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第十一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秦剛抵美履新。在履新致辭中，秦大使提出了一個新的政策表述，即“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贏、和平共處的中美相處之道”。

他強調，中美作為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的兩個大國，正在進入新一輪相互發現、認知和調適中，應尋求新時代彼此相處之道。

在當前中美關系面臨嚴重困難的情況下，新任駐美大使的這番演講無疑是經過反復斟酌的。如何尋求“中美相處之道”，這是面對拜登政府不斷強化的對華政策壓力，中國方面主動拋出的一個新課題。

何謂“中美相處之道”

從近日兩國高級外交官在天津的“交鋒”看，中國在處理對美關系的方式和風格上出現了重要的變化，從中或許可以一窺中方如何認識“中美相處之道”。

面對在對華施壓方面持續加碼的拜登政府，中國方面不再像過去那樣，為了照顧中美關系的總體氛圍而選擇只對外界通報“語氣和緩”的言辭。在安克雷奇中美會談之后，中國“有話直說的外交”（outspoken diplomacy）有了新的發展。

這一次，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在會見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時毫不諱言中美關系的“失控”風險，直言美新政府總體上延續了上一屆政府的極端和錯誤對華政策，不斷挑戰中國底線，加大對中國遏制打壓，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出現上述問題，歸根到底在于美方的對華認知出了問題，把中國視為最主要對手甚至朝敵手方向推進，企圖阻擋和打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為防止中美關系進一步下滑乃至失控，王毅對美方提出了三點基本要求，也是中國堅守的底線：第一，美國不得挑戰、詆毀甚至試圖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第二，美國不得試圖阻撓甚至打斷中國的發展進程；第三，美國不得侵犯中國國家主權，更不能破壞中國領土完整。

謝鋒副部長在與舍曼舉行會談時，用“壞事做絕”這樣的話語，毫不客氣地對美國表達中國的嚴重不滿，將拜登政府的“競爭、合作、對抗”三分法稱為遏制打壓中國的“障眼法”。

針對如何定性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謝鋒稱，“對抗遏制是本質，合作是權宜之計，競爭是話語陷阱，有求于中方時就要求合作；在有優勢的領域就脫鉤斷供封鎖制裁；為了遏制中國，不惜沖突對抗”。

值得注意的是，謝鋒還向美方提出兩份清單，一份是要求美方糾正其錯誤對華政策和言行的清單，一份是中方關切的重點個案清單。

從特朗普到拜登，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是根本性的、長期性的。不能指望，美國對華政策大變，而中國的對美外交還停留在原地。

過去幾年，特朗普政府以“大國競爭”為導向，推動美國對華戰略根本性的調整，并呈現較突出的“新冷戰”色彩。從拜登執政后的政策表態和相關做法看，其繼續將“戰略競爭”作為處理中美關系的基點和框架，并展現出對中國“競而勝之”（outcompete China）的強有力姿態。4月28日，在迎來執政百日之際，拜登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強調“我們正與中國和其他國家競爭，以贏得21世紀”。顯然，美方將這場中美之爭視為“世紀之爭”，也就是拜登念茲在茲的對華“長期性、戰略性競爭”。

實際上，正如中國高級外交官所言，美國已經不再僅僅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了，很大程度上美國對華定位正在向“敵手”的方向移動。

在很多美國高官看來，中國不再僅僅是個“挑戰”，而是“威脅”，甚至是“頭號威脅”。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Lloyd Austin）明確稱，“美國的戰略是根據威脅進行排序的，而未來中國是美國面臨的最重大威脅，因為中國在上升；雖然俄羅斯也是威脅，但它在下降”。

美國情報機構大肆宣揚中國“威脅”。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埃夫麗爾·海恩斯(Avril Haines)表示，“中國是美國情報界無與倫比的優先事項”。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發布的《2021年度威脅評估》報告，將中國尋求獲得“全球性力量”列為美國面臨的頭號威脅。該報告妄稱，中國繼續用“全政府”方式“擴大其影響力，削弱美國的影響力，在華盛頓及其盟友和伙伴之間制造分裂，并培育有利于中國威權體制的新國際規范”。在闡釋這份評估報告的國會聽證會上，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Ray）誣稱，中國對美國的創新、經濟安全和民主理念構成最為嚴重的威脅。

自然，拜登政府對中國的定性令中方感到極為不滿，更具爭議的是，美方總在強調要從“實力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出發與中國打交道。雖然美國方面認為“實力地位”這個表述在英文語境中是中性色彩的，但是中方判定，美方揚言要從“實力地位”出發與中國對話，實質就是居高臨下、仗勢壓人。

從過去幾十年中美關系的發展歷程看，“平等”一直是中國處理對美外交時所堅持的訴求。在中國尋求“強起來”的今天，這種對“平等”的要求變得更為強烈，這也是中國提出的“平視外交”的應有之義。

