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化文先生

2021年7月6日六時二十分，白化文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一歲。我與白老交往始于二十年前，斯事歷歷在目，恍如眼前。

二十年前，白老曾為拙著《弢翁藏書年譜》撰寫書評，刊載在《津圖學刊》2001年第二期。這是我與他交往的第一件事。

這篇書評不足千字，提供的信息量卻很大。其中言及傳世古籍善本情況，說：“從解放初開始，我們的時代早已是一個化私為公的時代，對善本書籍來說，這一點表現得尤其明顯。‘文革’毀滅了許多書籍，也促使上述情況的進度加速。善本書現存只有那么一些，據說真正的宋本（還主要是南宋本）也就僅剩下一千多種了。大多數的善本，從南北朝隋唐等寫本到宋遼金西夏、元明清等刻本、寫本等，絕大多數庋藏在中外大小圖書館中。”

在歷史發展的漫漫長河中，古籍文獻經歷兵燹水火及蟲蛀鼠啃等人為與自然“厄運”，千不存一，傳世甚少。白老說真正的宋本僅剩一千多種，確屬實情。近年來，國家投入大量資金編印《中華再造善本》，幾乎將傳世的宋元版古籍囊括其中，使這些珍貴古籍化身千百、永傳后世。白老曾擔任這套國家級《中華再造善本》的學術顧問，我因忝列是書編纂辦公室科員之職，有機會聆聽他的高見，獲益良多。

白老在書評中也提及周叔弢先生藏書情況。他說：“作為私人藏書家，絕不可能再有像弢翁這樣的大藏書家了。弢翁可說是最后一位私人大藏書家。說弢翁是藏書家，絕非過譽。因為他老人家將幾乎全部藏書（特別是所有的善本）化私為公。這樣就避免了具如《古今典籍聚散考》等書中所引述的，隋牛弘論‘五厄’以下的無數次令人扼腕的書籍毀散，尤其是清代私人藏書的聚散。特別應當提出的是，弢翁是一位立足于讀書、用書的藏書家，他老人家不但得書后勤讀，而且筆頭最勤，留下了大批題識、批語，還有大量有關書籍的往來信件和其他資料，又由于受人重視（如保留弢翁致對方信件）、重要藏書基本上入藏幾個幾個國家級大圖書館等原因，神奇地躲過‘文革’浩劫，大部分留存下來，真是奇跡。”

白先生所言“弢翁可說是最后一位私人大藏書家”，是就傳統私人藏書家風格說的。清代洪亮吉在其著作《北江詩話》中把藏書家分為五等：“藏書家有數等：得一書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謂考訂家；次則辨其版片，注其錯訛，是謂校讎家；次則搜采異本，上則補石室金匱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是謂收藏家；次則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謂賞鑒家；又次則于舊家中落者賤售其所藏，富室嗜書者要求其善價，眼別真贗，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是謂掠販家。”簡而言之，前兩等的考訂家和校讎家，是指學者而言，藏書以學術研究為目的；第三等的收藏家，是指一般的藏書家；第四等賞鑒家，是指傳統的藏書家；第五等的掠販家，是指書肆書賈，藏書以營利為目的。周叔弢先生沿襲了我國傳統藏書家的風格，他以自己設立的“藏書五好”標準所收藏的善本古籍，量大質精，在文物性、學術性及藝術性等方面具有特別重要價值，捐獻國家后，成為國家圖書館等館藏的鎮館之寶。因為弢翁的主要藏書活動貫穿清末及民國時期，遂成我國傳統藏書家的殿軍，因此，白先生才稱弢翁是我國最后一位大藏書家。

白先生說的“清代私人藏書的聚散”，主要指清代末年，浙江皕宋樓私人所藏的兩百部珍貴宋元版古籍，被日本人捆載而去，入藏日本靜嘉堂文庫，成為一段文化痛史。而他所說的弢翁“筆頭最勤，留下了大批題識、批語”，確是實情。作為集政治家、商業家和藏書家于一身的當代名賢，弢翁尤對古籍善本情有獨鐘，從政從商之暇，不惜巨資訪求古籍善本。得書之后，取自己收藏的不同版本校勘，偶有所得，興之所至，信筆在書上，或批校文字，或撰寫跋語。這是一般藏書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正是弢翁留下的這些珍貴的批校跋語，為我撰寫《弢翁藏書年譜》（2000年出版）提供了第一手珍貴文獻。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有幸又得到了周家提供的《弢翁日記》，并擇取其中涉及藏書的部分，補入《弢翁藏書年譜》增訂本。   

《弢翁藏書年譜》，黃山書社2000年版

由于供職于天津圖書館，我有幸典守弢翁捐獻的明清版古籍，多年來也一直與周家保持聯系。值得一提的是，我竟然成為天津圖書館接收周家捐獻最后一批藏書的經辦人。這批弢翁案頭常用之書是碩果僅存之物，由我代表館方經辦，與幾位同事到原英租界區睦南道的弢翁家取書的情景，歷歷在目。弢翁1942年即立下遺囑囑咐后人，當天下太平時，將全部藏書捐獻政府，化私為公。到捐獻最后一批弢翁案頭藏書時，這一捐書遺愿終于實現。斯舉偉矣，英名傳世。

