里覆蓋街道的各種廣告牌，呈現高度消費主義的面貌；而長期擁護新自由主義經濟的這兩個城市，也同樣面對貧富差距和社會公平的問題。

如果說東京那整潔的街道、便利的交通和完善的服務設施是“城市的光”，那么山谷和壽町，也許就是光投射下來時被遮蔽的“城市的影”。

山谷

9月初的一個雨天，在明治大學教授丸川哲史的帶領下，筆者來到了位于東京淺草的北面的山谷。山谷是日本戰后形成的日雇傭工勞動者聚集地。隨著東京城市建設的快速發展，大批勞動者從日本鄉村來到東京。在1960年前后的能源轉換（煤礦工人被大量解雇）和1964年東京奧運會時期，山谷聚集的人數規模尤其急劇擴張。

到了1960年代后期，山谷的日雇傭工勞動者的工會組織起來，與黑社會和背后警察的暴力統治進行了激烈的斗爭。丸川教授提到，自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也參加過山谷的運動，但已很久沒有來過山谷。這里似乎已經快被遺忘了。

山谷的起點是淚橋。現在的淚橋只是一個十字路口，但在江戶時代，這里是通往刑場的橋，犯人和家屬會在這里哭泣，淚橋因此得名。丸川老師介紹，在江戶時代，山谷是低層種姓（caste）勞動者居住的地方，如屠夫、制作皮革及皮革制品的手藝人。所以，山谷地區一直沿承著制作鞋子的傳統，現在仍能看到一些鞋子公司。山谷還有一個神社，是祭拜鞋子的，過去的人會把舊鞋子收集起來燒掉，進行祭典以感謝神靈。

在淚橋十字路口的一個街角，有一家門口貼著“世界本店”的便利店。“世界本店”是一家酒館的名字，曾是勞動者站著喝酒的酒館，1999年變成便利店。沿著街道往山谷中心走，除了廉價住宿店鋪（一般日租金在2000日元左右，人民幣約100元）外，一路上還可以看到便宜的行李寄存和洗衣店鋪，不同于其他地區的是，這些店鋪的營業時間是早上四點到晚上九點，與勞動者的作息時間相契合。還有不少便宜的工人勞動服和二手衣服店鋪，不少教會場所也是幫助工人的機構。甚至還有“書士”事務所，是以前為不會寫字的勞動者寫東西的場所。

山谷的居住者

山谷曾聚集了上千的男性日雇傭工勞動者。現在的勞動者大概不到100人，多數是在家領政府救濟金，看電視來度過余生的老人。政府的勞動介紹所冷冷清清，雖然門口的牌子上貼著：號召大家參加反安保法案的游行。

丸川教授說，現在的工人出現網絡化特征，年輕人每天在網絡里找工作，無法像曾經的山谷那樣，在現實空間把人聚集起來。

那么，現在的山谷還住著什么樣的人呢？

NHK的紀實72小時紀錄片有一集講的是山谷。由于山谷有很多便宜的住宿地，在LONELY PLANET上被推薦為住宿選地，于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成為山谷的住宿者。片子里講述了住在一家廉價旅館的幾個外國人的故事，其中除了游客，還包括已在東京居住了幾年的外國人。在全球化的今天，這些外國人像曾經聚集在山谷的日本勞動者一樣，也試圖在東京實現自己的夢想，但現實只能讓他們蜷縮在只有3個榻榻米（約5平米）大小的房間里，靠教授英語課維持生計。

山谷還有一個特殊的公園——玉姬公園。沿路是被欄桿包圍的綠地，里面是被網包裹的運動場。在綠地和運動場之間是一個灰色地帶，那是勞動者和流浪者生活的地方。由于下雨，空地上是被藍色塑料布遮蓋的物品堆，欄桿上還掛著衣架，衣架下面有很多不同的椅子堆砌擺放，每個椅子都不同，似乎一把椅子對應著一個人在城市能占有的唯一空間。一個角落里，有幾袋收集的易拉罐和瓶子。丸川教授說，在日本，回收垃圾開始變得私有化，只有特定公司才能進行回收，而個人回收是違法的。這樣的規定無疑會讓一些人的生活變得更加困難。

