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5年9月2日清廷下詔立停科舉，至今已有110年。科舉雖然早被廢除，但以公開考試選拔人才的理念及方式仍在影響中國社會：每年各地高考的第一名仍被稱為“狀元”，有些地方甚至讓高考“狀元”穿上袍服、戴上冠帽、拜謁先師、騎馬游街，過一把“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登科癮……這種文化上的“內在延續性”，也是科舉受到持續關注和討論的原因。

隋唐以降，科舉考試成為寒門士子向社會上層流動的主要制度通道，但這種社會流動的實際功效如何？公平是科考推行者的首要考量，但地域差異、家庭出身對應試結果真的沒有影響嗎？舞弊與防舞弊的較量，在古代的科場上如何進行？科舉與王朝興亡的關系更是為人津津樂道，明朝覆亡與八股文、清朝崩潰與廢科舉之間，存在因果鏈條嗎？

圍繞這些問題，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采訪了中國教育史研究者、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系講師李林。

談制度：貴州只出過兩個文科狀元，公平嗎？

澎湃新聞：關于科舉考試是否促進了寒門士子向社會上層的流動，學界有些爭論。您怎么看？

李林：可以說，科舉選士的確立，完成了中國古代人才選拔從“出身本位”到“學識本位”的制度化轉型。這種以定期考試來選拔人才的制度，原本含有遏制中古貴族及世家勢力的考量，自然也為平民出身的優秀人才，提供了晉身上流社會的制度通道，因而促成唐宋之際中國社會的重要變革。隋唐以降歷代文官政府的建立，無不倚賴這一掄才制度，即便異族入主華夏也不例外。

關于科舉考試與社會流動，我們耳熟能詳的一些詩句，比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就是對這一現象的直觀描述。何炳棣先生的名作《明清社會史論》，闡明科舉如何成為明清平民出身者的“成功階梯”，促進社會流動。當然，也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和商榷，比如普林斯頓大學的艾爾曼（Benjamin Elman）教授，他認為科舉考試所促成的，其實是精英階層內部的“再生”與“循環”。艾氏的批評也提示我們，即便在社會流動的大背景下，具體到不同時代、地域、家族與個人，具體情形依然懸殊很大。

所謂登科者的“寒門出身”，主要是指其直系父祖不是貴族或高官。畢竟，培育一個子弟及第中舉所需要的各種成本，真正窮困的家庭還是難以負擔的，偏遠地區更是如此，這當中可能涉及所謂的“公平”議題。比如明清科舉史上，貴州只出了兩個文科狀元（有些省份甚至沒有狀元），一是1886年丙戌科狀元趙以炯，一是1898年戊戌科狀元夏同龢，他們其實都來自頗有勢力的官宦之家。即便如此，他們從貴州山區到金殿奪魁的“成功階梯”，也極為不易。所以當他們奪魁的消息傳出，中外震動。要是換作直隸或江浙出了個狀元，當然也是大喜事，但就不會那么轟動。

澎湃新聞：剛才提到公平問題，這也是古今社會共同關注的重要議題。科舉既然作為帝制后期千余年間人才選拔的重要機制，如何保證公平？實際效果如何？

李林：是的，對于考試制度的設計者和執行者而言，公平問題應當成為重要考量。你去看很多地方的貢院，當中總有一座主體建筑，就叫“至公堂”，是考試時外簾考官辦公的地方。對于科舉的公平問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談。

首先從設計理念上來說，應該指出這種公平是相對的。說科舉制度設計相對進步，是基于與前代的選士制度縱向比較而來。如果要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科舉的設計還是有諸多“不公平”。比如除了少數特殊時期和個案，從制度上就不允許女性應試，很多時候也完全剝奪或嚴格限制了商人、娼妓、優伶、皂役、胥吏及其他“賤民”及其子弟的應試權。我們只能說，科舉制度極大地擴大了傳統選士的社會來源，也盡量兼顧了各地區文化發展的差異。

其次是執行程序，為了保證公平，嚴防作弊，古代科場已發展出一整套防弊體系。我們今天考場的各種防弊措施，除了在技術手段上進步之外，其中的設計程序和方法，大多可以從科場防弊條例中找到對應雛形。

這當中有些措施頗為有趣，比如為了防止“冒籍”——類似今天的“高考移民”，為了追逐較高的考中機會而假冒籍貫應試。除了審查文件之外，還會安排專人“審音”，就是看考生能否熟練說本地方言。今天的考場大多禁帶通信工具，并屏蔽無線信號。以前比較“先進”的大概也只有“飛鴿傳書”，為了防弊，考前就要預買老鷹、鷂子等猛禽，如果信鴿飛起，立馬拿下，也算切斷了信號源。甚至今天通用的指紋識別身份的方法，乾隆年間貴州的一名巡撫就已研究過，并建議用來防止武科考試中槍手替考。不過皇帝認為這樣太過瑣碎，不成體統，最后沒有采用。