至今難忘白先生曾當面對我說過的一句話，“我可以用‘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說弢翁”，可謂一語道破關鍵。所謂“前無古人”，是指此前的一般藏書家，無人像弢翁這樣，解放前早就立下捐書遺囑，解放后實現了捐書遺愿；所謂“后無來者”，是指流傳于世的珍貴善本古籍如今大都陸續入藏公庫，而在民間流傳者寥若晨星。此后，不會再有藏書像弢翁一樣規模和份量的藏書家了。

周一良先生想見我一面，也是白老告知。這個消息令我喜出望外，而又誠惶誠恐。前者是因為，一良先生身為弢翁哲嗣，是北大著名歷史學家，學術地位極高，而我乃一介圖書館員，能夠見到一良先生，機會難得；后者是因為，一良先生若提出若干與《年譜》有關的學術問題，或指出《年譜》存在的若干錯誤，豈不令人汗顏！

丑媳婦也總得見公婆。一天，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按照白老提供的進京時間和住址，找到一良先生家。先生坐在輪椅上，向我伸出雙手，我趕緊湊前，扶著他的手，看到先生慈眉善目，十分親切，頓感擔心多余。一良先生握著我的手說：“謝謝國慶先生，您為周家做了一件好事，為先父編制《藏書年譜》，做了一件我們想做而做不成的事。”簡短交談后，為了不叨擾一良先生，我起身告辭。先生將《畢竟是書生》《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兩部著作贈送給我。兩書我曾多次閱讀，每次都有新獲。或許這就是大家著作與一般讀物的區別吧。而在返津途中，一良先生說的“您做了一件我們想做而做不成的事”，一直在我的腦子里打轉。弢翁的藏書全部捐獻給了國家圖書館和天津圖書館，一良先生作為弢翁后人，確實沒有機會翻檢這些藏書，縱使有大學問，也不能為無米之炊。

幾個月后，一良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去世，享年八十八歲。初次見面，竟成永別。我懷念、敬仰這位米壽老人，也感謝給我提供這次見面機會的白化文先生。

我與白化文先生交往的第二件事，也在二十年前。周紹良先生是當代藏書大家，以收藏明清戲曲小說及唐代墓志拓片等稀見傳本名世。白先生曾受紹良先生委托，助辦其所藏唐代墓志拓片轉讓事。經白先生與中國書店商量，這批唐代墓志拓片最后分別轉讓國家圖書館和天津圖書館。因我有幸參與其中，對斯事原委略知一二。

記得2002年3月15日，我收到國家圖書館的任繼愈館長簽名寄來的《永樂大典》六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函。4月17日，參加這次研討會期間，時任國家圖書館善本部主任的張志清先生找到我，說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商量。他說：“藏書家周紹良先生近期患病，急需一筆治療費。他決定把自己多年收藏的一批唐代墓志拓片轉讓出去，已經把這批拓片放在了中國書店，委托中國書店負責運作，提出轉讓費兩百萬元。”

接著，志清說：“因國圖此前已經入藏了一些唐代墓志拓片，估計其中部分拓片與這批拓片有重復。國圖的意見是和天圖聯手購藏。國圖只選缺藏部分，其余由天圖購藏。這批唐代墓志拓片轉讓的事被一位日本人知道后，愿意出價一百五十萬元拿走。當時中國書店經辦此事的負責人彭震堯先生告訴這位日本人說：‘中國書店出售古籍文獻，有個國內優先原則，首先考慮在國內轉讓。’”

聽到志清說“這件事很急，需要急事急辦”，我當即給天津圖書館的陸行素館長打電話說明情況。陸館長深知購藏這批拓片的意義，除了以稀見珍貴文獻補充館藏之不足，更重要的是要盡全力留下這批價值極高的珍貴文獻，不能讓其流出國門，更不能留下罵名。陸館長對我說：“這件事非常重要，我馬上向局領導匯報。”幾分鐘過后，他回電話說：“國慶，局長同意出錢，兩館合作拿下這批拓片。”此事就這樣定了。

4月下旬的一天，我專程赴京，當面與志清商量落實兩館合購拓片事，并一起到中國書店看這批拓片。

5月9日，志清給我打來電話，聊起兩館合作購藏這批拓片的想法。他說：“今天，國圖墊付的一百一十萬元人民幣交給了中國書店，一次性付清。周紹良先生認為自己這批唐人墓志轉讓國圖和天圖，是件幸事。原家屬所定兩百萬元，可以打五折轉讓。下一步先由國圖從中挑選‘章鈺藏書’部分（作者注：以鈐蓋章鈺藏書印者為據），再由天圖從中挑選本館缺藏部分，剩余一少部分歸國圖，入藏國圖復本庫。”

