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李效黎，1916年生于山西省離石縣，1931年考入太原女子師范，1937年考入燕京大學（今北京大學），成為離石縣第一位女大學生。大學期間，她成為同情中國抗日戰爭的燕京大學經濟學導師英國人林邁可（Michael Lindsay）先生的學生，隨后二人結為夫婦。

1941-1945年11月，她與丈夫林邁可于珍珠港事變之日，離開北平燕京大學，到八路軍華北抗日根據地，參加抗日斗爭，在聶榮臻將軍、肖克將軍處工作，輾轉晉察冀邊區，足跡遍及華北的山山水水。1944年春夏前往延安，在延安他們見到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

在本文中，李效黎回憶了1944年夏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時的情景，這是抗戰時期外國記者對共產黨根據地僅有的一次大規模集中采訪活動，也是中共對外宣傳的一次重大突破。本文摘自《延安情：燕京大學教授林邁可及其夫人李效黎的抗日傳奇》,肅宜譯，上海遠東出版社，2015年7月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表，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延安將要迎來中外記者團

重慶的國民政府將要批準一個由中外記者組成的記者團到延安訪問，這事已傳說好久了。6月初，記者團要來的消息已經正式確定。上一次來訪是在1938年,由一批抗日文藝界人士和其他知識分子組成訪問團。自1939年以來，國民政府就決定孤立共產黨地區，對延安實行封鎖政策。

由于記者團將要來臨，延安的所有組織機構都活躍起來，無論你走到哪里，大家都在談論記者團快要來訪問的事情。

交際處顯得更加忙碌，因為重慶的中外來客都要住在這里，交際處增加不少工作人員，金處長也增加了更多的助手。許多招待員正在接受訓練，以改進他們的服務質量。工人們正在重新裝飾客人住的房間，會客室里增放了許多沙發，墻上掛出新的孫中山和蔣介石的肖像，還張貼一些孫中山先生有關聯合共產黨的語句。

交際處和老城區之間的商業街，幾乎一夜之間整個改觀了。商店把各種布匹放到柜臺前，而不像以往那樣放在柜臺后面。還有一些商店，甚至把古玩、銅器、錫器、銀器和瓷器等也擺出來出售。平常延安的部隊和政府工作人員是沒有錢買這些東西的。

中外記者團快來前的一兩天，我們都很興奮。特別是像我們這些不是當地人，由于被國民政府長期封鎖在這一地區，人們產生一種孤獨感。因此對外界來人都很高興，就像多年被禁錮的人突然可以和來訪的外界人士接觸一樣。

邁可也同樣興奮，也很忙碌。在來訪的記者中，有一些他在重慶任英國大使館新聞參贊時就認識。他奉召到朱德總司令部去咨詢如何向記者團提供新聞資料的意見。邁可告訴他們，這些記者都想尋找一些不尋常的、驚人的新聞。他還說應該提供一些有關軍事形勢的報道。他在重慶時也常常看到關于八路軍地區的消息，但很不全面，也不連貫。還應提供一張完整的地圖，使人一眼就能看出戰局形勢的發展。他建議可以學習晉察冀軍區參謀長唐延杰出的每月戰報，及時提供當地的戰況。使人一看就知道真象。邁可還和周恩來副主席研究過這方面的事情，并且會見過那些準備幫助外國記者的翻譯。

萬事俱備，只等來客。忽然晉西南閻錫山司令部發來電報說，記者團要在他們那里多逗留幾天，然后由閻錫山的兩位官員伴送來延安。

在延安沒有看到種植鴉片

記者團終于到了，除了毛主席外，其他黨政軍要員都去交際處迎接，當晚還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宴會。記者團的領隊是國民政府立法院的謝保樵委員。在他離開延安前，我已與他很熟了，因為他們去訪問各個地方時總是我和他一起坐在駕駛室里。中國記者中邁可認識的只有魏景蒙，外國記者中他認識的有根塞·斯坦因和伊舍瑞爾·愛潑斯坦。

