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五年前的9月14日，著名出版家、三聯書店原總經理、《讀書》創始人范用先生逝世。更早之前的2004年，原商務印書館總經理、《讀書》首任主編陳原先生作古。老一輩的出版人雖逐漸凋零，但是他們的風范依然值得后來的從業者記取。作為范用先生的繼任者，沈昌文先生曾擔任三聯書店總經理、《讀書》主編多年，與范用、陳原等前輩都有密切的來往。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沈昌文回憶范用的訪談以紀念，從中或多或少也能讓我們感受到中國出版業的艱難歷程。

沈昌文：我1951年3月從上海到北京進入人民出版社，大概在4月份就見到了范公。因為我在他的部門工作，我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期刊出版部的校對科做校對員。范公是期刊出版部主任，他是我的領導的領導。所以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1951年4月初，在人民出版社所在的東總布胡同。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很威嚴的領導同志。

您眼中的范用先生是一個怎樣的出版家？

沈昌文：他的一生都是為了書籍盡心盡力，付出了很大的力量。我現在還是這個看法，沒有改變。

現在我們知道，《讀書》雜志是由范用、陳原、陳翰伯等老同志聯合創辦的，當年他們之間是如何配合工作的？

沈昌文：創辦《讀書》時，我沒有參與。一年后，我才進編輯部。進去后我發現，范公在名義上不是最主要的，實際上他出力極多。這是他多年做事的特色，就是不愿出名，而是幕后組織和操控。例如創刊號李洪林的文章，標題“讀書無禁區”是編輯部改的。我后來對媒體說是史枚先生改的。我有根據。因為我手里有當年留下的手稿，上面是史枚的筆跡。但后來范公對傳媒說是他改的。我起初以為他弄錯了，后來一想他是對的。他辦事的特點就是幕后操縱。他一定對史說標題要改，史就改了。

但是，兩位陳老那時也是對《讀書》盡心竭力的。他們管大局。我手里有陳翰伯在創刊期間的批示，已在我的書里發表過了，大家看，老人家對這刊物多盡心。更不要說在創刊兩周年時他主動親自寫的那篇《兩周年告讀者》了。陳原老人家，單給我寫的有關信件就有幾十封。總之，要是把當年三位的合作比喻為一個公司的話，陳翰伯是董事長兼總經理，陳原是總工程師，范用是辦公廳主任。

范用先生擔任三聯書店總經理的時候，三聯還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個副牌。據說三聯能獨立，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到1986年，三聯書店從人民出版社分離出來后，第一任總經理卻是您，而不是范用先生。

沈昌文：這我也很奇怪。我那時位卑職低，上層的事說不清。三聯獨立確實是范公大力辦成的。他是獨立的籌備小組組長。但到正式獨立，1985年底，上面宣布他離休。可實際上他那時六十三歲，還不到六十五。也許那時政策規定六十歲以上不能新任命為領導。

不過那時下面也有一個傳聞，說范公一次去上面開會，居然同一位高級領導頂撞了起來，他公然說對方的水平只能搞總務工作，管不了文墨之事。這傳聞自然不可信。至于提名我當總經理，范公對我說過，是他和倪子明同志一起提的。那是他多年后為了某事寫信痛罵我時提到的，認為他后悔那時的提名。

您曾經說過，您一輩子受到范用先生的關照和提攜，能具體說說嗎？

沈昌文：在這里舉一些顯著的例子。第一件是1951年我做校對員之后不久，犯了一個大錯誤。當時正在抗美援朝，我校對的《新華月報》校樣中把“抗美援朝”排成了“援美抗朝”，我沒有校出來。當時我還是初校。無論如何，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錯誤，他給了我教育但并沒有處分我。這是對我的關照。這是我參加革命出版工作之后犯的第一個錯誤。

第二個錯誤，1957年反右的時候，該年的上半年，人民出版社也因為內部的一些問題，群眾意見紛紛。當時我也是群眾，盡管我還沒入黨，但已經被提拔為社長秘書。我出于正義感，覺得應該對黨內的問題發言，結果發表了一點意見，也在別人的有鼓動性的大字報上簽了名。我對幾位當年很積極的先生比較欽佩，其中一位是戴文葆。某一天晚上，范公和我談話，他告訴我第二天要開始反右，戴文葆要被點名批判，我應該及早表明態度。聽了之后我知道情況有變化了。當天晚上就寫了大字報和戴文葆劃清界限，第二天早晨貼出來。那時范公是反右辦公室主任，他把這個信息告訴我，讓我首先揭發了戴。所以之后在討論我的問題的時候，大家覺得沈昌文雖然有重大的錯誤，但是在戴文葆的問題上是立了大功的，因此我的錯誤可以不劃成右派。所以1957年的組織上給我的結論是“中右”，不是“右派”，避免了以后去勞動改造。這兩件事是我印象比較深的。

