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披頭士（The Beatles）作為歷史上最偉大的搖滾樂隊之一，曾經(jīng)影響過不計其數(shù)的聽眾。本文記敘了蘇聯(lián)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支搖滾樂隊“時間機器”的主唱安德烈·馬卡列維奇關(guān)于自己從接觸披頭士開始，逐漸走上搖滾之路的故事，從中也折射出蘇聯(lián)政治社會的變遷軌跡。

作者萊斯利·伍德海德爵士是英國最具聲望的紀錄片制片人之一，他在1962年拍攝了披頭士樂隊的第一部影片，并由此引發(fā)濃烈興趣，探尋披頭士風(fēng)靡全球卻獨獨在蘇聯(lián)被下禁令的真實原因。

本文摘自萊斯利·伍德海德《回到蘇聯(lián)：披頭士震撼克里姆林宮》，石晰颋譯，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8月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刊發(fā)，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所擬，有刪節(jié)。

《回到蘇聯(lián)：披頭士震撼克里姆林宮》作者萊斯利·伍德海德

“我開始一天二十四小時聽他們”：初識披頭士

安德烈·馬卡列維奇翻開了他的課本。書頁細聲脆響，那種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蘇聯(lián)學(xué)校教室里的霉味慢慢泛出，勾起了他對少年時迷戀披頭士的回憶。書頁上用精美的字體描出的歌名交織成美麗的圖案，這是年少時的馬卡列維奇費盡心力表達景仰的方式。這些圖案讓我想起修道院里的僧侶精心繪制的華麗手稿，確實這也像是在一種宗教般的驅(qū)動力下才能做到的。

1960年代充滿希望的搖滾明星安德烈·馬卡列維奇。

這位俄羅斯最有名的搖滾歌星看著他的畫作，露出一種懷念而遺憾的表情。“這對我來說比圣經(jīng)更重要。我肯定是在一堂數(shù)學(xué)課上或者其他讓我不爽的時候做的。我自己親手完成的。”在第一頁的一角，他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并略略改動了一下拼寫，也是向披頭士的一種致敬：“麥卡列維奇（McCarevich）。”

我曾經(jīng)請陀伊茨基幫我安排和一些蘇聯(lián)搖滾先鋒人物碰面——那一代曾經(jīng)被披頭士感染并付諸行動的人。在八十年代后期為了各種拍攝項目前往蘇聯(lián)的時候，我把握住了機會去追尋我對蘇聯(lián)的“披頭士世代”日益濃厚的興趣。“那你一定得和馬卡列維奇聊聊，”陀伊茨基這么說，“他的樂隊，‘時間機器’，多年來一直是俄羅斯最重要的樂隊。而且他們沉迷于披頭士，我一直認為他們就是一支向披頭士致敬的樂隊。”

俄羅斯總理梅德韋杰夫（左一）與“時間機器”樂隊會面，右一為馬卡列維奇。

我和馬卡列維奇在莫斯科一家酒店的大堂碰面，在此之前他在議會大廈前參加一個動物權(quán)益保護的集會。他點了一杯蘇格蘭威士忌，因為之前在大街上站得要凍僵了。他的長相讓人感覺舒服，穿著一件英國斜紋呢運動夾克，嗓音低聲細語，看上去更像一個學(xué)者而不是一個搖滾巨星。他喝了一小口威士忌，說起他不久前曾經(jīng)為了朝圣披頭士而去了利物浦，并且十分震驚。我想起俄羅斯的披頭士樂迷都相信披頭士四人組生活在一個華麗的天堂里，所以我可以想象又舊又臟的利物浦肯定不是馬卡列維奇想象中的樣子。

“這個城市是那么小那么破，簡直難以置信，”他說，“我之前沒想到過，在剛剛起步的時候，披頭士和蘇聯(lián)的搖滾樂隊一樣艱難。”這讓我想到，在俄羅斯關(guān)于披頭士四人組的稀少信息，把他們神化成了傳說中的存在，遠離了無趣的現(xiàn)實中屬于工人階級的灰暗的利物浦。馬卡列維奇喝完了威士忌，告訴我他帶了些東西給我看，我建議我們上樓找個能好好聊聊的地方。

在一間窗外是圣巴西爾大教堂華麗的圓頂，能夠俯視紅場的房間里，馬卡列維奇翻開了他的舊課本。當他翻到那些他抄下披頭士歌詞的頁面時，他說起了他和他的那代人共同享有的情懷與失落。“每一個追隨過披頭士的人都有這么一本東西——我們試著從那些質(zhì)量一塌糊涂的唱片里聽出并記下那些歌詞。我把一首歌聽了十遍、二十遍、三十遍，試著記下它們的讀音，而不是那些詞語的意思。”

我問馬卡列維奇是如何得知披頭士的。“我那時大概是十二三歲。我父親是一位建筑師，他被允許出國旅行。他帶回來兩張專輯，《一夜狂歡》和一張披頭士老歌的精選唱片。我記得我放學(xué)回到家里，聽到了一種超乎尋常的聲音。”他說著說著，似乎重新找回了初見時的激動，“像是被閃電擊中，我開始一天二十四小時聽他們，我瘋狂了”。