中方強調，美國不僅“沒有資格”以所謂“實力地位”與中國打交道，也不能以“傲慢偏見”、一廂情愿地設定“中美相處之道”。拜登政府想要為中美之間的競爭建立“護欄”（guardrails）以防止和避免沖突，對此，中方明確表示，如何建立“護欄”，必須由雙方商定，必須遵循平等互利原則，必須以維護雙方利益為導向，必須對雙方都有約束力，而不能是美國單方面給中國設定行為規范。

美國對華施壓仍將加碼

應當看到，對“中美相處之道”的探索一定伴隨著雙邊關系的波動，拜登政府目前僅是初步完成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審議，對華“出招”還在后面。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隨著拜登政府以“復合型陣營”等方式全力推進對華戰略競爭，維護中美關系穩定、實現中美良性互動面臨一系列新的復雜考驗。

在經貿領域，拜登政府繼續保持對華懲罰性關稅，在供應鏈方面減少對華依賴，加緊與盟友研商應對中國“不公平貿易”等問題的共同策略。

拜登政府指責中國在經濟領域“違規、不當及非法的行為”，保留特朗普政府實施的對華關稅舉措并作為杠桿，欲迫使中國方面在產業政策、國有企業補貼等涉及中美經貿關系的結構性問題上對美方做出更大程度讓步。

與特朗普政府一樣，拜登宣揚“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的理念，并以實際舉措推動與中國有管理、有針對性的經濟“脫鉤”。為響應白宮的政策，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等人推動國會的相關立法工作，為供應鏈中受到沖擊且面臨中斷問題的美國企業提供資助，促使美國企業退出中國市場、尋求替代供應商，以增強美國的“供應鏈韌性”。

拜登政府注重修復與盟友之間因“關稅戰”受損的經貿關系，以糾正前任的“錯誤”，促使盟友更加緊密地與美國站到一起，采取協調行動，應對所謂“中國挑戰”。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薩米拉·法茲利(Sameera Fazili)強調，拜登保護供應鏈的策略與特朗普的保護主義方式不同，“這項工作不是讓美國獨自行動”，“我們致力于與伙伴和盟友合作，以減少脆弱性”。美國貿易代表戴琦（Katharine Tai）正與盟國和伙伴國的相關高官，圍繞中國議題展開頻繁磋商，構建壓制中國的多邊經貿陣營。

美方欲將經貿問題與環境保護、勞工權利等問題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力圖在世界貿易組織改革、數字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強化美國的主導力，阻遏中國利用貿易規則上的“灰色區域”（gray areas）。

在科技領域，拜登政府力圖通過加大國內研發投入、完善“小院高墻”策略、組建“民主科技聯盟”等方式強化與中國的競爭。

拜登所強調的對華“長期性、戰略性競爭”，有賴于如何確保和提升美國在科技領域的對華競爭優勢。前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Shirk）等人認為，創新力是美國力量的核心，技術問題已成為中美競爭的焦點，技術問題將安全、經濟競爭和人權等問題結合在一起。

較之特朗普政府，拜登、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等高官與美國科技界的關系更為密切，他們對中美科技競爭的認識更為深刻。白宮發言人普薩基多次稱，拜登政府認為美中之間正在進行戰略競爭，科技是其中的核心競爭領域。

為進一步充實“小院高墻”策略，美國商務部將強化“實體清單”等機制，財政部牽頭的外國投資委員會及其“國家安全審查小組”也將進行擴充，并與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等機構深化協調，增強打壓中國科技企業和科研機構的精準性。民主黨參議員馬克·沃納（Mark Warner）等人提出相關法案,要求美國政府設立負責對華科技競爭新的跨部門機構，加強與美國科技企業的合作等。

此外，拜登政府注重利用多邊方式對華展開技術競爭，宣揚所謂“技術民主國家”和“技術專制國家”之間的分野，力圖構建“民主科技聯盟”，推動“技術民主國家”圍繞出口管制、投資審查、技術供應鏈調整等加大協調，在國際技術標準、科研交流規范、新興技術應用倫理等方面制衡中國影響力。美國還將推動相關國家展開聯合融資與研發，在5G等領域提供可以替代中國技術和產品的選擇。

在地緣政治領域，拜登政府進一步強化“印太戰略”，并著力構建壓制中國的美歐“跨大西洋陣線”。

坎貝爾、拉特納等拜登政府中國政策團隊核心成員普遍將印太視為中美地緣政治競爭的首要區域，主張以日、韓、澳、菲、泰五個條約盟國為基礎、以“美日印澳”四國機制為主體，大力吸收區內外伙伴國,打造制衡中國的地區架構（regional architecture），進一步加大對華軍事安全威懾，提升在非戰非和的“灰色地帶”與中國進行競爭的能力，如動用美國海警力量對抗所謂中國的“海上民兵”。