經統計，國家圖書館從中挑選了五百三十八種五百七十一張拓片。其中四百九十八種五百一十五張主要是著名收藏家章鈺舊藏，少部分是羅振玉舊藏。其余的兩千余張拓片，均是天圖所不藏者，全部由本館購入，充實了館藏。國圖墊付的一百一十萬元人民幣費用，結賬時國圖支付四十萬，天圖支付七十萬。紹良先生獲轉讓費一百萬，中國書店收中介費十萬。

7月29日，我與本館部門同志一道，乘車專程到國圖取回天圖購藏的這部分唐代墓志拓片。清點和交接工作，由我（時任天圖古籍部主任）和國圖金石組冀亞平組長兩人負責。這批拓片最終物得其所，此事完美收官。

作為當代藏書大家，紹良先生收藏唐代墓志可謂捷足先登，有眼力、有水平、有規模。

紹良先生收藏唐碑拓片始自1936年的唐史研究。先生的研究下的是死功夫。他取新舊兩《唐書》對讀，記錄和整理其中的歧義部分，又發現《唐紀》的干支紀年與陳垣編的《二十史朔閏表》時有出入。為了掌握證據，解決學術問題，他開始收集唐人墓志拓片，利用其中墓主下葬日期的干支紀年來判定是非。當時唐人墓志拓片尚不為人留意，紹良先生日積月累，形成了唐碑和墓志拓片的特色收藏，多達四千余件。

本世紀初，在洛陽邙山等地曾有數以千計的唐代墓志出土，由此而興起名人雅士收集的熱潮。較為著名的藏家有于右任（鴛鴦七志齋）、章鈺（四當齋）、張鈁（千唐志齋）及李根源（曲石精廬）等。羅振玉曾編刊《芒洛冢墓遺文》等銘文拓片集錄，以便學人研究。新中國成立后，上述各家收藏均轉入各地博物館，隨著文物發掘工作的有計劃展開，新的唐碑也陸續出土。但是，由于碑石分散各地，難覓全豹；部分圖書館（如北京圖書館）雖盡力收集，亦以不得完璧為憾。加上圖書館、博物館等收藏部門在拓片出借、閱覽上的不便，使研究者很難充分利用這批有價值的史料。

有鑒于此，1984年在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主持下，由周紹良、趙超兩位先生負責，編制完成了《唐代墓志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至此，一般學者就可利用這部大書開展唐代問題研究。這部《唐代墓志匯編》著錄唐代墓志三千六百零七件，拓本中以紹良先生自藏為多，達到一千七百七十三種，占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左右。

此次購藏拓片，天圖還有一個意外收獲。在協商購藏拓片期間，天圖與中國書店往來交流增多。我們向中國書店提出，索回原屬于天圖舊藏的十余種古籍雕版，中國書店經過討論，同意將原屬于天圖的十余種古籍雕版完璧歸趙。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因中國書店業務需要，曾在全國范圍內征集和借用古籍書版，目的是刷印以廣其傳，并增加書店營業額。天圖舊藏的十余種古籍雕版，悉數被中國書店借用。說來也巧，當時中國書店來車到津，把館藏古籍雕版拉走的情景，我曾看了個滿眼，只因當時年輕，沒有參與其中，并不知道原因。借天圖和國圖聯合購藏拓片，竟然把天圖舊版歸還事也連帶辦妥，實屬幸事一樁。這十余種古籍雕版是清代民國時期刊刻的，主要包括《津門詩鈔》《天津金氏家集》《天津文抄》 《屏廬叢刻》《許學四種》《重刊廣瘟疫論》《補注廣瘟疫論》《王仁安集》《妙蓮花室詩詞抄》及《戊午吟草》等。

在這批唐代墓志拓片轉讓成功后不久，我在紹良先生的弟子李經國先生陪同下，去看望已然病重的紹良先生，以表謝意。先生高興地跟我說：“我與天圖有不解之緣。在這以前，我把所藏的明清小說全部捐獻天圖。這次天圖又和國圖一起接收了我的全部唐代墓志拓片。”我代表天圖，贈送先生本館編印的三種藏書目錄：《天津市人民圖書館善本書目》（1961年印本）、《天津圖書館藏明清小說書目》（1962年印本）和《天津市人民圖書館藏活字本書目》（1981年印本）。紹良先生把新近從韓國發現，并在中國影印出版的一部點校本、明代陸人龍撰寫的《型世言》送給我。回館后，我為此書撰寫了一篇書評。

中國書店經營書業百年，以其責任擔當，贏得了讀者的廣泛贊譽。白化文先生也因與中國書店過從甚密，間接為大家辦了許多好事善事。可惜天圖索回書版事，我沒有當面向白老說過。可以想象，倘若白老獲知竟有這等妙事，一定會含笑于九泉之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