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4月，協約國軍隊為了打通黑海航線、奪取達達尼爾海峽（恰納卡萊海峽），對奧斯曼帝國加里波利半島（蓋利博盧半島）發起了代價高昂卻一無所獲的進攻，最終只能在1916年初全面撤退。而在奧斯曼方面的這場“恰納卡萊保衛戰”中，一位名叫凱末爾的中校卻聲名鵲起，成為一戰英雄，為他開創土耳其共和國奠定了根基。

“命定之人”：一位奧斯曼軍官的成長軌跡

穆斯塔法·凱末爾是丘吉爾筆下決定加里波利之戰結局的“命定之人”，也是日后土耳其共和國的“國父”，不過，在重復這些溢美之詞之前，我們不妨回顧一下這位奧斯曼軍官的成長軌跡。

凱末爾1881年生于奧斯曼帝國薩洛尼卡（今希臘塞薩洛尼基），這是一座猶太人、穆斯林、東正教徒雜居的城市。凱末爾的家族自稱祖先是來自亞洲的游牧民，但實際上可能是土耳其化的巴爾干人，其私敵有時則攻擊他是“猶太人”。

自1893年開始，凱末爾接受了完整的軍事教育， 1905年1月11日以參謀學院（Mekteb-i Erkan-? Harbiye）全班43人中名列第5的好成績畢業，成為總參謀部參謀上尉。

奧斯曼軍隊在很大程度上效法德國軍隊，對參謀軍官的培養卓有成效。總參謀部實際權力極大，而在十分講究論資排輩的軍隊里，參謀學院畢業生可謂天之驕子，他們幾乎壟斷了高級軍職，升遷也相對迅速。

幸運躋身其中的凱末爾也不例外，雖然他一直思想激進、出言無忌，也一度因此被送到保加利亞擔任武官閑職，卻還是在前輩們的照顧下得以接受歷練，先后在步、騎、炮三個兵種中服役，在敘利亞地區鎮壓“叛軍”，在意土戰爭中指揮八千人的游擊隊，在巴爾干戰爭中擔任軍作戰處長……

總體而言，凱末爾不僅在參謀崗位上屢有建樹，也實際擔任過營、團、旅級單位主官，在1915年加里波利戰役打響時，第19師師長穆斯塔法·凱末爾中校盡管年僅34歲，卻已是一位經驗豐富、歷練完整的優秀指揮官。

奧斯曼帝國軍隊的優缺點

1915年的奧斯曼軍隊也時常被人稱為“土耳其軍隊”，它的多數官兵是土耳其人，但奧斯曼帝國當時已是實行普遍兵役制的多民族帝國，因此阿拉伯人、庫爾德人、阿爾巴尼亞人、希臘人乃至亞美尼亞人都占有一席之地。

1914-1915年冬季的清洗導致大部分基督徒士兵離開一線部隊，但非土耳其穆斯林依然占有不小的比例。以凱末爾的第19師為例，該師第77團大多數士兵來自敘利亞阿勒頗，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聽不懂土耳其語的阿拉伯人，甚至還包括并不為遜尼派主流承認的阿拉維派穆斯林和信仰雅茲迪教派的庫爾德人。

在人員組成方面，奧斯曼士兵多數是來自鄉村的文盲農民，他們以忠實可靠、吃苦耐勞、擅長急行軍聞名，這一點也得到了西方觀察者的認同。雖然協約國軍隊習慣性地低估了奧斯曼軍官，認為奧斯曼軍隊“領導不力，軍官水平低劣”，但實際狀況卻并非如此。

軍校培養和現代戰爭考驗鍛造出了相當出色的奧斯曼軍官團隊，他們經驗豐富、熟悉多兵種合成作戰，數百名德國顧問的加入更使其如虎添翼。奧斯曼軍官普遍較為年輕，頗有進取精神，敢于根據戰地狀況臨時應變，其軍級單位指揮官年齡在36-52歲之間，而協約國師長年齡也普遍在55歲左右，軍長年齡則在55-62歲之間。