拜登政府在印太方向力圖多管齊下，加大對華施壓。一是升級“美日印澳”四國機制，美方正在推動今年秋季四國領導人首次“面對面峰會”，這也是近期布林肯、舍曼等高官“扎堆”訪問印太地區的重要任務之一。二是拜登政府全面強化美日同盟，建設美日“競爭力和韌性伙伴關系”；推動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等盟友加大干預印太地區事務，包括派出軍艦到南海巡航，與美日等舉行軍事演習。三是繼續推進“太平洋威懾倡議”等防務計劃的落實，強化分散化、網絡化、彈性化的軍事部署。四是進一步利用臺灣問題、南海爭端等熱點問題，加大對華戰略牽制力度。

此外，拜登政府還將大力構建應對中國的美歐“跨大西洋”陣線。美國戰略界人士普遍認為，歐洲對華疑慮不斷上升，尤其是“后默克爾時代”的歐洲將會弱化對中國的好感，美歐在制衡中國方面的共同利益和需求進一步凸顯。

美國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漢斯·本尼迪吉克（Hans Binnendijk）等人提出，美歐可圍繞應對中國的“掠奪性經濟政策”“脅迫性外交”“一帶一路”等問題展開不同程度的合作，并建立“跨大西洋中國協調委員會”以及涉及中國的美歐情報聯盟等新的機制。

如今，拜登政府和歐洲建立了專門針對“中國問題”的美歐對華機制，以及美歐貿易和技術理事會，估計今年10月拜登訪問意大利參加G20峰會前后美歐將拋出新的涉華舉措。值得警惕的是，美國還在推動北約加大對“中國挑戰”的關注和應對，加緊落實以應對“中國挑戰”和中俄協作為重要導向的“北約2030倡議”。

在意識形態方面，拜登政府將進一步提升人權和意識形態問題在對華政策中的重要性，力圖通過強化所謂“道義權威”贏得對華競爭優勢。

過去幾年，特朗普政府將意識形態斗爭、價值觀沖突等視為“大國競爭”的關鍵組成部分，并妄圖重新“激活”冷戰時期遏制蘇聯的有關經驗和做法，在政治上對中國加大正面攻擊、內部分化和國際孤立。

針對拜登上臺后美國如何推動對華戰略競爭，對外關系委員會高級研究員、美國商務部長高級顧問易明（Elizabeth Economy）提出，“美國應當把美中競爭重新界定為根植于價值觀較量，而不是一種雙邊對抗的敘事”。國務卿布林肯則強調，拜登政府將價值觀置于其外交政策的中心，欲打造“由熱愛自由的國家”組成的全球聯盟，以捍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共同應對中國的崛起。

拜登政府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新設負責中國事務的高級主任一職，由勞拉·羅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擔任。羅森伯格曾是美國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保障民主聯盟”項目負責人，長期研究中國如何對民主國家施展“銳實力”等問題。羅森伯格的這一任命體現了拜登政府在中國政策中強化民主人權和價值觀議題重要性的趨勢。

拜登政府雖然沒有像特朗普政府那樣直接對中國共產黨進行惡意攻擊并尋求具有“政權更迭”色彩的對華方針，但卻用“專制”（autocracy）等概念對中國妄加指責，并在新疆、西藏、香港等問題上對華加大施壓。

拜登政府繼續用“種族滅絕”“強迫勞動”等標簽給中國政府的新疆政策定性，并對華采取相關制裁舉措。特朗普政府設立的國務院“西藏問題特別協調員”等職位得以保留，拜登還宣稱將會見達賴喇嘛。布林肯近日訪問印度時，就專門會見了達賴喇嘛的代表。值得警惕的是，“藏獨”勢力已經開始在美宣揚“中國政府對藏族人搞種族滅絕”等論調，下階段不排除拜登政府將抓住“達賴轉世”“偽班禪”等問題加大炒作涉藏問題。

此外，拜登政府計劃在今年年內舉辦“民主峰會”，妄稱將邀臺灣當局參會。美方力圖通過“民主峰會”打造融合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等力量的“民主對抗專制”新架構，對中國等國進行意識形態壓制。

考慮到上述美國對華施壓的消極態勢，就不難理解，中國方面為何要在天津會談中對美方講 “重話”了，這實際上是要為中美關系拉響“紅色警報”。拜登政府時期中美競爭淪為沖突的可能性是現實存在的，如何管理中美戰略競爭、防止中美關系脫軌失控，需要雙方做出持續的、主動的、審慎的努力。

正如秦剛大使所言，中美關系又處在一個新的緊要關口，既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也有巨大機遇和潛力，何去何從，關乎兩國人民的福祉，關乎世界的未來；一個健康穩定發展的中美關系，是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普遍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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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明昊，系“澎湃”特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