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湖南平江縣敬老院，91歲的朱錫純正在午睡。他太老了，骨架之上只有一層薄薄的皮包裹，背部45度佝僂讓他的睡姿看起來像一只無力的干蝦。

很難把眼前這位垂暮老人和73年前那位翩翩風度的軍中少尉作聯想，炮彈和螞蝗在他的身上留下7個傷疤。1942年8月，他是走出野人山的幸存者之一，但他兩位親如兄弟的戰友連同數萬遠征軍都淪為胡康河的白骨——這里最大的敵人是自然，毒蟲鼠蟻帶來的瘧疾、回歸熱和其他傳染病。

野人山的生和死都慘烈至驚心動魄。朱錫純為沒能給兩位戰友帶回遺書而悔恨，現在，就連祭奠他們也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滇西抗戰研究學者戈叔亞告訴澎湃新聞，在當時惡劣的條件下，野人山死亡的遠征軍遺體多被遺棄，更不用說立一塊墓碑。

走出野人山的隨軍翻譯，詩人穆旦很長一段時間沉默，很少寫詩，直到三年后，他提筆寫下《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一）

1942年5月的一個夜晚，在緬北胡康河谷南岸，17歲的中國遠征軍第五軍新編二十二師少尉錄事沈錫純（記者注：解放后返鄉改名朱錫純）不愿參與士兵們為晚餐準備的屠殺黃牛行動。

借著火光，他看到一只黃牛的前腳后腳都被綁緊，一位士兵拿著根用火烤硬的尖竹，猛地刺向牛的喉管。晚餐是盆缽滿滿的牛肉，朱錫純卻只盛了一碗白米飯，為此被戰友嘲笑了一番，“沒出息，當兵的人還迷信！”

他從沒見過殺牛，小時候，母親在菩薩面前許過愿，不滿18歲，不能吃牛肉。打敗仗后的行軍沮喪又苦悶，朱錫純腳踝的傷口沒有痊愈，打著赤腳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距離入緬作戰已經有2個多月了，此番出國是為保住滇緬公路這條中國唯一通往外界的“輸血管道”。

1941年12月，日軍先頭部隊入侵緬甸南部，直接威脅仰光和滇緬公路，也威脅英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與此同時，日軍海軍航空隊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這讓中、英、美三國走到一起抗日。1941年12月，中英簽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緬路協議》，中方以第五、六、六十六軍共10萬余人組成遠征軍，由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羅卓英和同盟國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指揮，1942年2月先后從云南進入緬甸。

但因“前線緬奸出沒，且英方運輸不能配合”等原因，這次入緬與日軍交戰失利，不得不向后方撤退。

晚餐后，朱錫純跟著重機槍連在一條不寬的古道上行軍，后邊傳來話——“轉戰野人山。”

此前，他已收到師長的命令要求“輕裝突圍”，重型武器、槍都炸掉了。他帶著一把在村莊老百姓家里拾來的緬刀上了路，這把刀“黑烏烏的，全長不過兩尺，沒有一絲缺痕”，這讓他想起小說里說的“緬刀能斬銅斷鐵”。

野人山又名胡康河谷山，位于緬北與中國、印度交界處，東西面都是高聳入云的橫斷山脈，山區最高點海拔超過3000米。在緬語中，野人山意為“魔鬼居住的地方”。因有野人出沒而命名，野人山山巒重疊，林莽入海，沼澤綿延不斷，野獸橫行。直到抗戰結束后60余年，這片山區大多還是未開發的原始森林。

媒體人李根志曾多次進出“野人山”，2004年是第一次。“非常寧靜又暗藏殺機。”11年后的這個8月，他再次回憶起當時的場景，他們一行駕駛的越野車就像闖入到一個密不透風的空間，時光仿佛凝滯，世界是一潭死水，只聽到發動機的轟鳴聲，蛤蟆“咕咕咕”的叫聲，和青皮猴尖銳的啼叫。

密林遮天蔽日，人跡罕至的陰森景象也讓朱錫純情緒低落。“天上有濃密的樹林遮蓋，稠密的地方，太陽透不過，白天也像夜里一樣，地面又潮濕。”