奧斯曼軍隊人員方面的主要軟肋在于它缺乏長久維持的“軍隊的脊梁”，亦即軍士團隊。和平時期的奧斯曼軍隊每個連僅有1名軍士，戰時往往直接將能夠識字的普通士兵提拔為軍士，相比之下，德軍每連和平時期有12-20名軍士，法軍也有6-8名。

在實戰當中，奧斯曼軍隊機動能力突出，能夠憑借內線優勢快速集結到它所選擇的作戰地點。由于加里波利戰場鄰近本國核心地區，軍隊也曾在此備戰多年，因而補給較為通暢，官兵熟悉戰場狀況，屢屢成功搶占制高點和水源地。因為軍隊標準條令與戰術源自德軍，所以奧斯曼軍官與德國顧問交流順暢，事實上，負責加里波利戰場的奧斯曼第五集團軍司令便是德軍騎兵上將馮·桑德斯（von Sanders）。

由于國力所限，奧斯曼軍隊依然存在許多缺點，火力貧弱、通信手段薄弱堪稱其最嚴重的瓶頸。這迫使他們傾向于在沒有足夠火力準備、參戰部隊也倉促上陣的情況下發起驟然攻擊，雖然最初往往能夠取得一定效果，但很快便導致己方損失慘重。隨著戰爭的進行，奧斯曼軍隊的大規模集結越發無法瞞過協約國軍隊，導致攻擊喪失了突然性，就連初期頗有效果的集群夜襲后來也屢屢受挫。

“我命令你們去死”：恰納卡萊保衛戰中的凱末爾

1915年4月25日，英軍及澳新軍隊在加里波利半島登陸，法軍則在海峽南側發起牽制性攻擊。在英軍主力登陸的赫勒角，哈利勒·薩米（Halil Sami）上校的第9師以兩個團的兵力頑強抵抗，雖然未能將英軍趕下灘頭，依然成功阻止了英軍突破己方防線。

奧斯曼軍隊一個師通常有三個團，一般會將第三個團留作預備隊，但4月25日澳新軍團的登陸卻剝奪了薩米的預備隊，他被迫抽出第27團前去抵抗，與此同時向第三軍軍部和第三軍預備隊第19師求援。

凱末爾得知戰況緊急后便主動要求出擊，但上級扯皮兩個小時后依然沒有正面答復，恰好薩米直接請求他出動一個營增援，凱末爾便率領他麾下最好的第57團趕赴戰場，薩米則順水推舟，將第27團讓給凱末爾指揮。

截至凌晨5時35分，已有大約4000名澳新士兵得以登陸，還有4000人即將上岸，按照計劃，他們需要在4月25日控制海岸附近的三道山嶺。上午9時40分，凱末爾騎馬抵達前線，與第27團團長討論戰況后，決定等到第57團和炮兵全部抵達后再著手展開反擊，并命令第19師的第72、77團盡快跟進。

正午時分，凱末爾以一比二的數量劣勢在炮火支援下發起反擊，根據他后來接受采訪時所述，他向第57團下達了著名的“赴死”口頭命令：“我并不期望你們去進攻，我命令你們去死。直至我們戰死為止，在這段時間里，其他部隊與指揮官會接過我們的陣地。”而凱末爾的書面命令同樣決絕：“我希望，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會選擇死亡而非巴爾干戰爭中的恥辱故事。”

中午1時許，澳新軍團全面告急，他們逐步撤出了第三道山嶺。下午3時30分，隨著第77團抵達戰場，凱末爾第二次發起猛烈反擊，奧斯曼士兵高呼“安拉，安拉！”發起刺刀沖擊，將雙方爭奪的山頭打成“血嶺”。

戰至下午4時，澳新軍團被迫撤離第二道山嶺，奧斯曼軍隊側后方的危機終于解除。澳新軍團當天死傷4000余人，奧斯曼軍隊也損失數千人，凱末爾日后略帶夸張地回憶，“第57團是個聲名遠揚的團，因為它完全拼光。”