當然，盡管科舉防弊制度設計嚴密，對舞弊案也嚴加懲處，舞弊問題還是層出不窮，地方層面的考試尤其如此。歸根到底，科舉制度只是政治體制的一環，背后涉及的是更深層的政治權力內部制衡和外部監督的問題。防弊和舞弊，正如貓與老鼠、警察與小偷、醫學與病毒，對立雙方都不斷在相互較量中提升“水平”。結果，防弊措施越嚴密，舞弊手段就越高超，相互促進，惡性循環。

談內容：八股文罪大惡極嗎？

澎湃新聞：科舉考試的本意既是選拔人才，可我們今天提到科舉，印象卻大多是負面的，甚至覺得科舉考試摧殘人才，為何如此？如何看待我們大家耳熟能詳的像范進、孔乙己這類科舉人物形象？在您看來，科舉考試的最大缺陷在哪里？

李林：科舉考試的缺陷，不在考試掄才這種方式本身，而在考試內容。原本科舉考試的設計，也要求士子博通經史、熟悉典章、精于文學、長于治事，但現實中，真正做到通經致用的不多。很多人只是為了應試，背誦節本，尋求捷徑。從經典中斷章取義得到的教條，對處理實際政務裨益不多。這種弊病，唐初趙匡就已一針見血地指出，叫“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直到晚清議論革廢科舉，這仍然是最為有力的指控。

科舉考試的本意確實是選拔人才，準確來說是網羅人才。至于為何有摧殘人才的負面印象，剛才說到科舉考試的內容，的確局限太多，很難獲得現代知識語境中的理解。此外，在傳統的社會觀念及流動分層中，讀書人除了做官、入幕、教學，可能的體面選擇不多。而要成功中舉，競爭極為激烈，所以不少人終身困頓潦倒，不得一第。一部科舉史，書寫的雖然大多是成功者的光輝史，但背后其實是絕大多數落第者的辛酸史。

此外，這種負面印象也與時代變遷對“人才”的理解和要求變化有關。在傳統中國、儒家主導的體系中，科舉遴選出來的無疑都是文化精英，受到優待尊崇。但近代以來的歷次劇變，徹底顛覆了既有的文化基礎、政治模式、社會結構和知識范疇，也改變了我們對“人才”的要求和理解。

至于范進、孔乙己這類文學形象，我想除了要從中讀到對科舉制度及人性丑陋的批判，也可以看到科舉功名在傳統乃至近代中國的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想想看，為什么范進中舉前后，家人、鄰居、鄉紳對他的態度即刻逆轉，而打折孔乙己腿的丁舉人，何來如此的權威？

而且，成功塑造了這兩個人物形象的吳敬梓和魯迅，其實都考過科舉。安徽全椒的吳家在清代雖然科舉人才輩出，但吳敬梓只是個久試不第的秀才。當然，也不能單憑這些案例就徹底否定科舉拔擢人才的功效。考試有考試的規則，古今都一樣，總有遺漏的人才。

魯迅和弟弟周作人其實都習作八股、考過科舉，而且都曾通過會稽縣的縣試和紹興府的府試，如果再通過院試，就是正兒八經的秀才了。不過魯迅后來進了南京的礦路學堂，沒再繼續考科舉，周作人又接著考了幾年，好像也沒考到功名，后來也去了日本留學。知道這層，就容易明白為什么周家兄弟雖然都以新文學聞名，但舊學功底都很好，而且寫到與科舉有關的問題都很深刻在行。

澎湃新聞：說到科舉考試的內容，最飽受詬病和非議的自然是八股文，您對此如何看？在制度設計上，八股取士有何利弊？

李林：是的，說起科舉，不少人很容易聯想到八股文，并大加批判。其實八股文真正作為考試文體，主要是在明、清兩代，而且除了八股文之外，還考策論及試帖詩。不過八股文考試放在頭場，在考官閱卷和排名中占的權重很大，考生也主要鉆營于此。因此，今天的人大多有八股文獨霸明清科場的刻板印象。很多人說起科舉，幾乎必罵八股。不過很多時候，“八股”已經蛻變為一個代名詞，甚至形容詞。就像啟功先生說他曾遇到有人用“八股”二字為貶義詞，但竟不知這原本是一種文體的名稱。

對于八股文的撻伐，歷來可謂史不絕書，有些指控是很嚴重的。比如明末有人寫此儀狀，貼于朝堂：“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妻兩口，奉申贄敬。晚生文八股頓首。”言下之意，是要將大明王朝覆亡的罪責歸到八股文身上。1898年康有為奉召應對，更說出“臺、遼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萬萬之款，不賠于朝廷，而賠于八股”這類的話。國家危難之際，反思和批判人才選拔體制理所當然，但如上言論無疑還是有些過激。反過來想想，康有為若非熟讀經史、精于八股，恐怕也難有機會進京應試，參與上書，得見皇帝。