披頭士《一夜狂歡》（A Hard Day's Night, 1964）

蘇聯(lián)搖滾誕生于特權(quán)階層

安德烈的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丟了一條腿，他是一位被官方信任的建筑師，被允許可以前往蘇聯(lián)及盟國之外旅行。“直到他臨終之前，他始終相信蘇聯(lián)的道路是正確的，但是他一輩子都在和蘇聯(lián)愚蠢的當權(quán)者斗爭，在各種國際貿(mào)易展覽上建造宣傳用的場館。”

在我認識了這些俄國搖滾樂的奠基者后，一個事實變得越來越顯而易見——阿特密·陀伊茨基，隨著他的記者父親在布拉格長大；斯塔斯·納明有著名聲顯赫的祖父；然后現(xiàn)在是安德烈·馬卡列維奇——這個事實就是，蘇聯(lián)的搖滾革命是由那些特權(quán)階層的后代塑造的。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里，搖滾樂在孟菲斯、底特律、利物浦這樣的城市的下層階級里孕育，但是在莫斯科——隨后在列寧格勒——我發(fā)現(xiàn)的故事卻有所不同。

陀伊茨基曾經(jīng)告訴我西方的爵士樂造成的震撼傳遍了整個蘇聯(lián)。“對每一個蘇聯(lián)年輕人來說，搖滾這個詞絕對有著不一般的意義，哪怕是對住在村里的農(nóng)民土包子也一樣。”我那時并不覺得陀伊茨基曾經(jīng)花過很多時間走遍田間地頭，但他對披頭士的重要意義深信不疑，相信即使對身處俄羅斯母親廣袤而坎坷的土地深處的農(nóng)民來說也是這樣。“這是使他們自由的音樂，讓他們能夠感覺與那些無法理解這種噪音的父輩祖輩有所不同。”

在莫斯科，安德烈·馬卡列維奇盯著他父親問個不停：這個列儂和麥卡特尼是誰？誰寫了這些歌？當他得知這些人自彈自唱時，他就想模仿他們。他開始記下他們的歌譜，用英文寫下歌詞。他還試圖找到更多東西，但他只能找到一篇《真理報》上的批判文章，文章里說披頭士穿著雨衣坐在馬桶上演出。馬卡列維奇和他的朋友們也四處尋找他的新英雄的照片。“哪個是約翰？那個是保羅還是喬治還是林戈？”他看到了一張保羅右手腕上戴著手表的照片。“我那時不知道他是左撇子，所以我就一直像保羅那樣戴手表。”在追尋一切可能的信息之中，他發(fā)現(xiàn)了一部體育電影，里面有兩秒鐘的披頭士的鏡頭，他就每天反反復(fù)復(fù)地看這部電影。“這段鏡頭變得越來越短，因為放映員一直在把里面的單幀圖像剪出來保存。”

披頭士合影，從右至左為約翰·列儂、保羅·麥卡特尼、林戈·斯塔爾和喬治·哈里森。

“我們曾經(jīng)是如此瘋狂，”他說，“我曾經(jīng)好幾次夢見披頭士真的來了，然后我?guī)麄冇斡[莫斯科，并且把他們帶去了學(xué)校。那些老師真的都急了，他們說，‘這都是誰？他們是從哪兒來的？這長頭發(fā)是怎么回事？’所以就有大麻煩了，然后我一身冷汗地醒了過來。”

馬卡列維奇的一個朋友下定決心要讓他的夢想成為現(xiàn)實。“他聽說約翰·列儂秘密來到了莫斯科，所以他就去俄羅斯賓館等他。”——他指了指窗外的那座龐大建筑。我對俄羅斯賓館也有自己的回憶，它就像是一座令人生厭的城堡，每一層樓都有一位氣勢凌人的老大媽，坐在桌子后面盯著這層樓，監(jiān)視著每一個進出的人，并記下對他們不利的記錄。我記得那些在我房間墻上巡游的蟑螂，以及在回音縈繞的餐廳里成群的服務(wù)員看著沒人收拾的桌子無動于衷，用丟下的叉子剔著牙的情景。這不像是約翰·列儂可能出沒的地方。但是安德烈的這位朋友富有真歌迷敢于吃苦的斯多葛精神。“他在酒店外面的樹叢里蹲了兩天，沒喝水也沒吃飯。”馬卡列維奇吸起雙頰，模仿那個饑餓的樂迷的樣子。“然后我的這位朋友回來告訴我們，‘我看到約翰·列儂了。’我們必須相信他。”安德烈的臉上光彩照人。

