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和他的家人手持三等艙船票，站在洛杉磯港口，等待上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the Grover Cleveland）。碼頭上擠滿了記者，甚至于一些錢學森的朋友都無法靠近他作最后的告別。在即將啟程的時候，錢學森對報紙記者說了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我不打算回來，我沒理由再回來。我已經考慮過很長時間，我準備盡我最大的努力，來幫助中國人民建設一個能令他們活得快樂而有尊嚴的國家。我的歸國之旅被這個國家所阻撓。我建議你們去問問美國國務院，這到底是為了什么。對于你們的政府和我自己，我無愧無怍。我對美國人民并無怨恨。我的動機只是尋求和平與幸福。”

60年過去了，這位中國的“兩彈一星”元勛的歸國之路，仍有待解的謎團。

擁有“保密許可證”的留美學生

錢學森于1935年成為庚子賠款留學生，前往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求學期間，他在數理理論方面表現出了卓越的天賦，成績斐然，因此畢業后很快就在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獲得了一個職位。

不僅如此，他所主持的科學項目是他從青年時代開始就一直關注的火箭研究。這項研究在整個三十年代還未受到科學界的重視，但錢學森與另外幾個小伙伴組成的“火箭小組”卻將草稿紙上演算的公式變成了大眾肉眼可見的現實，并進而引起了美國軍方的關注。錢學森在這項具有無限軍事潛能的研究中所表現出的能力使他獲得了保密許可證（security clearance），擁有這項證件的人員可以涉足美國國防部、空軍和陸軍軍械部的保密合同。

1946年5月，錢學森向《航空科學雜志》提交了一篇題為《超空氣動力學及稀薄氣體力學》（Superaerodynamics, Mechanics of Rarefied Gases）的論文，這篇論文奠定了他作為美國最偉大的理論空氣動力學家的地位。蜚聲世界的麻省理工學院向他伸出橄欖枝，并于一年之后授予了他終身教職。那一年，錢學森年僅35歲。

1949年，錢學森帶著新婚妻子蔣英回到加州理工學院，并在一個鬧中取靜的地方擁有了一棟洋房，即將誕生的孩子更使得這個家庭充滿幸福溫馨的氣氛。總而言之，在這個時候，錢學森事業有成，婚姻美滿，并且作為火箭研究領域的主要發言人享有極高的聲譽。

萌生歸國打算

1950年夏天，一次突如其來的調查打破了錢學森平靜的生活。錢學森有一位名為威因鮑姆（Sidney Weinbaum）的朋友，年輕時常在家里舉行社交聚會，參加聚會的多為各個學科的大學教授，錢學森也在其中。如今，這位威因鮑姆被聯邦調查局指控為共產黨員，這些聚會也被指控為是美國共產黨帕薩迪納支部122教授小組的集會。因此，調查人員懷疑錢學森也擁有共產黨身份，前來質詢。

1950年代正值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大行其道，出于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和對蘇聯的警惕，聯邦政府在內部開展“忠誠—安全審查”行動，用來確保國家安全。所以盡管錢學森否認此事，美國政府還是對他的忠誠產生了疑問，隨之吊銷了他的保密許可證，也就是說，錢學森不再被允許參與機密的軍事項目。

這對錢學森造成了不小的影響。一方面，他所主持的噴氣推進研究90%都屬于保密范疇，沒有許可證根本無法進行；另一方面，這樣一種對忠誠度的指控極大地挫傷了他的自尊心。在與聯邦調查局的人員第二次見面時，錢學森遞交了一份聲明，陳述他準備即刻離開美國，返回中國的決定。

被“軟禁”的五年 

根據后人搜集的資料，錢學森最后下定決心離開美國還有更為重要的理由。比如1949年10月，他曾收到父親錢家治的信，催促他盡快回國；再比如朝鮮戰爭的爆發使得他擔憂中美兩國日益惡化的關系，可能再也無法回去……但是顯然，這樣一份倉促的聲明在聯邦調查局人員的眼里進一步加重了嫌疑。

更何況，錢學森很快就有了實際行動。他雇用了一家搬家公司，把鋼琴、盤碟、床上用品、書籍，甚至還有一個洗碗機全部打包，準備用船送回中國。然而，他的行李在海關遭到了檢查和扣押，原因是運走的文件上標有“機密”或“絕密”的字樣。根據當時美國的法律，涉及技術問題的文件不可以在沒有告知海關的情況下攜帶出境，因此，海關官員申請了對錢學森的八箱文件加以扣留的民事搜查許可證，認為他違反了出口管理法案、中立法案和間諜法案。隨后，移民局發出了對錢學森的逮捕令。

