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東京正在進行一場非同尋常的奧運會：觀賽席空空蕩蕩，選手的喜怒哀樂被隱藏在口罩之下。這樣的氛圍下，人們更加細致地觀察著賽場內外一舉一動。

7月24日，女子三人籃球項目賽場上，來自埃及的女裁判莎拉·加麥爾（Sara Gamal）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稱，這是奧運會歷史上第一個戴頭巾擔任籃球比賽裁判的穆斯林女性。

“當你不僅是代表自己，還代表著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時候，真是一個巨大的責任。”32歲的莎拉經歷了從球員到裁判的身份轉型，賽場之外還是一名土木工程師，成為奧運會上“斜杠女性”的一抹縮影。

近年來，國際奧委會（IOC）致力于在賽場內外推動性別平等。在本屆東京奧運會中，東京奧組委女性理事人數大幅增加、開幕式上各國標配男女旗手、女性運動員參賽比例高達49%，這些變化似乎都預示著“性別平權”的時代新潮已經涌進了奧運賽場。

東京奧組委聲稱，這是首屆性別平等的奧運盛會。然而，目光回到真實的體育競技場，女性運動員們依然面臨著性別帶來的壓力與困擾：著裝規則、顏值偏見、肖像濫用……此外，跨性別運動員的出現也在沖擊著奧林匹克文化多元化的邊界。

突破著裝束縛

在7月25日的東京奧運資格賽上，德國女子體操隊穿著覆蓋腿部的全身式體操服上陣，在一眾穿著露腿體操服的女運動員當中顯得格外矚目。“我們想表明，每個女性、每個人，都應該決定自己穿什么。”德國隊員伊麗莎白·塞茨對媒體說道。

7月25日，日本，2020東京奧運會體操賽況，德國女子體操隊比賽中。視覺中國 圖

根據國際體操聯合會的規定，選手可以在比賽中穿著長袖、半袖或使用腿部遮蓋物，只要顏色與緊身衣相匹配即可。但迄今為止，幾乎只有運動員出于宗教原因穿著遮蓋腿部的體操服。德國是首個打破女性體操著裝慣例的國家。

德國體操聯合會在今年4月首次推出全身式體操服時表示，他們反對體操界“性化”（sexualization）女性選手。之所以有這樣的抗議，是因為女子體操這項運動遭受過性虐待的沖擊。前美國體操隊隊醫勞倫斯·納薩爾多年來以檢查或醫療為借口，性侵156名女性，包括奧運全能冠軍西蒙?拜爾斯。納薩爾2018年被判入獄40－150年。

德國女子體操選手的“一小步”試圖為女運動員創設一個更加包容的空間，但這并不容易。就在奧運會開幕前的幾天，沙灘手球歐洲錦標賽銅牌爭奪戰中，挪威女隊身穿短褲而非規定的比基尼出賽，被罰款1500歐元（約合人民幣11459元）。歐洲手球協會紀律委員會給出的處罰原因是“著裝不當”。

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報道，挪威沙灘手球隊的隊員們抱怨說，比基尼泳褲“過度性感且不舒服”。不少人喊話支持女運動員們：“如果男性沙灘手球運動員可以穿寬松的背心和長到膝蓋的短褲，為什么女性不能穿類似的衣服呢？”

女性運動員著裝保守引熱議，而著裝“大膽”也被指手畫腳。在本月的英國田徑錦標賽上，兩屆殘奧會世界冠軍奧利維亞·布林（Olivia Breen）被賽會官員告知她的運動短褲“太短且不當”。隨后布林向英國田徑協會提出正式投訴，并表示將以同樣的裝束參加東京殘奧會。

問題真的出在“比基尼”或是“普通短褲”嗎？以色列人氣媽媽博主托瓦·利（Tova Leigh）對BBC表示，問題關鍵在于“女性的身體仍然被物化為男性服務，所以每個人都有權利對她們指手畫腳和提出要求”。

當女運動員的外表被過度關注

不可否認，奧林匹克運動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具有政治性的。1968年，黑人選手湯米·史密斯和約翰·卡洛斯在領獎臺上高舉拳頭，抗議針對黑人的種族歧視，創造了歷史。

體育界有關性別、種族和宗教歧視有關的討論延燒至今，性別則是此次東京奧運會上備受關注的話題，媒體報道和電視直播也察覺到了這一動向。奧林匹克廣播服務(OBS)首席執行官伊安尼斯·埃克薩喬斯26日表示，“觀眾們將不會在我們的報道中看到一些我們過去一直看到的東西，包括女性身體部分的特寫”。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塔克女性體育研究中心負責人瑪麗·喬·凱恩（Mary Jo Kane）撰文指出，一直以來，在體育賽事的轉播中，女性運動員畫面較多是為了凸顯“她們的性魅力”而不是“運動能力”。