山谷福祉會館

讓人們得以回憶起山谷運動的，是一幢建筑：山谷福祉會館。山谷運動后，政府修建了這個建筑。它遠看上去像個教堂，現在是勞動者和流浪者的活動場所，平常會有志愿者和他們一起做飯。建筑門口貼著一張東京野戰之月帳篷劇社今年的演出海報。

山谷福祉會館旁邊，是一條拱廊街。據說日本有不少類似的拱廊街，它是一種保留街道，避免街道被拆除，變成購物中心的保護方式。街道上多是出售便宜商品的店鋪，也有專為外國人服務的店鋪，有韓國飯館，也有大正時代延續至今有100多年歷史的店鋪，不少店鋪把商品擺在門口。除了店鋪，這里還有一些政府的救助機構和NPO組織，比如老人的日托中心。街道的一些空地上，還圍坐著一些中老年勞動者。

利用漫畫形象，促使街道振興，是日本一種獨特的方法。這條商店街的振興，就借用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家喻戶曉的經典動漫《明日之丈》（ASHITA NO JOE）的形象。整條街道和山谷地區到處都有相應的動漫形象。這部漫畫講述了流浪兒矢吹丈在山谷遇到落魄的拳擊教練，后成為一流拳手，贏得企業家千金愛情的勵志故事。據維基百科，這個漫畫在當時日本社會引起巨大轟動，當漫畫連載到丈的對手被擊敗去世時，寺山修司等藝文界名人還為這位虛構的人物舉辦葬禮。這個故事經過動畫、電影、舞臺劇等諸多形式的改編，生命力長久，直到2011年又一次被改編成電影。

壽町

壽町位于橫濱市中心的黃金地段，周邊是著名的棒球場、中華街、購物街，離山下公園、未來港等旅游景點也不遠。和山谷一樣，壽町是橫濱的一個便宜旅館住宿區，由于靠近港口，這里聚集大量勞動者，被稱為建筑業的人才市場。

壽町和山谷最大的區別是，壽町至今還有大量勞動者，其中包括不少家庭，而不單是男性勞動者。一般的單人住宿約3個榻榻米（5平米）大小，家庭住宿會大些。

丸川教授介紹，歷史上的橫濱是高級外國人住的地方，是列強大使館的聚集地，在一些地勢高的地方，還有很多高級外國人的墳墓和住宅。

壽町有較復雜的歷史。朝鮮戰爭后，橫濱港口開始快速發展，需要大量工人，當時有很多在日朝鮮人，他們在橫濱港口工作，就在壽町搭建了簡易的房子。二戰后，壽町曾是美軍控制的地方。1955年，美軍放棄了這塊土地。當時，這些在日朝鮮人還在猶豫去留問題，因為朝鮮是勝利國，他們可以占有土地，在港口工作也非常方便，于是壽町慢慢變成了勞動者聚集的地方。

壽町的見證者

在野戰之月成員濱村篤先生的介紹下，周五的一天，筆者在壽町生活館的四層采訪了這個樓層的管理者鹿兒島先生。從窗外看下去，對面的壽町公園廣場，有很多人在排隊領午飯，這是已經進行了22年的周五午飯活動。

1953年，鹿兒島先生出生于鹿兒島的農村。1974年，他來到壽町，正值當時的工人抗議運動。他原本打算當攝影師，后來在壽町結婚生子，留了下來。

鹿兒島先生的經歷，代表了二戰后日本農村青年進城的移動軌跡。這種戰后的移動也與壽町的發展息息相關。1964年以前，他在農村生活，上學沒有鞋子穿，可是他認為，農村的價值觀，是以人為主，而不是錢。1964年東京奧運會后，村子里出現了車和電視這樣的現代消費品，人們開始意識到城市與農村的差距，意識到了貧困。18歲時，他面臨繼續上學或去外面工作的選擇。當時他的村子里，留下來的年輕人大概只有10%，其他人分別去了福岡、大阪、東京。鹿兒島先生喜歡讀書，他后來上了一所國立大學。