但是最終的夢想還是要成為一個披頭士。“當然我必須試著自己做一把電吉他。商店里沒有賣，所以我就試著按照列儂的吉他的一張照片來模仿。我用一塊木頭做出了琴身并且把它漆成了紅色，但是我沒法找到拾音器。”一個朋友告訴他可以用公共電話亭的電話聽筒來做一個。馬卡列維奇直奔最近的電話亭。沒過多久，全蘇聯(lián)各地的電話亭都被年輕人掃蕩一番，為了給自己做的吉他做拾音器。這個從電話亭里拆零件來做吉他拾音器的故事我聽到了無數(shù)遍，聽起來就像披頭士的一首歌里唱的那樣：“在便士街一個搖滾少年沖向另一臺電話……”

“為什么不唱我們蘇聯(lián)的歌？”

與馬卡列維奇交談時，我能夠感受到他想要打垮體制，去追隨披頭士并組建一支搖滾樂隊的激情。“像他們那樣演唱看上去很容易，但是其實一點都不容易。我們曾經(jīng)以為拿上吉他，留長頭發(fā)，穿上披頭士那樣的夾克然后就成為他們了。如果你背著吉他盒沿著高爾基大街一路走下來你簡直就是個英雄。所以每個人都把他們的語文課數(shù)學(xué)課體育課拋到腦后，去成為披頭士。”

莫斯科的大部分想要成為披頭士的年輕人最終放棄了他們的夢想，學(xué)會了與勃列日涅夫統(tǒng)治下停滯不前的蘇聯(lián)的灰暗現(xiàn)實和平共處。幾百萬人選擇了用諷刺意味的笑話來表達自己的憂郁和不滿：“他們假裝付我們工資，我們假裝工作。”“為什么亞當和夏娃是最早的共產(chǎn)主義者？因為他們沒有衣服穿，只有一個蘋果吃——但他們還相信他們在天堂里。”

馬卡列維奇有點不一樣。他在他父親從西方帶回家的唱片上發(fā)現(xiàn)的音樂改變了他的人生。“我沒法說在那剛開始的一兩年里我們在搞音樂。我們只是試著模仿披頭士的外形和聲音。我知道一些和弦，我們從少先隊那里搞了一架鼓。我們待在家里練習(xí)，一邊聽一邊練，一邊聽一邊練，我們也試著唱。”他稍稍嘆了口氣，有那么一會兒他似乎沉迷在那些試著創(chuàng)作音樂的時光里了。“然后，”他說，“我們繼續(xù)。”

初看起來這就像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位想要搞搖滾的人的故事——然后我想到了那把自己做的吉他，少先隊里搞來的鼓，還有那逃避不掉的文化官員，他們時刻在監(jiān)督、控制、否決。當馬卡列維奇帶我回顧“時間機器”樂隊——這支將會成為名揚全蘇聯(lián)的一個符號的樂隊——的時候，我就像走進了一個充滿俄國風(fēng)格的歷險記。

時間機器樂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最重要的搖滾樂隊。

在六十年代末， 馬卡列維奇和他的朋友們從《車票》（Ticket toRide）練到了《嘿，裘德》，并且試著用英語來唱歌。“一開始的三年里，沒人知道我們，然后我們被邀請在電影上映前演出，作為對我們的一種測試，也為了吸引觀眾，這樣我們開始為人所知。”我看到過一張“時間機器”樂隊當時的照片，四個朝氣蓬勃的男孩子穿著絨布領(lǐng)子的外套，就像是披頭士早期照片的翻版，笑容中滿懷著青春的自信。

在1970 年11 月的一個蘇聯(lián)國家假日，“時間機器”終于等到了他們的轉(zhuǎn)折點。“有人決定讓我們做一場演出，來推廣一個免費的放映會。這是一個大錯誤。整個莫斯科的嬉皮社群都來了，大家把門都擠爆了。警察也趕到了，然后人群把一輛摩托車丟進了莫斯科河。這回麻煩大了。”

馬卡列維奇和他的樂隊全部被帶走問話，那些問題也反映了蘇聯(lián)官方對日漸發(fā)展的搖滾叛逆的不解與憤怒。“‘你們還是蘇聯(lián)人嗎？為什么不唱我們蘇聯(lián)的歌？你們是存心打扮成英國人美國人的樣子嗎？為什么留長頭發(fā)？’我們在牢里蹲了一晚上，我們都嚇壞了。”安德烈說，“然后什么都沒發(fā)生。但從那時起，蘇聯(lián)官方就開始緊密監(jiān)視我們的一舉一動。”

對馬卡列維奇和“時間機器”來說，他們和蘇聯(lián)的文化官員之間長年累月的貓鼠游戲就此開始。我可以感受到，作為搖滾叛逆，與遲鈍的國家警察斗智斗勇肯定也是樂趣無窮的。“很難抓住我們，因為我們總是被請到各種不同的地方演出。演出都是絕對保密的，只有收到邀請的人知道地址。所以警察總是來得太晚。”他們偶爾在監(jiān)獄里度過的夜晚只會讓這種年輕的叛逆更加刺激。而且因為“時間機器”從來沒拿過報酬，也就沒法用“經(jīng)濟犯罪”的名義指控他們——他們因而一直沒有離開過他們的樂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