以日本為例，女運動員外表被過度利用的情況屢見不鮮。日本廣播協會（NHK）報道稱，從去年8月起，已經有多名女性運動員因比賽時的照片和視頻被濫用，向日本田徑協會（JAAF）提出控訴。

東京奧運性別平權督導(gender equality monitor)、前日本游泳選手井本直步子(Naoko Imoto)26日在接受日媒采訪時表示“在日本，許多報道仍然對女運動員秉持偏見，過多談論女運動員的長相。”

在此前的一場高爾夫比賽期間，日本媒體報道女選手涉野日向子和男選手松山英樹的方式就很不一樣。井本直步子指出，日媒頻頻曝光涉野日向子的私生活，還討論她的笑容，松山英樹卻完全沒有相關報道。

眾所周知，日本社會中女性地位長久得不到提升，該國希望借東京奧運會之機推進性別平等。岡山大學保健學研究科教授、LGBTQ研究者中塚干也對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表示，在東京奧運會籌備階段，日本就在有意識地推進LGBTQ領域的改革，不僅在體育界，還涉及日本公民的基礎認知、兒童教育等方面。

日本順天堂大學教授小笠原悅子26日在接受日本《宮崎日日新聞》時表示，“在‘性別平權’的大潮中，日本體育界其實是被推著向前走的。”雖然也有人批判東京奧運會上的種種舉措是“走過場”，但女性逐漸被賦權的現實是不容忽視的，日本體育界再也回不到男性主導的時代了。

對于日本兩性平等運動的未來，中塚干也則持悲觀態度，“由于新冠疫情吸引了過多注意力，性別話題很難形成全民討論的氛圍，東京奧運會結束之后將很快被淡忘。”

跨性別運動員參賽的“后果”

奧運賽場上的性別話題往往集中在女性身上，而今年參加舉重比賽的跨性別選手讓人們關注到一個相對陌生的領域——跨性別運動員。

在本屆東京奧運會女子舉重87公斤以上級別的比賽中，今年43歲的新西蘭選手勞德爾-哈伯德將參賽，這是奧運會歷史上第一次出現跨性別運動員。據路透社報道，哈伯德在2013年之前一直是名男性，曾獲新西蘭男子舉重冠軍。但在35歲那年，他選擇改變自己的性別。有體育評論員稱之為“女子運動的災難”。

根據國際奧委會2015年更新的參賽指南，跨性別運動員的雄性激素符合一定要求之后，就可以參加女子項目的比賽。哈伯德常年接受激素治療，但沒有進行變性手術，仍然符合上述標準，獲得了東京奧運會的比賽資格。

跨性別運動員的準入標準和競技優勢引發廣泛爭議。事實上 IOC為了遵循《奧林匹克憲章》中“禁止任何基于性別的歧視”，早在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就給予性別重置運動員參賽資格，但必須遵照《斯德哥爾摩共識》所規定的條件：完成外科解剖學上的改變，包括外生殖器的改變和性腺切除；重置后的性別由官方當局給予法律認可；用于性別重置的激素治療應以可核查的方式持續足夠長的時間。

隨著全球各界逐漸重視LGBTQ群體的權益，IOC于2015年更新規則，性別重置運動員的準入標準中去除了“外科解剖學上的改變”，但要求參加女子項目的運動員的血清睪酮濃度在參賽前的12個月內以及賽中不超過每升10納摩爾。

一般情況下，成年男性分泌睪酮的分量是成年女性的20倍，這是目前已知的影響運動表現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體育組織對跨性別女運動員的血清睪酮濃度要求不一，例如世界田徑協會規定一年內低于每升5納摩爾才可參賽。

跨性別女性運動員一定比普通女性運動員更具競技優勢嗎？拉夫堡大學科研團隊今年3月在《英國運動與醫學雜志》上發表的研究論文中指出，跨性別女性的競技優勢并不普遍存在于每個運動項目，她們在耐力運動上會表現得較為突出，但她們同樣也有劣勢，更大的塊頭會在速度、恢復力等方面落后于女性。

拉夫堡大學科研團隊認為，“我們應該允許跨性別人士在體育方面擁有優勢，但不允許壓倒性優勢，底線是跨性別女性和普通女性之間可以進行有意義的競爭。”

非營利性網絡媒體《對話》（The Conversation）稱，許多媒體和網民用歧視性語言描述哈伯德事件，甚至將跨性別運動員定義為“騙子”。此類敘述往往是基于恐懼和錯誤信息，而非出于同情和好奇，更缺乏充分的證據。

哈伯德參賽引發的爭議已不局限于生理科學的領域，也涉及性別政治的討論，而外界充滿情緒化和兩極分化的聲音將不可避免地給跨性別運動員和跨性別社群帶來影響。可悲的是，這場辯論中最缺乏的是來自哈伯德自己的觀點。國際奧委會原本想通過批準哈伯德參賽來推廣包容多元的理念，結果卻可能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