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奧宗光是甲午中日戰爭時期日本政府外務大臣，《蹇蹇錄》是他在1895年甲午戰后寫的回憶錄，書中所述涉及從朝鮮東學黨起義到三國干涉還遼期間的日本外交史，披露了大量日本高層在甲午戰爭中的外交決策內幕。雖然陸奧宗光撰寫此書的出發點是炫耀自己的事功，其中對日本的侵略行徑不乏粉飾之辭，但作為事件的親歷者，這本書也保存了甲午戰爭前后東亞及歐美各國的外交活動資料。

近期，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蹇蹇錄》，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采訪了本書譯者、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徐靜波，請他談談甲午戰爭前后的日本東亞觀。

澎湃新聞：近代以前，在傳統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下，日本如何看待中國、朝鮮，以及其自身在東亞的地位？

徐靜波：其實，大約在17世紀初開始，以傳統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朝貢體系、華夷秩序就逐漸呈現出瓦解的趨勢。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西方人開啟的大航海時代，改變了既有的世界格局，也逐漸改變了日本人的世界觀。

16世紀中葉以后，西洋人依循大航海時代開拓的海路，陸續將勢力伸展到東方，帶來了那一時代歐洲的知識和宗教，尤其是地理發現的新知識（比如利瑪竇繪制的《坤輿萬國全圖》），開拓了日本人認識外部世界的視野，對傳統的華夷秩序，也產生了質疑和異議。

在1709年出版的西川如見（1648-1724）所著的《增補華夷通商考》中所附的“地球萬國一覽之圖”中，“唐土”雖是一個大國，卻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且并非居于世界的中央。這部在京都出版的著作后來多次重版，被許多文獻引用，在江戶時代后期廣泛流傳的《地球萬國全圖》、《地球萬國山海輿地全圖說》等都明顯受到它的影響。順便說及，創始于利瑪竇的世界各主要地區的漢文譯名，整個江戶時期乃至明治中期在日本都一直被作為權威的譯名。

另一個原因是，18世紀下半葉，經過一百多年的鎖國之后，日本本土的思想和文化越加成熟，因而誕生了由本居宣長（1730-1801）等確立的“國學”，對外來的風靡朝野的儒學和佛學表現出了強烈的反彈。崇尚日本本土古典的“國學”，不僅是研究日本古典的學問，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了貶斥外來思想、抬舉本國民族精神的“日本”意識。

在與外來的（這里主要是指來自中國的）強勢文化的對抗中，“本朝”或“日本”的主體意識第一次明確地覺醒了，由本居宣長、平田篤胤（1776-1843）等倡導的“復古神道”，在內在的精神理路上，與“國學”完全是同屬一脈的，它強調的都是日本作為一個“神國”的獨特性。

江戶時代雖然采取了鎖國政策，卻在18世紀中葉前后，在與荷蘭開展的有限的貿易中，接觸到了西洋的近代醫學和其他科學知識，形成了以西學為主體的“蘭學”。雖然江戶時期以朱子學為核心的儒學思想一度成為幕府的官方意識形態，但對于儒學的懷疑和批判也一直沒有停息，再加上與中國王朝之間的官方聯系完全處于斷絕狀態，對于日本而言，事實上朝貢體系早已不存在。

19世紀中葉出版的《坤輿圖識》和《地學正宗》，亞洲的部分分別降到了22%和9%，對中國的稱謂也一直是“支那”。1857年刊行的《萬國一覽》，按國家的強弱和人口的多寡為基準，用相撲的名位排列法進行了排序，東西兩邊的大關（當時相撲中最高的級別）分別是俄國和英國，“滿清十八省”則被排在了很下面的表示行將退役的“年寄”一列。由此可知，中國的地位在日本人心目中的逐漸隕落，并不始于19世紀末期的甲午戰爭之后，實際上在大航海時代以后就開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有意思的是，雖然處于鎖國狀態，但是日本與朝鮮卻保持了長期的以“朝鮮通信使”為形式的官方往來。但日本對于朝鮮，在骨子里一直有一種居高臨下的俯視姿態。