鹿兒島先生認為，現在的日本社會，與50年前完全不一樣，是一個典型的階級社會。他借用日本象棋解釋，棋里有王、金、步兵，王是天皇，金是政府官員以及律師、醫生等中產階級，老百姓就是步兵，步兵有被殺掉的可能性，還要服從上級。他覺得現在的日本，“王”和“金”占40%，“步兵”占60%。

說到城市，鹿兒島先生認為城市的空間問題，要從兩個方面來看：一種是國家的觀點，即一種管理和效率的觀點；從天皇開始自上而下；另一種則是自下而上，從下層人民的生活出發，去考慮人的生存和感受。

鹿兒島先生用自己的觀察，來描述對城市的理解。他之前的一份工作，是在橫濱的一個車站看管自行車，車站在一個高檔住宅區附近。他早上6點開始工作并看到：早上6點半，穿著高貴的貴婦送孩子去東京的私立學校上學，這個高檔住宅區大約30%的人都是這樣；早上7點，國際學校的校車來接孩子上學；7:30，是殘障學校的校車；7:45，是一般學校的學生，成群結隊來到車站。他看到了不同階層的人，在不同的時間，如何通過一個相同的空間。

鹿兒島先生現在是壽町生活館4樓的管理者，壽町生活館成立于1975年，這個建筑原本屬于市政府，中東戰爭之后發生了石油危機，橫濱港口的工作機會變少，大約有幾百名失業工人占領了這個建筑，他們的口號是：追求生存權、工作權和居住權。

壽町生活館是一個為當地居民提供服務的建筑。除了一般居民，主要關注三類人群：1）低收入勞動者：幫助他們改善勞動條件；2）無家可歸者：幫助他們申請生活保障和醫療；3）接受政府生活保障的人：幫助他們建立社區網絡，其中很多是老人。社區網絡的活動包括反安保、反核能、反琉球美軍基地的抗議斗爭。

平常的活動組織工作，都是以這三類人群為出發點，通過人脈來發展活動。現在的橫濱政府議會里，左翼勢力較大，故可保證活動順利進行。資金方面，政府為4個正式職員（包括鹿兒島先生）提供工資和基本開支。其他的自主活動還是需要捐錢，除了每周五一起做飯的活動，還有每年冬天進行的越冬活動，越冬活動中每天都要做飯，大概有1000人會參與。

壽町生活館也是一個多功能建筑。生活館的1樓是幼稚園。這個幼稚園是一個社會混合的好開端，這里的孩子來自一般居民、低收入勞動者和外國人家庭。2樓是自治會。3樓是放學兒童托管。4樓是各種服務設施，供勞動者和流浪者使用。

這次的帳篷劇演出，就在壽町生活館對面的壽町公園廣場上進行。鹿兒島先生說，經過這么多年的斗爭，他有了來自政府的鑰匙，能在這個建筑里面開展自主活動。他說這就像帳篷劇一樣，占一塊土地，就可以在上面進行演出。

移動的帳篷

今年8月底，東京野戰之月劇團在壽町、山谷和立川昭和公園（二戰后曾是美軍的立川基地,1977年返還日本, 作為“紀念昭和天皇在位50年”一環，改建為國營公園）附近進行了帳篷的移動演出，臺灣海筆子和北京流火帳篷劇社共同協力演出。演出的劇目叫做《東京尼西亞森林——G(a)rand·Sla(u)m·Mal(u)l》，主題包括煤礦、美軍基地、東北地區的米，以及沖繩的伽摩洞（“カマ”,是沖繩方言，洞窟的意思。二戰末期美軍登陸沖繩，在日本軍隊的命令下，有大量沖繩居民在“カマ”中“集團自決”）。演出的宣傳序言中，導演櫻井大造也用這樣的語言描述對東京的理解（譯者韓冰）：