如果我們不只糾纏于對八股文的價值判斷，可以轉而思考：為什么很多人激烈批評八股，它卻仍然作為一種主要的考試文體不斷沿用？這當中其實存在著一個利益均衡的“三角關系”：對朝廷而言，八股考試的內容、形式和語氣，無疑有助于意識形態的統一；對考官而言，八股是規范的標準化作文，在閱卷任務重、時間緊的條件下，有利于快速閱卷定等，按時發榜；對考生而言，有相對固定的考試范圍、作文格式和優秀范文來準備應試，自然是無任歡迎，古今考生都一樣。既然八股考試有這么好的可操作性，而且沿用中環環相扣，陳陳相因，就不容易廢除了，這有點像制度經濟學所說的“路徑依賴”。除非有重大沖擊，打破均衡。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八股文只是科場的“敲門磚”——門敲開了，磚自然就扔掉了，不用太過當真。所以我們翻看明清文人的集子，絕少看到他們將八股文章收入其中。

談影響：廢科舉導致了清朝滅亡？

澎湃新聞：晚清科舉由“改”到“停”，經歷了持續的爭論、探索和嘗試。期間出現過不少改革方案，比如保留形式、更新內容，但為什么最終還是將科舉永久停廢了？

李林：對于科舉制度、八股選士的改革嘗試，之前曾有過多次，但最終都照舊沿用。在當時的條件下，科舉掄才、八股選士還是被證明為行之有效、相對公平的制度。晚清情形不同，所謂“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僅是接連不斷的戰場失敗、談判失利、割地賠款，更在于對傳統經濟基礎、政治秩序、文化自信和社會結構所受到的根本沖擊。這時候來反思和批判掄才體制，對科舉“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的指控，就更加有力。

除了主張徹底廢除科舉的激進派，較為溫和的改革方案，就是在科考內容中加入西學、西政、西藝，在不改變根本體制的前提下來改革科舉。此外，也有提議建立新式學堂，革新課程，但允許學生參加科舉考試，或畢業考試合格，授予相應的科舉功名。這種方案，試圖將學堂培育人才的功能和科舉選拔人才的功能結合。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減少科舉的錄取名額，達到逐步過渡和緩停的目的。

1905年正式停科前的兩屆鄉試和會試，其實已在文體上廢除了八股，全考策論；內容上加入了西學和時務，淡化經學。不過，這些改革不能在短期內看到實效，難以救急。雖然就像關曉紅教授所說，1905年停廢科舉并不是“瓜熟蒂落”的自然過程。但新政改革迫不得已的疾風驟雨節奏，推廣學校教育的迫切需要，以及內外重臣的聯合推動，最終還是促成了科舉改革從“緩停”到“立停”的轉變。其實當時的停科準備尚不充分，以致停科后立即出現很多棘手問題。

澎湃新聞：說到停科后的問題，有人提出，科舉廢除后士人叩官無路，轉而拋棄皇權，甚至投奔革命，因此廢科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潰，確實如此嗎？廢科后傳統士子還有哪些出路？從長遠來看，停廢科舉對中國文化和社會有何影響？

李林：廢除科舉固然加大了朝廷與士人、尤其是正在形成的新興知識階層之間的離心傾向，有人因此而拋棄皇權，轉向革命。這在廢科前后出洋留學的年輕學生群體中間，表現得更為明顯。

不過，要在科舉廢除和清朝崩潰之間找到更直接的因果關系鏈，恐怕還需要做更多考察。因為革廢科舉只是晚清教育改革的一環，而教育改革又只是晚清新政改革的其中一環。清政府在廢科前后，確有一些針對傳統士人的安置措施，比如揀選入官、入讀新式學堂、派遣留學、充當教習等。但由于時間緊迫，而且晚清官場本已嚴重人浮于事，要安置數量龐大的士人群體，絕非易事。

關于廢科后士人的出路，有一組學界研究較多的個案：劉大鵬和朱峙三。一個在山西太原，相對閉塞，固守經典；一個在湖北武昌，九省通衢，留意新學。一個是舉人，年紀偏大；一個是秀才，正當盛年。前者較為悲觀，幾乎覺得天崩地陷；后者則頗為淡定，可以較好調適。可見傳統士人在這種劇變中的升降沉浮，既受時代大勢、制度變遷影響，也有個人的學識、能力及際遇等因素摻雜。

科舉的廢除，雖然表面上看來只是一種人才選拔體制的改革，但背后其實是整套教育體制和知識結構的換血。此后，傳統儒學再也無法回到絕對權威的中心地位，制度的儒家因此宣告終結。科舉的廢除，也切斷了“士”的制度性來源通道，最終導致傳統“四民社會”解體。新興的知識階層不再像傳統士人一樣，受到功令、朝政及鄉里的束縛，他們自由流動的空間范圍和職業選擇更為廣闊。而且他們為了追求更有利的資源優勢和發展機遇，大多向新興的文化中心和商業中心聚集。這種劇變的后果之一，就是鄉村社會的進一步凋零、殘破和失序。傳統依靠詩書傳家、科舉功名來主導地方社會的縉紳階層逐步消失，而憑借武力和經濟為后盾的地方新豪強逐步興起。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后來的動亂和革命預埋了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