閻錫山司令部來的兩位官員，一位是閻錫山地區的財政局長徐士珙，是閻太太的侄子，另一位是過去山西省主席的兒子趙宗復，也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有趣的是當我哥哥從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回國時，曾有人來說媒，想把這位趙先生的小妹妹許配給他。不過，這門親事沒成。這次意外見面，我們還是談得十分投機。

記者團逗留了3個星期。這段時間里，我們也跟著他們到處參觀，還參加了許多為他們而設的宴會。邁可主要陪一組對軍事形勢有興趣的記者，而我則陪另一組去魯迅藝術學校的記者。

所有的記者對延安都有深刻的印象。國民政府搞的反共宣傳手法也確實太笨拙了。來延安之前，有關當局曾對那些記者說，你們到延安后可以看到許多人在種植鴉片，還說共產黨自1939年以后就沒有認真地和日本人作戰，還公布了一份已被共產黨處死的人的名單。事實恰恰相反，他們沒有看到一個人種植鴉片，他們了解到共產黨同日本人打了許多仗，他們也會見了那些據說已被處死的人（名單上有一人我們認識，他叫張鎮，是晉察冀邊區的軍械局長）。

有一次，我陪記者們參加了一個聯歡會，到會的全是藝術家、劇作家、演員、教授和畫家。這是一次非常熱鬧的聚會。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作家丁玲和電影明星陳波兒等有名人物。只是毛澤東主席的夫人江青沒有來，使大家感到有些失望。據說是她身體不好。

沒過多久，我和那批記者在王家坪十八集團軍總部舉辦的一次舞會上，見到了毛澤東主席的夫人江青。

有一天下午，我們應邀去訪問延安地區警備司令部。司令員是賀龍將軍，內戰時期的著名將領。他領我們到處參觀，包括武器、通信設備等等。閑談時，賀龍將軍對我說：

“我聽說你老家在山西離石。”

我點點頭。他繼續說：“你知道，1936年春天，我們進攻到山西，快要打到離石了。你父親是我們掌握的地主名單上的頭號人物，那時如果我們到達離石，你家的那些土地就要全部分掉。”他對我咧嘴笑一笑，“不過，我們沒有打到離石。后來就實行統一戰線，我們才到了這里。”

我記得，1936年春天，父親曾接到我三嬸母的來信說，紅軍在夏天可能要打到離石，地主的財產全部都要沒收。當時她嚇得要死，不知如何是好。

另一次難忘的集會，就是訪問魯迅藝術學校。那天晚上，學校花園里掛滿了五彩燈籠，整個會場布置得非常漂亮，幾乎使你忘了現在還處于戰爭時期。參加集會的人不論男女，個個都有很好的文藝修養，演出了一些非常有意義的有關前線的話劇之后，開始跳舞，最后又跳起了秧歌舞。這是一種簡單的三步舞，配以當地的民族音樂，這里的任何一個莊稼人都會跳，也都樂意跳，我雖然過去沒有跳過，但那天聚會大家都興高采烈，我也忘了害羞，跟著大家一起扭起了秧歌。我很喜歡這樣的聚會，從那天起，我就常常去參加藝術學校的各種集會。

兩個星期以后，全體外國記者要到晉西北的前線去訪問。中國記者因規定的期限已到，準備回重慶。有幾個記者認為延安很有意思，想多待幾天，但這樣就會有危險，可能會被有關當局認為同情共產黨。

根塞·斯坦因先生為了寫他的書多住了幾天。天主教報紙的神甫咸那汗和中央社的顧問武韜先生跟中國記者一起回去。只有一位中國記者張先生暫時留下來，等去前線的外國記者回來后，再陪他們一起回重慶。

我和他們相處了這么多天，跟他們都很熟悉。我和訪問團團長謝先生談過好幾次話。有一次我告訴他，我們從前線回到后方的人，常常是擠在一部卡車里，特別是遇到下雨天，一等就要好幾天。這時，謝先生說：“為什么你丈夫不去重慶工作呢？那里電臺工作也很多，他有高超的技術，肯定會賺到不少的錢。”