1953年底1954年初的時候，我離開了他的部門，作了總編輯的秘書。這有部分原因是因為我當時翻譯了一些俄文的資料。那時年輕人中懂俄文并且能夠翻譯資料的并不多。我從他的部門調出來，當然他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但具體的情況我并不太清楚。我在之后被評為“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概他在其中出了不少力，但我本人并不太了解。

在辦《讀書》雜志之前，因為種種原因我正在考慮離開人民出版社，去商務印書館。當時我是跟陳原提的。但是后來范公找到我說：“你不要去了，我和陳原商量了，你留下來成立一個三聯書店編輯部，你來主持，并且負責《讀書》雜志。”當時他起了什么作用我不太清楚。

他還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后來可能他覺得我不成材，否認有這事。但是我記得很真切。我1960年入黨，當時在黨支部討論時遭到很大的反對。我被認為走白專道路，在階級斗爭中間表現不佳，可是他尤其是還有一位社領導王子野都很支持我，做我的入黨介紹人，這我非常感謝。

但讓人感到遺憾的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范用先生跟您交惡，甚至絕交。您能談談是什么原因嗎？

沈昌文：這個原因很復雜了。我想有三個原因。他盡管已經在1985年底離休了，由我來主持獨立后三聯的工作，但是他還是經常對我們的工作提意見、出主意、想辦法。其中有很多意見很好，我也都執行了，可是有三方面的事情我沒有做到，這可能引起了他很大的反感。第一個方面是他提出來要做的我不敢做。原因很簡單，我必須考慮到我們的宣傳方針、整個的大方向。舉個例子來說，他不主張對作家的稿件進行刪改，但我很喜歡刪改。我一定要按照宣傳方針來改動，特別是翻譯書我刪得更厲害。對這點他很反感。他一直是不主張刪的，有名的事件是巴金的《隨想錄》香港版刪了的部分，他居然全部恢復，當時讓我們大吃一驚。但當時我還不是主要的負責人，不便發表過多的意見。等到我成為主要負責人之后，我并沒有按照他的方法進行，讓他很反感。這個是我不敢按照他的辦法做的。

第二個是我不善于按照他的路子走，特別是關于藝術、關于美、關于封面。他懂得書、懂得藝術。特別是關于書的裝幀，在這方面不斷地發表意見，而且一定要照改。到我主持工作之后，在這件事上經常阻止他，而他則認為我不懂美、不懂藝術。我的基本立場是站在美術家這一邊，覺得他們怎么設計就怎么做。他喜歡干預，而且講的話是比較兇的，如說“你不懂”、“你們怎么這么庸俗”等等。這個我也跟不上。我到現在對書的裝幀，最能接受的是以后我在別的地方組織出版的《新世紀萬有文庫》。這樣的水平，他當然絕對受不了。

第三個是我完全不想按照他的路子走。他在離休后還是經常跟作家約稿，而且把稿費等問題都談定了，價錢都比較高。這個事情我講實話是比較反感的。因此他代表三聯書店約的稿件我退了一些。三聯書店初創時期，經濟非常困難。他的特點是完全不管經濟。三聯書店和人民出版社分家的時候，他只要了三十萬塊錢、一百來部稿子。以三聯名義出版的翻譯稿他一部都不要。其實已經出版的書都已有紙型，重印不需要多少本錢，而且當時翻譯書的原著是不付版稅的。但是他完全不管這些。他的理由也很難駁倒，就是說鄒韜奮先生當年就是艱苦奮斗，你們要學習他。我主持工作時，沒錢、沒房子，經濟非常困難。說實話，是靠別的三聯書店的老前輩幫我借到錢的，那些老前輩有的是反對他的，跟他有矛盾，現在來支持我們。所以我的三個“不”——不敢、不會、不想——是和他有很大矛盾的。以至于他認為我是一個完全不夠格的搞出版的人，所以和我絕交。后來有大量的言論罵我不成材，他也給我寫信當面罵我，在信中也直說要把信抄送給黨支部。

我也有受范公啟發完成了他的理想，但是改變了他的方法。舉個例子，他那時候很想恢復《生活》雜志，親自編了《生活》雜志的試刊，打了報告要求出版。但是最后沒有批準，因為他要辦的刊物的言論太激進了。等到我臨退休以前想起這件事，覺得還是一件好事，又打了報告，最后辦了《三聯生活周刊》（取這個名字是因為當時“生活”兩個字已經被哈爾濱的某個雜志用去了）。這本《三聯生活周刊》一直辦到了今天，我很高興。這個啟發應該是從范公那里來的，可是必須改變范公的思路。他聽了這話也許會生氣。其實現在的《三聯生活周刊》確實是從他那個路子來的，但是加以改變，適合需要。他是老前輩了，以往我向他匯報工作都很難，比如我告訴他：“這樣不行啊，上面不贊成。”他就會說：“上面的誰啊？你讓他來找我。我做出版的時候他那時在哪里？!”

