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9月20日頭版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為何回歸孔子？》的文章，報道了當下中國的儒學復興現象。

文章開篇即描述了這樣一幅畫面：6月某個早上，200名高級官員擠進中國共產黨最高培訓學院——中央黨校——的禮堂，研習一種革命性的理念，這一理念處于習近平主席對中國未來愿景的中心位置。然而他們并不是去研究馬克思、列寧或毛澤東，也不是去進修35年來塑造中國的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而是去聆聽王杰教授講中國古代哲學課。

王杰在兩個小時的講課中，流暢地引用孔子和其他中國圣賢，力勸聽眾將傳統孝道和品行端正的思想融入到個人生活和工作當中。此前一天，他去了文化部講課；再前一天，去商務部講。周一，他還要去保監會講。報道把王杰形容為中國下一波意識形態浪潮中的一個人物。而這股新浪潮，指的正是復興曾經遭受破壞的中國傳統文化。

事實上，中央黨校在推廣國學方面，已陸續實施了多項舉措，受到廣泛關注。而黨校哲學部教授、中外哲學教研室副主任王杰，正是其中頗為活躍的人物。

7月12日，“首屆領導干部國學論壇”在中共中央黨校召開。論壇圍繞“領導干部學國學學什么”，“學國學對提高黨性修養、官德修養、人文素養有什么好處”，“當下應該如何推動領導干部學國學”三大議題，進行了深入研討。并提出了“領導干部學國學全國行”的策劃方案。

8月23日，“領導干部學國學全國行”在中央黨校舉辦了隆重的啟動儀式。九屆、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許嘉璐先生擔任總顧問。

8月27日，“領導干部學國學全國行”首站走進陜西榆林，由王杰作主題為《踐行“三嚴三實”，從修身立德開始》的專題演講，結合干部隊伍存在的現實問題和“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活動，以古鑒今，為廣大黨員干部上了生動的一課。

那么，如何看待“國學進黨校”這一現象呢？澎湃新聞采訪了幾位儒家學者，他們從不同角度給出了分析和思考。

同濟大學哲學系教授曾亦認為，政府對儒學的理解，通常有兩種類型。兩者重心不同，且正好和傳統儒學的兩種形態相對應。《禮記·大學》中有講，格物、致知、誠心、正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條目”。“格、致、誠、正、修”這五條是講修身的，而且針對的不是一般人。因為“大學”就是“大人之學”，做官的人才能稱為“大人”，所以這五條目就是談官員修身的。“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三條則更多談政治方面的內容。

在他看來，國學進黨校，更側重儒學的修身功能，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實施起來更容易。另一些舉措，像去年習近平主席在參加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乃至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對傳統文化的強調，體現的則是儒學作為“治國之道”的功能。

曾亦還指出，國學進黨校可能更多是和目前的反腐工作相配套的。以及不久前，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采訪了清華大學國學院院長陳來。這些都多多少少向人們傳遞了這樣的信息，即儒學在發揮修身的內涵、防止腐敗方面，具有很大的優勢。“中國的儒學發展形態，一個是經學，一個是理學。理學就主要是講修身的，經學主要是講治國之道的。經過兩千多年的積累，在兩方面都有著豐富的經驗。黨校從傳統中去尋找資源，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白彤東同樣強調了修身和政治的兩分。他不無惋惜地指出，中國百多年的進退失據、傳統中的很多問題，有的花了很大的代價才修正，有的還在。而傳統中很多優秀的東西，已經被反掉了。現在從執政者到民間，有回復傳統的聲音和努力，讓人欣慰。

但他很明確的是：現在的道德失序，很多是制度問題的表象而已。如果不結合傳統和西方工業化和后工業化社會的優秀制度，來樹立起一個新的政治架構，只是關注于修養和素養，不會有什么效果。他說：“儒家（與法家）在傳統社會的成功，是有一套制度體系作支撐的。把儒家或者中國傳統只當成一種修養的學說，而忽視其政治層面，這恰恰是百多年污名傳統的一種方式，盡管是比較溫和的一種方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趙法生則認為，儒學應當是干部的必修課，但要防止被意識形態化。他分析說，經歷了百年反孔之后，當代中國人對儒家的學說與禮儀，已經十分陌生。現在人們漸漸發現，儒家學說中除了屬于君主專制時代的一些特定內涵外，還有仁義禮智信等重要的人倫道德底線，后者是任何文明族群都不能否定的人之為人的基本規定。

因此，目前的儒學熱，其實是全民性的反思與補課，而且是必修課，領導干部當然不能是例外。“如果領導干部對傳統文化的認知依然停留在‘文革’教科書的水準，社會要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就難上加難。”

他同時提醒，有人也對干部學國學存在憂慮，擔心儒學再一次被意識形態化。“這種擔憂同樣值得注意，因為我們畢竟是在現代社會中弘揚儒學。因此，黨政干部學儒學，需要對儒學有一個合理的定位，即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儒學，主要是修身養性的儒學，為人生提供安身立命的意義。這樣的儒學與民主法制并不矛盾，反而相互補充，相得益彰。”

而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梁濤看來，干部學國學這一現象，由來已久。早在十年前，素有“第二黨校”之稱的中國人民大學就成立了國學院，順應時代潮流。人大之后，國內另一個重要的科研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也成立了“國學論壇”。他認為國學的普及早就是時代的選擇了。而黨校講國學，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開始的。

當然，官方層面推動國學，或許還有另一個考量：需要解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而梁濤認為馬克思主義要和中國本土文化相結合，在理論上是完全可行的。

“并且，目前中共政治體制改革阻力較大、暫時難以推動，那么先培養官員的道德修養、執政素養，倒是便于操作。”比如前不久，中央在孔子故里，山東曲阜，建立了干部政德教育基地，是井岡山、延安等馬列主義培訓基地之外的傳統文化培訓基地，培訓對象都是共產黨的高層干部。

最后，梁濤強調，現在談到國學，人們往往會聯想到儒學，“兩者的確有內在聯系，但我反對把國學僅僅理解為儒學。國學的內容更為豐富，包括整個中國文化，儒釋道、諸子百家都是，而不僅僅是儒學一家。”他提倡今天也要在這種多元并存的背景下理解國學。當然，儒學在國學中占有重要地位，儒學的復興可以帶動整個國學的發展，這是毫無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