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中國向世界貿易組織遞交了關于《貿易便利化協定》議定書的接受書，這標志著中國已經完成了接受該協定議定書的國內核準程序，成為世貿組織中第16個接受議定書的成員，為協定的盡早實施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作為WTO成立近20年來達成的首個多邊貿易協定，《貿易便利化協定》是多哈回合啟動以來取得的最重要突破。

貿易便利化談判可謂命途多舛，幾經挫折。作為唯一被納入多哈發展議程的內容，2004年10月談判正式啟動。直至2009年底，談判才形成《貿易便利化協定》第一稿綜合性文本草案；2013年12月WTO部長級會議達成了“巴厘一攬子協定”，內容包括貿易便利化，農業以及發展相關議題，標志著近十年的貿易便利化談判的結束。2014年7月，協定的實施和落實卻因印度強硬立場宣布不會按期履行承諾，而陷入僵局。2014年年底，WTO總理事會批準將《貿易便利化協議》正式納入世貿規則體系；對印度這一關鍵性大國的妥協和實施時間的推后，使得《貿易便利化協定》再一次“起死回生”，這挽救了WTO的困境，恢復了WTO的信譽，避免了WTO被進一步邊緣化的危險。

作為發展中的大國，中國為多哈回合進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積極促成了《貿易便利化協定》的達成，維護了以多邊貿易體系為主推進貿易自由化的格局和基本框架。2014年6月30日我國就已經按照巴厘一攬子協定的承諾，通報了《協定》實施計劃，提交中國A類措施，具體包括：確定和公布平均放行時間；實現通過單一窗口；加強海關合作；貨物暫進口與入境及出口加工。根據承諾和實施計劃，一旦協定生效以上措施均將立即執行，為協定的盡早實施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加入《貿易便利化協定》，是我國國內深化口岸改革，降低貿易成本，提高企業競爭力，促進跨境電子商務新型貿易業態的重要契機和舉措。中國自2001年加入WTO后，對外總體關稅水平從15.3%降至9.8%；推進貿易便利化措施和削減非關稅貿易壁壘成為我國促進貨物貿易領域自由化的主要措施。加入《貿易便利化協定》有助于我國以開放促改革，加速我國口岸現代化進程，提高多部門管理監管的水平，建立高效率的貨物貿易體系。我國的貿易便利化改革是指通過簡化程序、增強透明、統一標準、完善規范、減少限制等一系列措施，降低國際貿易活動中的交易成本，從而促進貨物、服務的自由流動，實現對國際貿易制度和手續的簡化與協調，這與WTO貿易便利化“簡化貿易手續”的目標高度吻合一致。

后金融危機時期，我國貿易便利化已得到大力推進和改革，實現了“高層次、寬領域、全方位”的現狀格局。2012年9月，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關于促進外貿穩定增長的若干意見》，加速推進分類通關、通關無紙化、“屬地申報、口岸驗放”、企業分類管理等改革；2013年7月，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促進貿易便利化措施，盡快實施“一次申報、一次查驗、一次放行”改革方案，并分步在全國口岸實行；2015年4月，國務院常務會議進一步確定全面推進貿易便利化的改革，由“推進試點”向“全面推進”開展，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改善融資服務，加快出口退稅進度，適時擴大融資租賃貨物和出口退稅試點范圍。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和政策調整，既對穩定我國外貿發展，穩增長、保就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又為我國加入并順利實施WTO《貿易便利化協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國內改革的角度看，自由貿易區成為貿易便利化措施“先行先試”的重要試驗田。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率先實行了簡化“一線”進出口通關手續，允許企業“先進區，再申報”，大大減少了企業的通關時間。此外，自貿區內還實行了簡化通關作業隨附單證、統一備案清單、內銷選擇性征稅、集中匯總納稅、保稅物流聯網監管、智能化卡口驗放管理等創新便利化舉措，為全國范圍內“可復制、可推廣”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對外經濟合作角度看，雙邊、區域的自貿區框架也成為我國貿易便利化推進合作的重要途徑。早在2009年，中國-東盟海關通過了《貿易便利化南寧倡議》，確定建立中國-東盟各國海關及相關機構之間的合作，推進監管互認、執法互助、信息互換等舉措，提高合作水平。最新的中韓FTA、中澳FTA協定都包含了獨立的“貿易便利化”章節，承諾在貨物實際到達前可預先以電子形式提交信息并進行處理；對快件采用單獨和快速的海關程序；大力支持無紙化貿易環境；加強海關合作和監管透明性等。

總之，加入《貿易便利化協定》是我國積極推動貿易自由化進程，維護WTO多邊貿易體制核心地位的重要舉措，也是我國參與新一代全球貿易規則制定的重要階段性成果，協定的盡早有效落實有助于世界經濟和全球貿易的新一輪發展。貿易便利化協定的實施，貿易便利化改革的推進，符合我國促外貿、穩增長、保就業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以開放促改革，通過制度紅利的釋放，加速培育我國外貿競爭新優勢。

[本專欄由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IWEP）國際貿易室開設，解讀國際經濟與貿易大勢。全球視野，中國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