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盛大的抗戰閱兵儀式結束后的第一天，朋友圈里的在京人士紛紛發圖惋惜：再見了，閱兵藍！據北京市環境保護監測中心9月4日19點的實時監測，空氣質量指數為407，空氣質量狀況為“嚴重污染”，首要污染物為PM10。

有關各種藍，大家其實都不陌生，從“奧運藍”，“APEC藍”，再到“閱兵藍”，我覺得統稱為“國際藍”更加準確。因為這些活動無一不是重要的、頂級的國際活動，在全球有著廣泛的影響力。

當然，與國際上的其他國家相比，將閱兵等活動與環境保護聯系起來，無疑是一項創舉，是在新時期社會經濟面臨多重挑戰背景下的一種新型環境治理模式。

有關環境污染帶來的挑戰，當下的一般理解都只是認為，基于現有的增長方式，是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環境上的退化，進而造成某種不可持續性。這其中實則存在很大誤解。假如只是那么簡單的話，那么這個挑戰并不難應對，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強化對環境的保護來化解環境危機。

但是，問題在于，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不斷演進，環境問題的本質在于矛盾的多重疊加。

譬如，以環境問題與經濟問題相疊加為例，過去的增長方式帶來了環境問題，是否就意味著我們可以徹底拋棄傳統的增長方式了呢？顯然，這并不存在一個非此即彼的答案，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固然是造成環境問題的根源。但與此同時，環境問題反過來又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具體體現為，為了治理好“過去的”環境問題，我們又不得不依賴于大規模的資源投入和消耗，并造成“現在和未來的”環境問題。

這樣的惡性循環一旦形成，環境問題實則已成社會經濟發展的痼疾。這不僅是當年西方國家環境問題治理過程中的最大難題，同時，也正是當下中國環境治理的最大挑戰。

因此，觸發“閱兵藍”等“國際藍”的因素，表面上無非是“閱兵”這個活動形式本身，但事實上，“閱兵藍”等現象的背后，不僅是來自于社會各界對環境問題的持續關注，更顯現了傳統環境治理手段的困境——如果說，在過去的40年里，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成功”地摸索出一條環境治理的有效之道，即便這條道路是可行的，但在這個只爭朝夕的時代里，中國也已經“等不起”另外一個40年來執行這些“常規性”手段了。

那應該怎么辦呢？最好的辦法顯然是采取“非常規手段”，那就是要在最大限度上阻斷環境持續惡化這個“食物鏈”上的傳導路徑。

首先，要阻斷經濟增長源源不斷向生態環境輸送“污染”的路徑。有關這一點，最大的關鍵是仍然在于轉變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盡管這是老生常談，但長期以來卻一直難以實現。究其根本，仍在于增長與污染兩者之間存在某種依賴關系，不徹底斷掉這層依賴關系，經濟增長就很難實現真正的轉型。

就此而言，我們有必要用“閱兵藍”等非常規手段來實現這個目標。在目前的情況下，這樣的手段還很難“日常化”，最大的難處在于我們不知道經濟轉型的底線在哪？通過“閱兵藍”來對全社會進行環境保護上的壓力測試，找到那個最后的底線，或許是“閱兵藍”的意義所在。

第二，要阻斷環境污染的末端治理帶來二次污染的路徑。到目前為止，有關現有環境污染存量的治理，各地區和城市提出了不少可能的方案，絕大部分都集中于通過某種技術手段來吸收、處理、儲存或驅散污染物。譬如近期有報道某城市每天耗用大量的水來降低空氣污染濃度。這些措施的確都會在表面上對污染水平的降低有所幫助，但實際上，這樣做的實質是以“資源換污染”，或者“以污染換污染”，沒有真正地解決問題，相反，還會造成新的污染，以及經濟增長已經實現“節能減排”的假象。

就此而言，末端治理上也有必要秉承“減量化”的理念，用嚴格的“污染物總量排放”來控制污染物的處理，由此，我們有必要通過閱兵藍的高標準來檢測末端治理的方式和成效。

最后，在環境治理上還需要阻斷的一個重要路徑就是“考核機制”。各地政府的政績考核機制也正是環境污染治理上的一個難題，如果沒有環境保護這個指揮棒，那么經濟增長的轉型就失去了任何的操作性和強制力。就此，閱兵藍等“國際藍”的確提供了一個參考，那就是在某個活動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自上到下都要服從于活動的整體需要，這個需要與考核機制相結合，正好為實現非常規的環境治理提供了組織上的保障，進而也就切斷了維系著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依賴關系的各種束縛，從而極大地解放了各級政府在環境保護上的動能。

總體上，在生態環境保護的道路上，可以參考的有效經驗是少之又少，我們不妨給閱兵藍等“國際藍”一些時間和空間，說不定，這樣的嘗試恰恰能夠闖出環境治理上的新天地。

(作者是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