江戶時期的日本人在與中國人、朝鮮人、各色西洋人以及東南亞的土著居民交往的經歷中，在對世界了解的過程中，逐漸產生了國際意識，同時也形成了比較清晰的日本人意識。這一意識主要是在與他人的比較和他人對自己的評價中產生的。

澎湃新聞：實現近代化之后的日本，其東亞觀有何變化？

徐靜波：清朝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慘敗引起了日本朝野的震驚，因此當1853年、1854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里將軍兩次率領黑船艦隊來敲打日本國門的時候，江戶幕府不敢盲目地將其拒之門外。

早年的一批知識先進在歐美諸國的游學和歷訪，尤其是1871年11月至1873年9月代表了明治政府最高層的巖倉具視出訪團在海外歷時近兩年的深入考察，使得社會的精英階層看到了包括日本在內的歐美圈之外的國家與歐美國家之間在物質和精神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于是，以先進的歐美諸國為楷模，一場以思想啟蒙運動為引導的思想層面的革新，以自由民權運動為政治實踐的社會變革，以及由政府主導的“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的建國方略在全國范圍內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廣泛推行。

經日本朝野近三十年的勵精圖治，日本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水準乃至醫療衛生等軟實力的層面與近代工礦業、鐵路交通、軍備實力等硬實力方面，都接近、達到了歐美“文明國家”的水準，同時，以神道為核心的日本傳統文化也在日本國家向近現代演進的過程中，表現出了它在民族認同意識和民族凝聚力上的巨大魅力。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和朝鮮等國家因固守舊習、拒絕變革而導致的國運日衰。這極大地激發了日本人的“優等生”意識和對外擴張的欲望，事實上，自豐臣秀吉時代起，對外擴張的欲望就一直未曾泯滅，1874年的出兵臺灣，1875年的染指朝鮮，1879年的吞并琉球，就是這樣的意識和欲望的前奏。

日本在飽嘗了西方列強壓迫的苦楚的同時，卻也衷心地羨慕他們趾高氣揚、盛氣凌人的帝國主義大國的做派。以“強”、“大”國家為根本旨歸的“大日本”情結，也由此在大部分日本國民的心頭萌生。

在對待東亞鄰國的態度方面，在明治中期（1885年前后）大致形成的既彼此乖離而又相互交錯疊合的“脫亞論”和亞洲主義是最主要的兩種主流意識?！懊搧喺摗钡某珜д呤歉芍I吉（1853-1901），這一點我在下面再展開。以“東亞同文會”等為代表的亞洲主義本身也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思想集合體，它本身也呈現出斑駁的色彩，但倡導以日本為盟主攜手中國等東亞國家來共同振興亞洲以抵抗歐美白種人勢力擴張大概是其基本的主調。而每當日本的利益與中國發生沖突時，張揚國權又是它的基本歸宿。在這一點上，它與“脫亞論”可謂殊途同歸。

陸奧宗光在他的《蹇蹇錄》中，幾乎毫不掩飾日本對中國的鄙視，在他的感覺中，日本儼然已經成了一個熟悉國際規矩、遵守國際規則的文明國家，而中國則對于“文明世界”中的基本作法相當生疏，也缺乏所謂國際法的常識，因此在日本勝利的背景下，他傲慢地拒絕了中國的第一次媾和代表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陸奧宗光的對華態度，更接近“脫亞論”者。

澎湃新聞：明治維新后，日本成為中國以及周邊國家學習的對象，這對日本的自我認知和對外決策有怎樣的影響?

徐靜波：嚴格來說，明治維新以后的日本，雖然受到了中國的關注，但中國還不屑于將其視作學習的對象，中國對日本態度的重大改變，主要始于甲午戰爭以后，中國從甲午慘敗中，看到了日本勵精圖治以后的強大，于是在1896年開始向日本派遣留學生，后來又有受日本影響的“戊戌變法”。

朝鮮則在1880年代，就產生了一批考察日本新氣象后主張向日本學習的“開化黨”，其領袖人物是金玉均（1851-1894），但后來其發動的受到日本支持的政變受挫，金玉均等也逃往日本。