面對這種虛偽的言辭，我就問他：“我們愿意到重慶或英國去，可是你能保證我們的安全嗎？你可能知道，有些外國人，荷蘭人、瑞典人、法國人，他們一到西安就遇上麻煩，有的還被關進牢里，還不是因為他們是從延安去的。其實他們是從北平日本人的統治下逃出來，經過共產黨的根據地而已。”

我們的談話，往往一談到這里就卡住了。因為謝先生始終不敢擔保我們到達西安國民黨統治區后的安全。

周恩來送別記者團離開

記者團離開的前夕，交際處舉行了一個歡送會。前來歡送的高級人士中有周恩來副主席、葉劍英參謀長等人。我想他們也許酒喝多了，大家都顯得有些敏感，感情有些激動。為了交通工具問題引發了一場爭論。因為卡車的發動機有些毛病，司機不敢保證車子能如期開出。謝先生堅持第二天一定要走，爭論幾句之后，他竟然指責延安當局有意扣留他們。因周恩來副主席曾經勸他們多住幾天。

周恩來副主席當即反駁說，延安方面盛情款待記者團，盡量使記者們能看到他們想看的一切。現在領隊的居然說出這種話來，實在是出乎意料。記者團里的人都覺得謝先生這樣說太不像樣，但也不愿意得罪他。只有魏景蒙準備站起來說話，但未等他開口，周恩來已經站起來，從容地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別。

第二天上午10點鐘，卡車已修理好了，那天陽光普照，大家的心情和前一天晚上迥然不同。周恩來副主席早飯后不久就來了，他和來訪者有說有笑，仿佛把前一天那件不愉快的事忘掉了。

記者團走后好幾個月，有一批外國記者跟美國軍方人士一起到延安來，從他們那里我們才聽說記者團報道延安情況的內容還算不錯，可是有些官方報紙，還是說延安郊外種植鴉片。神甫咸那汗和武韜先生認為這種說法太不誠實，兩人均宣布說，他們在訪問延安期間，根本就沒有見到有種植鴉片之事。

閻錫山部下的兩位官員，徐先生和趙先生想多看看延安方面的情況，多住了十來天。有一天他們去參觀在前方使用的最新式的、便攜式收發報機，這是邁可設計的。他們看了后印象極深，見到我就說：“這里的無線電設備比中國其他地方都先進，比我們先進，比國民政府地區也先進。這都是林邁可先生的功勞。”

他們對邁可有如此評價，我內心當然很高興。那位徐先生又問：“為什么你和林先生不到我們地區去？閻錫山將軍有更好的物質條件，可是找不到像林先生這么能干的人，去裝配那么好的通信設備。”他又說：“你們11月份來好不好？那時一般戰斗不多，我們將派馬車來，還要派4匹騾子來接你們，好讓你們在路上走得快一些，舒服一些。”

這突如其來的建議，對我的確很有吸引力，因為在閻錫山地區還有我的不少親戚，有些還是童年時代的朋友。我感謝他們的邀請，但我說要和邁可商量，還要和延安當局談談。接著我們又談到家鄉和我愛吃的食品，引起我對童年時代的回憶。

后來我把這一切告訴邁可，他認為有機會去閻錫山地區看看一定很有意思，但要先和朱德總司令或者葉劍英參謀長商討。朱德總司令表示他不大信任閻錫山，可是只要閻有正式公函來借用林邁可，那時，會作出適當的安排。

事實上，正式公函一直沒有來。11月份我們收到徐先生寄來的一個包裹和一封信，信上大意是過這么久才寫信很抱歉。由于抗日戰事緊張，暫時不便請你們來這里。附上6碼紅布和藍布，兩條毛毯，作為禮物。今后環境許可，當再邀請你們，等等。

邁可說，他對去閻錫山地區訪問的計劃，一直是有懷疑的，收到這封信后，我們就死了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