據說東京尼西亞（TOKYONESIA）分為幾片森林。的確，東京(TOKYO)有“上野之森”、“神宮之森”、“皇居之森”、“六本木森集團樓群的森”等為數眾多的“森林”。然而，這些不過是GB城市TOKYO的戲畫，或者是被劇場化的空間罷了。雖然其中也有住著居民的森林, 但已經被過度地裝飾，以至于沒有生活空間的真實感。作為與“人”共存的空間，不得不說，那是極度“荒廢”的空間。例如,“神宮之森”里即將出現一只巨大的海龜，占領這片森林——預計耗資2500億日元的豪華的國立“巨龜”競技場，為了它的出現，老年居民棲身的10棟公寓樓將要消失，這片森林里的“人族”將被完全驅逐。坊間傳說，巨龜君將伏臥在那里，祈禱東京被海水淹沒那天的到來。 

我們野戰之月的帳篷劇，要佇立在“東京尼西亞”(TOKYONESIA)的森林，而非東京 (TOKYO)的森林，是被稱作“Grand Sla(u)m Mall”的場所。這是一片被重新開發的商業區，借用外來語命名為“Grand Slam Mall” (大滿貫購物中心)。Grand Slam原本是體育用語，意思是“賽季大滿貫”或“滿貫本壘打”。但由于在東京話中發音相同，也可以解為“巨大的貧民窟”(Grand Slum)。既然如此，與東京的Grand Slam Mall相對應的東京尼西亞的G(a)rand Slum mall將是什么樣的場所呢？

在現實的東京，山谷和壽町也許就是東京尼西亞的G(a)rand Slum mall。山谷是帳篷劇的起點，紀錄片《山谷以牙還牙》（曾在北京和上海進行過放映）記錄了上世紀80年代的勞動者抗爭運動，電影導演佐藤滿夫和山岡強一在紀錄片拍攝過程中被右翼黑社會刺殺。1986年，詩人米山將治寫了一首紀念被刺導演的詩《野戰之月》，這個名字后來成了帳篷劇團的名字。

山谷斗爭后，今年政府第一次允許帳篷劇在山谷進行演出，政府提出的條件是只有一天時間，并要在晚上9點之前離開場地。一般帳篷演出，帳篷都會在演出地點停留幾天，再被拆除。山谷演出當天，早上大家搭起帳篷，傍晚演出，晚上拆帳篷離開。

這次短暫的山谷停留，也成了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帳篷旅程。帳篷劇的演出中，也出現了不少山谷的痕跡，比如：流浪者回收的易拉罐瓶子是戲中貫穿始終的道具，也出現在主題曲歌詞中；戲中也有一個拳擊手的形象，借用了《明日之丈》的角色；舞臺的一個背景圖案靈感也來自山谷，山谷有一個貼滿報紙殘余的門板，勞動者在門板上貼報紙，寫下自己想說而沒有機會說的話，然后被撕掉，貼上新的報紙，最后只剩下殘破的報紙和語言的痕跡。筆者也在山谷看到了這個門板。

在壽町生活館，鹿兒島先生也提到了“光和影”的關系。他說：“我這個年紀的人，青春都獻給了斗爭，20%的時間在斗爭，80%的時間在做勞動者。最近在反安保斗爭開會時，又遇到以前一起斗爭的同志。大家調侃道，已經反對了40年，似乎也沒有什么改變，還要繼續嗎？最近大家都有了孫子，如果不反安保，孩子們未來可能會參加戰爭。所以為了孩子，從現在開始，我們還要繼續斗爭下去。”

跟隨著移動的帳篷，筆者開始理解，“光和影”不是對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同伴，是把歷史、當下和未來連接在一起，把城市融合在一體的空間載體。在“光和影”的互動縫隙中，出現了充滿想象力的城市空間。就像這次帳篷劇的主題曲里唱到的：

昨天的光，尋找棲所的你的語言；

明天的影，追尋著誰的你的手臂。

這里是水滴的領土，語言和手臂環繞的土地；

這里是至福的貧民窟，光和影相連的土地。

（圖片除特殊標注外，均來自作者。本文感謝櫻井大造、丸川哲史、濱村篤、韓冰及野戰之月、臺灣海筆子和北京流火帳篷劇社全體成員的協力幫助）

10月24日、25日，北京流火帳篷劇社將進行小型演出《流火·十月譚》，10月25日將舉行一次對談《城市的想象空間——關于帳篷行動的對談》，活動詳情請見：http://www.douban.com/event/25532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