至于西方，一開始是把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同樣看待的，但明治維新帶來的新氣象也使得西方國家對日本刮目相待，明治時期留下來的一大批西方人士的日本考察記是其明證。

甲午戰爭中日本的勝利，徹底改變了西方對日本的感覺，明治以后日本一直試圖修改與西方國家的不平等條約，但西方列強對此不加理會，日本的這一努力直到甲午戰爭后才顯出了效果。本來已經自我感覺不錯的日本人，直到甲午戰爭以后，才覺得自己已經與西方列強并駕齊驅了，于是對外擴張的欲望進一步被刺激起來，甲午戰爭時期出版的德富蘇峰（1863-1957）的《日本膨脹論》就是典型的代表。

在陸奧宗光的《蹇蹇錄》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非常在意歐美列強對日本的態度，也十分留意西方輿論對這場戰爭的報道和評價，日本也試圖通過甲午戰爭來向歐美各國顯示日本明治維新以后的強大國力，以及作為一個“文明國家”的存在感。

澎湃新聞：甲午戰爭中，日本國內“文明日本”對“野蠻中國”的輿論是如何產生的？

徐靜波：說到“文明日本”的概念，我們首先要來說一下福澤諭吉。

福澤在晚年的自傳中回憶到，他少年時的精神學養主要是來自以中國古典為中心的東亞傳統知識體系。但在他接觸到了西洋文明后，他將這些傳統的東方思想歸入了負資產的范疇。“洋學”，即西方近代知識成了他審察和評價日本和世界的基軸。

福澤20歲時進入蘭學家緒方洪庵開設在大阪的“適塾”，在這里接觸到了荷蘭語的文獻和近代西方的理化學科。1858年他來到江戶游學，在已經對外開放的橫濱親身感受到了歐美文明，并且了解到當年的海洋強國荷蘭業已隕落，如今的世界通用英語，于是發奮自學英文，希望汲取世界新知識。

1860年2月，他作為隨員乘坐“咸臨丸”前往美國，福澤也成了近代第一批游歷西方的日本人，在美國待了四個月之久，直接體會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實相。1962年又去歐洲游學，行蹤遍及英、法、德、俄、荷蘭、葡萄牙諸國，考察了歐洲的銀行、郵政、議會、法院及工廠等，在倫敦恰逢世博會，集中見識了西方文明的成果，1867年2月，再度訪問歐洲，由此服膺西方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1866年撰寫的《西洋事情》，差不多是第一本向日本讀者全面介紹西洋文明的書籍，以后又將美國的獨立宣言譯成日文刊發在雜志上，1875年刊行的《文明論之概略》，成了明治日本的主要精神脈絡之一。

福澤認為：“若論現今世界的文明，歐洲諸國及美國是最先進的文明國家，土耳其、支那、日本等亞洲諸國，可稱為半開化的國家，非洲和澳洲可看作野蠻國家?！保ā段拿髡撝怕浴?、《福沢諭吉全集》第4巻，巖波書店1959年，16頁）他進而指出：“現今世界各國，無論它是處于野蠻狀態還是半開化狀態，若要謀得本國文明的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其為評論的標準?！保ㄍ希?9頁）

以此為視角，他甚至覺得以儒學為核心的思想遺產是一種病態的歷史因襲，對于東亞國家的現代文明進程起著阻礙的作用，他認為“古代的儒教主義已不適合當今的時代”，要予以擯棄（《儒教主義》，《福沢諭吉全集》第9巻，273頁）。1884年12月，朝鮮“開化派”領袖金玉均等在日本勢力的支持下發動的政變，因中國方面的武力干預而導致失敗，這使得福澤諭吉在感到憤懣的同時，對中國和朝鮮的“開化”已經徹底絕望，于是發表了引起后人矚目的《脫亞論》。

明治以后，日本朝野同心戮力推行邁向文明的維新國策，開辦近代的礦山，興建近代工廠，鋪設鐵路，推行近代義務教育，以普魯士等為范本培訓近代軍隊，1889年制定了明治憲法，翌年開設國會，這一切都讓日本朝野感到自己已經邁入了文明國家的行列。