1950年9月7日，移民局派出兩名特工，在錢學森家中逮捕了他。他被帶到特米諾島上的聯邦監獄，在一間安有鐵欄桿作窗戶的房間里關押了整整十五天。

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多方奔走之下，錢學森被允許交保釋放。就在所有人都認為他將被迅速宣布無罪的時候，美國移民局出人意料地判決，將錢學森驅逐出境。移民局給出的理由依然是那個年代最讓人有口難辯的一條：他在上一次入境美國之前是一名共產黨員。

其實美國當局也處于矛盾之中。根據移民法案的規定，應當驅逐一切可能顛覆美國政權的外國人；但是根據國務院的禁令，技術背景可能為敵國所用的外國人是不能放走的，錢學森無疑就是其中一員。

錢學森不愿背負這樣的罵名。

上訴的過程是平靜而漫長的。從1951年9月開始，錢學森就一直生活在一種“朝不保夕”的日子里。他不僅再也不能接觸任何保密的工作，還被下了禁足令，禁止離開洛杉磯市的邊界。他和他的妻子的行動都受到政府特工的嚴密監控，家里的電話每天都要響上十幾回，這是確認兩人是否在家的一種方式。他試圖把精力重新投入到研究和教學中，他曾連續四個月每月提交一篇論文，解決領域中還未得到正確處理的問題；他也在指導學生這件事情上傾注了更多耐心，不少學生都對他留下了極好的印象。然而，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年代，不少教授都選擇對錢學森保持距離，再加上有證據坐實加州理工學院存在間諜，錢學森的處境就更加艱難了。

不過，直到1954年底，政府方面仍未采取任何舉動。

交換錢學森

1954年到1955年在瑞士舉行的中美日內瓦會談使得錢學森結束了長達4年的“半監獄式”生活，于當年9月17日乘坐“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回到了故土。

這場會談實質上是一場外交談判，美國希望釋放所有在中國受到監禁的美國軍人和普通公民，中國則要求美方允許留在美國的中國科學人員回國。

最開始的時候，美方估計釋放部分在美華僑可以換取在中國的美國人，因此決定重新對滯留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進行評估。評估結果顯示，在當時的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派給美國代表團的一份電報中，“基于非正式審核的結果，國防部至今只發現有一個人不能被允許離開美國，這就是錢學森。他是加州理工學院的導彈專家，也是你們提交的名單上的第一個人。”對于這樣的結果，中方顯然是無法接受的，因此這一階段的談判無疾而終。

事情的轉機出現在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身上。中方曾經表示愿意給想前往中國大陸探視親屬的美國人發放簽證，但美國政府則禁止家屬去探望在華美僑，這種做法引起了部分民眾的不滿。再加上第一批美軍戰俘獲釋，使得美國民眾更加關注其余在華美僑的命運。日益加劇的國內政治壓力促使艾森豪威爾產生了釋放全部在美留學生的想法，但美國國防部對放走錢學森這件事心存疑慮。

最后，艾森豪威爾作出了放錢學森離開的決定，而國防部也收回了所有的反對意見。美國移民局于8月4日通知錢學森，他可以自由離開。這件事在當時的媒體上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人們紛紛猜測整件事情可能就是一場交易。盡管當時的美國政府予以了堅決否認，但在幾十年后的一次電話采訪中，參與會談的美方大使約翰遜（U. Alexis Johnson）承認了這一點，表示錢學森就是用來交換美國滯華人員的關鍵籌碼。

經過多年的煎熬與掙扎，錢學森終于登上了回家的郵船。“我熱切地望著窗外，經過二十年漂泊在美國的歲月之后，現在我終于要回到家鄉了！”60年前的10月8日，當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緩緩接近香港口岸，錢學森通過船上的舷窗看見曲折迤邐的海岸線時，他由衷地發出了這樣的感嘆。

參考文獻：

張純如： 《蠶絲：錢學森傳》，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

榮正通、胡禮忠： 《中美日內瓦會談與錢學森回國》，《國際論壇》第16卷第3期，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