凱末爾無疑在4月25日表現出了第一流的作戰能力，為阻擊澳新軍團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同為師長的薩米表現也不亞于他，若沒有薩米及時出動第27團，凱末爾耽擱的兩個小時或許將成為終身遺憾。倘若薩米沒有將第27團劃到凱末爾麾下，他當天的指揮也將困難很多。更何況缺兵少將的薩米還在赫勒角擋住了英軍，從這個角度來看，丘吉爾“命定之人”的評價或許更適合他。

悲哀的是，與凱末爾相比，薩米的人生相當不幸，他不久便與性格暴戾的桑德斯發生沖突，被迫于當年7月離職，此后再未擔任任何重要職務，1925年死于伊斯坦布爾。

更為不幸的是，在土耳其官方記載中，薩米的失誤往往遭到夸張，以此對比映襯“國父”的英明神武。1970年代的官方戰史雖然承認薩米“知識淵博……指揮能力扎實”，還是強調他“沒有表現出凱末爾那樣的深遠眼光”。

扭曲的奧斯曼帝國記憶

1923年，凱末爾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國，共和國秉持青年土耳其黨現代化、民族主義化的趨勢，奧斯曼歷史在二三十年代乏人問津，凱末爾領導的獨立戰爭則成為許多歷史教科書的起始點。

雖然如此，加里波利戰役卻從1930年代起吸引了特別的注意，畢竟這是國父的一場決定性戰役。凱末爾先后作為師長、軍級單位指揮官參戰，其作用相當重要，但吹鼓手們卻將其逐漸升級為勝利的首要因素，加里波利戰役也成為“獨立戰爭的演練”，以1940年代的《土耳其百科全書》為例，其中獨立戰爭的篇幅是一戰的六倍之多，而一戰篇幅中的絕大部分則在敘述凱末爾與加里波利戰役。

在土耳其化的大環境下，庫爾德、希臘、亞美尼亞官兵淡出了人們視野，阿拉伯人雖然無法忽略，卻不幸成為受挫的替罪羊，為了解釋第77團一度瀕臨崩潰，許多人直接將其歸因于它是“阿拉伯團”——實際上它只不過是奧斯曼軍隊中許多多民族混編團中的一個而已，表現也沒有什么特別之處。

隨著近年來伊斯蘭保守勢力的回潮，加里波利戰役的記憶也出現了伊斯蘭化的趨勢，時任總理埃爾多安在2013年聲稱：“恰納卡萊也是一場十字軍遠征……來自敘利亞的個人同我們站在一邊。來自埃及的士兵與我們共同奮戰。還有人來自波斯尼亞，來自科索沃，來自整個巴爾干！”

埃爾多安本來便以口無遮攔聞名，這番話也總算承認了其他若干民族的貢獻。但德國基督徒桑德斯由此成為對抗十字軍的“安拉之劍”，便著實令人哭笑不得了。

讓人稍感欣慰的是，土耳其官方在邀請亞美尼亞總統參與恰納卡萊百年紀念時表示：“我們在恰納卡萊并肩奮戰，這就是我們為何會將邀請范圍擴大到薩爾基相總統。”盡管這是罕見的坦誠表態，但百年紀念儀式卻突然改期到4月24日，恰好與亞美尼亞官方紀念大屠殺一百周年撞日，這樣的“邀請”自然也沒什么結果。

薩爾基相指出埃爾多安并未接受參與大屠殺紀念的邀請，亞美尼亞官方自然毋須回訪。他還在回電中提到了堪稱亞美尼亞民族悲劇縮影的托羅相，卻宣稱這位1954年才病逝的軍人死于種族滅絕。

或許，正如薩爾基相所說，“和平與友誼的首要關鍵在于直面自己過去、歷史正義與共同記憶的勇氣”。但對加里波利戰役而言，雖然百年已逝，各方的記憶還是沉重得依然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