1894年7月下旬，日本為了獲取在朝鮮半島的霸權地位，悍然發動了甲午戰爭，但福澤卻從文明論的視角出發，將這場戰爭看作是文明與野蠻之間的戰斗：“戰爭本身雖然發生于日清兩國之間，探其根源，則是謀取文明開化的進步一方，與阻礙其進步的一方之間的戰斗，絕非簡單的兩國之爭，日本人原本對支那并無私怨，并無敵意，……無奈他們頑冥不化，不解普通的道理，目睹文明開化的進步不僅不感到欣悅，反而要阻礙其進步，蠻橫地表現了對我反抗之意，無奈之下才有如今之舉。日本人眼中并無支那人支那國，只是出于世界文明進步的目的，要打倒反對這一目的并對此加以阻礙的力量。（中國人應因這場戰爭而）對文明引導者的日本人感恩戴德，行三叩九拜之禮。”（《日清の戦爭は文野の戦爭なり》，《福沢諭吉全集》第14卷，491-492頁）

福澤的這一觀點在日本朝野極具代表性，這一時期的報刊輿論幾乎異口同聲地認為，甲午戰爭是文明日本懲治野蠻中國的正義戰爭。陸奧宗光在《蹇蹇錄》中也多次表示，要通過這次對中國的開戰來驚醒中國，迫使中國認識到自己在國際上衰敗的地位，從而向“文明國家”的日本低頭。但實際上這是一場以文明為幌子的對外侵略戰爭。

澎湃新聞：從“脫亞入歐”到“東亞共榮”，日本的對外政策是如何發生變化的，在甲午戰爭前后有何體現？

徐靜波：“脫亞論”上面已經說到了，“東亞共榮”則是亞洲主義的主張，當年近衛篤磨（1863-1904）主導的東亞同文會以及犬養毅（1855-1932）一派的主張，是想聯手中國等亞洲鄰國來共同對抗西方列強，但其核心是日本必須成為盟主，日本是亞洲的領袖，由日本來幫助和改造中國等周邊鄰國。

在東亞聯手的前提下，孫中山的革命黨曾與亞洲主義者發生過密切的關系，辛亥革命的進行，曾得到來自日本的支持。日本在甲午戰爭以后，主動接受了大量中國留學生，又曾有不少日本教師到中國來任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具有革新意識的革命黨，試圖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但日本的真正目的，還是在于控制和主導中國等亞洲鄰國，確保乃至擴大日本在該地區的國家利益，其對韓國的吞并以及對華“二十一條”的提出，就暴露出了他的真正用心。

甲午戰爭后日本提出要霸占中國的遼東半島，前者的目的主要是以遼東為基地，遏制俄國勢力的南下，并進一步向北推進，視“滿蒙”為日本的生命線，于是才有了1927-1928年的濟南事件，試圖阻止北伐軍對東北格局的改變，以及“九一八事變”的發動，偽滿洲國的政綱，是所謂的“日、滿、朝、漢、蒙的五族共和”，實際上完全是日本人一手掌控。后者則是企圖扼守通往南方的門戶，為日本進一步向南推進做準備。

因此從《馬關條約》最初的方案，我們已可看出日本后來的“大東亞共榮圈”的雛形。近衛文麿（1891-1945）主掌內閣時期，曾提出“東亞協同體論”，后來終于演變為“大東亞共榮圈”。請注意，所有這些主張的實現，都是以武力為背景的。

但這一主張也具有一定的迷惑性，當日本的軍隊向南推進時，主要不是與當地的民眾發生戰斗，而是與原先統治著這些地區的英國、荷蘭等國的殖民者發生軍事沖突，因此給部分當地人造成了一種錯覺，仿佛他們是自己的解放者，但事實上，日本人對當地民眾的統治，其嚴酷程度一點也不亞于原先的殖民者。

近現代日本的對外擴張，甲午戰爭不完全是一個始發點，在此之前已經有了出兵臺灣、吞并琉球的武力舉動，但甲午戰爭確實是日本走上帝國主義道路的一個里程碑。甲午戰爭，徹底改變了日本對自我和他者的感覺，日本對外的軍事擴張，也從此開始變得肆無忌憚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