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日，南京寶馬撞人案肇事司機被認定“作案時患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有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一事引發輿論嘩然。

9月10日出版的《人民法院報》在2版位置刊文《精神病鑒定為何多疑問》。文章指出，從“邱興華案”、“楊佳案”以及“鄧玉嬌案”，精神病鑒定都成了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由于精神認知障礙，各國法律都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時造成的危害結果，不負刑事責任或者負限制刑事責任。然而，一些人可能利用這一法律空子，偽裝精神病來逃避犯罪。

文章認為，精神病人犯罪需要公眾正確對待，但這種“正確對待”是要建立在“鑒定正確”的基礎之上，而現實中精神病診斷與鑒定的亂象，讓鑒定的公信力如一地雞毛，引起質疑就在所難免了。

文章末尾寫道，對于此類案件，應當引入“鑒定人出庭”和“專家陪審制”，“把專業事情交給專業人士判斷”才是一種更科學的態度。

以下為全文：

對于涉及精神病鑒定的案件，應當引入“鑒定人出庭”和“專家陪審制”，“把專業事情交給專業人士判斷”才是一種更科學的態度。

南京交警部門通過官方微博發布“寶馬撞人案”肇事司機“作案時患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有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之后網上輿論一片嘩然。官方不得不就網上公眾提出的九大疑問逐一作出回應。

從“邱興華案”、“楊佳案”以及“鄧玉嬌案”，精神病鑒定都成了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由于精神認知障礙，各國法律都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時造成的危害結果，不負刑事責任或者負限制刑事責任。

而由于精神病人犯罪不負刑事責任，一些人可能利用這一法律空子，偽裝精神病來逃避犯罪。前些年湖北涉黑人物楊義勇殺人后，用重金收買了一份精神病鑒定，便叫囂自己從此擁有“殺人執照”。

而社會上一些正常人卻因為夫妻吵架、兄弟爭財等“被精神病”，被強制送進精神病院，也讓精神病診斷與鑒定的公信力大打折扣。精神病目前并沒有精確的儀器進行指標性診斷，只能憑借臨床表現予以認定，相關領域的醫學說白了只是“經驗醫學”，事實證明即便專業醫生的經驗，有時也并不可靠。

一名叫格雷.貝克的記者曾經做過一個“假如很不幸你被當成精神病逮進了精神病院，你怎么證明自己是正常人”的測試，滑稽的是，急于證明自己正常的人最終都被當成了精神病，反而承認自己有病的人，卻被認為是康復了。誰該對精神病“鑒定”的正確性做出鑒定？公眾寄希望于法官。

而事實上，法官也并不能擔此大任，雖然各國法律都規定“鑒定意見對法官沒有絕對的約束力”防止“以鑒代審”，但是法官對于鑒定所涉及的專門性知識同樣是“門外漢”，因此在判決中，法官往往以“鑒定人具備鑒定資質”來肯定鑒定意見。而對于有疑問的鑒定，也只能通過 “重新鑒定”來“以鑒定推翻鑒定”。

與鑒定的重要性相比，“鑒定責任”卻失之于輕，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規定：“鑒定人故意做虛假鑒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由于鑒定極強的技術性，即使存在“故意”也很難被發現，而鑒定人馬虎大意做出錯誤鑒定的民事責任，則更是一個“法律真空”。

曾有精神病學專家提過一個“灰色理論”，認為如果將人的精神正常比作白色，精神不正常比作黑色，在白色與黑色之間存在一個巨大的灰色區，社會中有很多人都散落在這一區域內，這就是所謂的“精神亞健康”。對于何種情形下犯罪嫌疑人應當負刑事責任，確實是一個有待厘清的問題。

精神病人不負刑事責任或者負限制刑事責任是文明社會應有的擔當。對于精神病人犯罪，需要公眾正確對待，但這種“正確對待”是要建立在“鑒定正確”的基礎之上，而現實中精神病診斷與鑒定的亂象，讓鑒定的公信力如一地雞毛，引起質疑就在所難免了。

當然，網絡“公審”鑒定現象，并不能治好精神病鑒定之“病”，非專業人士的“群體鼓噪”同樣是一種社會病態。對于此類案件，應當引入“鑒定人出庭”和“專家陪審制”，“把專業事情交給專業人士判斷”才是一種更科學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