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正十九年，公元1591年。豐臣秀吉54歲，得到位高權重的“關白”（攝政）一職已有6年。此時他已基本肅清敵對大名，一統扶桑，但心中仍有兩件事情放不下：一是屢次派人與朝鮮溝通，欲拉攏朝鮮攻打明國，可不見回音。二是自己年事已高，卻沒有子嗣承繼霸業。就在當年秋天，他極為寵愛的兒子鶴松夭折，只活了兩歲。郁郁寡歡的秀吉只有借出游來排解悲傷。一天，他登上京都清水寺閣，向西遙望，忽然對侍從們說了一句：“大丈夫當用武萬里之外，何自悒郁為！”

也許感到時不我待，豐臣秀吉不再指望朝鮮的回復，他把關白職位傳給外甥，自任掌權幕后的“太閣”，專注備戰。次年春天他突襲朝鮮，兵鋒直指大明。明、朝在半島聯手抵抗，直至秀吉病死、日本敗退。這場斷續打了7年的戰爭，不但是東亞三個統一國家間的一次“世界大戰”，從軍事規模和技術角度講，亦堪稱當時的世界級戰爭。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其后300年的區域權力格局，其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影響至深至遠。

此戰之后，豐臣勢力一蹶不振，東瀛諸島由德川家康收拾一統，鋒芒內斂，開辟了260多年的江戶幕府時代。大明和朝鮮則元氣大傷，使努爾哈赤領導的女真部在遼東迅速崛起，攻半島、入中原、結蒙藏，創立了盛極一時的滿洲帝國。

而清朝的政治、經濟、文化實踐，又令區域內認同于 “天下”秩序的各個政權，對作為天下核心的“中華”產生了迥異于前代的理解，自我觀和世界觀均深刻變化。“天下”秩序表面上維系并擴張，但其內涵已和此前極為不同，更孕育了日后與現代國家制度、國際體系相互吸納演化的契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從16世紀末到17世紀中的幾十年，由朝鮮之戰和滿洲崛起帶來的大變動，是東亞整體步入現代的一個開端。

歷史皆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考慮豐臣秀吉發動的這場戰爭是如何到來的，需要對當時東亞三國的內政狀況，以及三者相互關系，有大致的了解。先來看看日本列島的情況。

江戶時代以前，一個貫穿日本政治數百年的主題是“下克上”。中世的日本是等級森嚴的社會，代表貴族的“公家”集團和代表武士的“武家”集團掌握實權，世代沿襲。在他們之外還有代表佛教勢力的寺院集團。日本的等級制度有個特點：名義上的不可撼動，和實際操作中不斷破壞，和諧共處。“下克上”（Gekokujō）就是低等階層以強權僭越高等階層的意思。12世紀鐮倉幕府體制建立，以“征夷大將軍”為實際掌權者，天皇淪為虛君。但很多時候，將軍的權力又被強勢的大名取代，大名又被家臣取代……如此等等。有趣的是，不論內部如何動蕩傾軋，天皇—將軍—大名—武士之一套政治等級體制基本維持。這點和中韓歷史上的朝代更替很不一樣。

從15世紀后半期開始，日本陷入諸侯爭霸的戰國時代，（室町）幕府式微，群雄逐鹿。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混戰，到16世紀后期，尾張地方大名織田信長逐步擊敗其他豪強，奠定日本統一的基礎。他死于兵變后，原為織田家臣的豐臣秀吉（當時叫羽柴秀吉）在內部斗爭中取勝，繼承了織田的基業，進一步統一了日本。

套用時下流行語，豐臣秀吉大概可算是“屌絲逆襲”的經典案例。同他之前的織田信長和他之后的德川家康不同，秀吉出身農民，本不屬統治階層。但容貌丑陋的他從織田的家仆，逐漸成為戰國時代最有勢力的大名，最終由天皇賜姓“豐臣”、位列公卿。如果不是因為出身動蕩的戰國、一個危險和機遇并存的“下克上”時代，這樣的逆襲多少有些不可想象。

自然，混戰后的統一，上位者最為關切的，當是如何保證權力的穩固，令握有重兵的地方諸侯不再“克”了自己。因此有學者認為，秀吉發動侵朝戰爭，本質上是為了解決國家統一后，如何鞏固地位，消化過剩武力的問題。

這種說法有其道理。不過歷史的偶然性在于，如果不是秀吉這樣一個個性和野心都爆棚的逆襲者，其他人大概不會有蛇吞東亞大陸的胃口。秀吉攻明之心，在他還在織田手下當家臣時就有了。到日本行將統一，他更是多次表露要橫掃大陸的決心。為此他多方聯絡周邊政權，包括琉球、呂宋、高砂國、南掌、暹羅以及葡萄牙屬殖民地，要他們稱臣并協助攻明，可以說，這是一場事先張揚的戰爭。1591年，他更借朝鮮使者訪日之機，向朝鮮傳達了攻明計劃，要其為日本前導。

使者記錄他“面色皺黑，如猱玃狀”，但“深目星眸, 閃閃射人”。接見時，秀吉過了許久才出來，沒有客套的禮節，只三巡濁酒招待。他著便服，懷中抱著小兒（鶴松），徘徊堂上。鶴松尿了他一身，秀吉笑著喚來女仆，旁若無人地更衣。這一切在朝鮮使者看來極為無禮。辭行時，使者請要國書，秀吉讓他們先行，臨到離港，才送來一封大逆不道的《致朝鮮國王書》。信里，他先是炫耀平定日本的功績，然后自我神化，說母親懷他時，夢見太陽入懷，所以他戰必勝、攻必取，創下如此盛業。接著筆鋒一轉，大談平生志向：“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于億萬斯年。”

當時日本與中國到底是什么關系？在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天下中，日本顯得很游離。日本上一次受中原王朝的冊封，是在1402年，室町幕府的三代將軍足利義滿被明朝永樂帝賜以“日本國王”封號。但那一次與其說是日本“接受”冊封，不如說是幕府為了把持與明朝的官方貿易、連蒙帶哄地“索要”來的。彼時朱棣剛剛篡奪帝位，急需“四夷”認同，就順水推舟地給了。此后日本與中原以“朝貢”名義進行的勘和貿易斷斷續續，到16世紀中期就徹底終止了。而即使是室町時代的請求冊封，也不過為了加入以中原王朝為核心的貿易圈而已，并不表明日本在政治上認同中國的“天子”。幕府將軍對外稱“國王”或“日本國大君”以合中原禮制，對內則仍虛尊天皇。當官方貿易徹底切斷，日本統治者哪怕在名義都再沒有認中原王朝為上國。

但是另一方面，長期受儒家和佛教文化浸染的日本，對儒家發源地及日本佛教來源地的中原，有著特殊的情感。日本士人視中國為本國聲教的源頭活水；在文化心理上的尊崇，和對儒式天下觀的認同，是一直存在的。比如，織田信長在奪得本州中部重鎮美濃國后，以周王出岐山而推翻殷商的典故，將稻葉山城改名“岐阜”，并以“天下步武”的口號宣揚以武家執掌政權。當然，這是以儒家理論的天下，來類比天皇體系的天下。

豐臣秀吉的中國觀，也體現了這種兩重性。他蔑視大明，視之為可輕易攻取的對象；但他著迷于日本之外的那個“天下”，認為大丈夫一生最宏偉的事業，就是入主中原，令 “四百州盡化我俗”——實際就是取中國而代之，把大明、朝鮮，甚至印度，都納入日本那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