再舉一個小例子。《讀書》辦了一些時候，他和一些老革命提倡要搞讀書會。這自然是好事。他上世紀五十年代時在人民出版社就搞過讀書會。我是那時在那些讀書會上才知道《圍城》的，借來讀了大感興趣。但是，我們現在搞了一陣，我發覺有些大學的黨團組織對這種活動很警惕。那時，從電視上看到牡丹電視搞顧客服務活動，我受到了啟發。我靈機一動，把我們的活動更名“讀書服務日”。對上面報告說我們搞的是產銷合一，于是皆大歡喜。范公覺得他提出的活動在不斷舉行，也高興。

當然，這種兩全其美的好事不多。大多數是讓他煩心的。

不久前，人民出版社原總編輯張惠卿先生發表了回憶范公的文章，其中提到范公的個性，我覺得可以幫助大家理解，文章中說：

他性格剛強、決斷明快、愛憎分明、嫉惡如仇，卻是一個極重感情的人。他認定要做的事，往往堅決果敢，全力以赴，一竿子插到底，非把它做好做完美不可。他辦事能力較強，工作效率高。但作為一個單位的領導人，我發現他身上總脫不掉過去地下黨時期形成的某些習性，如我行我素，家長式的領導作風，喜歡獨斷獨行，不習慣集體領導等等，常被人認為不太好和他合作共事。他還有一種“傲上”性格，對有些他看不慣的領導人他會躲開，不理他們，他很不喜歡官場那一套，發展到不愿和上級機關打交道。

其實他個性耿直，待人真誠，酷愛出書、編雜志，一心撲在工作上，幾十年如一日。我和他多年來一直相處很好，因為我了解他，知道他的性格，也敬重他對事業的執著和認真，所以在工作上我盡力支持他配合他，讓他有充分的自主權，如別人的書稿選題要集體論證通過，他策劃的選題書稿則由他一人拍板決定，我們都不去干預。

您也曾說過，您對范公，是罵不還口，打不還手，難道就因為他對您有恩，您就沒想過要向他消除誤解嗎？

沈昌文：我沒有想到要和他消除誤解。向他解釋過若干次，沒效果，之后他還不斷地給我寫信來罵我。于是我想以后就沒有必要去解釋了，我還是想法銷聲匿跡吧。我在他面前躲開，甚至想離開三聯書店。為此，在1991年1月20日，我專門寫信給三聯書店前輩徐雪寒同志。我說：“五六年以前，我曾滿懷熱情，參與籌建‘三聯’。以后承乏全局工作，誠惶誠恐，力求實現理想。然而幾年下來，我已完全幻滅，承認恢復‘三聯’之舉必不能在我手上完成。這中間，客觀困難自不論。在主觀上說，則無論老中青三者，均無法達致共識，是一重要原因。我是‘中’一輩，自應斡旋期間，促進調和諒解。然而因我本身姿態不高，亦因某些老同志要求過苛（恕我直說），使得裂痕越來越大。某些三聯前輩對‘三聯’出書和經營之指責，我已屢聞。這些看法，確實有理，切中肯綮。然而，在現在的情況下，大多做法是由于現實的需要而不得不爾。”“我自去年已還，憬然有悟，悉知底事之不可為，因已向新聞出版署堅決請辭。我在書面辭呈里明確提出，我的工作之最重要敗筆，即為處理不好與‘三聯’前輩的關系，而這對‘三聯’這類老店來說，卻是至關重要的。”

現在范用先生已去世，如果您還可以解釋，您會說什么呢？

沈昌文：現在也不必解釋了，本就沒有公開的言論，但在給朋友的信中寫了很多，我也不再解釋。

您曾跟隨陳翰伯、陳原、范公等老一輩出版家多年，他們的工作方式各異，或者異中也有同，您能介紹一下嗎？

沈昌文：我跟陳原的關系特別熟悉，跟范公的矛盾可能一部分也在這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