這時，隨行的戰友朱斌提議，燃起篝火來解悶。朱斌是二十二師政治部少校，東北人，三十六七歲，體格健壯，喜好煙酒，平時沉默寡言。這一路行軍打仗隨行，與朱錫純關系不錯。

朱斌的提議得到響應，很快，原始森林中點點篝火閃爍。“戰士們圍著它抱膝閑聊，比摸黑情緒高多了。”朱錫純回憶。

夜間燃點篝火聊天，由此成為野人山行軍的固定活動。但沒過幾天，軍中士氣又開始低迷。野人山的坡地多是五十度的陡坡，爬上陡坡還有高深莫測的山澗，只有一根腐朽的獨木橋聯系兩端，令走過的人有命懸一線的感覺。

“初走還不覺得怎么樣，約莫過了四分之一路程，我向獨木橋下看去，只見霧氣騰騰，白云滾滾。我心里一毛，汗毛一豎，腳桿子不由得一軟，急忙伸手去扶欄桿，誰知這木樁與木樁之間的樹藤欄桿軟韌有彈性……一根木樁從腐朽的樁眼中撬出崩掉的一塊朽木，木樁接二連三往外側斜。” 朱錫純身子隨木樁一歪，所幸手扶的木樁被有彈性的樹藤彈回沒有摔倒，但早已嚇出一身冷汗。

軍心動搖的時候，日軍出動飛機向野人山空投勸降傳單。有的傳單掉進溝里被士兵撿到。李國良告訴朱錫純，師長有令，撿到傳單的一律上繳，不準閱看。但隊伍中已悄悄傳開傳單上的內容，說“我們已走入歷史上沒有人煙的絕路，必定會餓死在山里。日軍奉勸我們投降，說絕不虐待我們”。

將近30歲的二十二師政治部上尉李國良是朱錫純的上級，也是亦師亦友的戰友。這位山東大漢戰前在山東的大學求學，畢業于中央戰時工作干部訓練團。因分管宣傳工作，口才好也樂于助人，李國良經常給“小沈”沈錫純講抗戰形勢，也是他學英語的老師。

李國良鼓動朱錫純在篝火夜談時唱歌鼓舞士氣。這是朱錫純的強項，14歲時他就參加第九戰區抗日流動宣傳隊。能歌善舞，二胡也拉得不錯。

即使在73年后，老人還保留早年練下的“童子功”，清清嗓子，一首鏗鏘有力的《中國不會亡》瞬間就把人帶回戰爭年代。

當年，他就是手持李國良從篝火里撿出的一根拇指長的樹枝當指揮棒，手、口配合，給圍坐在篝火前的戰士們表演，“四方是炮火，四方是豺狼，寧愿死，不投降，我們的國旗……飄蕩……八百壯士一條心，十萬強敵不敢擋……同胞們，起來，快快趕上戰場拿八百壯士做榜樣。中國不會亡……不會亡，不會亡，不、會、亡！”

朱錫純記得，收尾的“亡”字和指揮棒恰到好處地同時休止。那天晚上，他以口代胡琴，和李國良一道唱了一首又一首：《大刀進行曲》、《滿江紅》……圍觀的人越來越多，掌聲在山谷間久久回蕩。

雨季來了。

73年后的8月到訪滇西，恰又遇上雨季，雨沒完沒了地下，每天每夜地下。來得猛收得也快，剛剛放晴后，不隔一小時又來一場瓢潑大雨。下雨之后，白天悶熱晚上冷得很。當地人說，滇西緬北這里，一年只分旱、雨兩季，雨季從5月開始到9月才結束。

“即使密密麻麻的樹葉也擋不住瓢潑的大雨。順著樹干流下的雨水，就像山泉源源不斷地從我倚在樹旁的雨衣上傾泄而下。在這黑漆漆的夜里，既摸不到遮蔽的地方，又不敢再靠樹干，更不敢席地而坐。只好穿著雨衣，兩手抱膝，勾頭弓背，一直蹲到天亮。”多年后，朱錫純在他的回憶錄中極盡細致地描述了原始森林可怖的雨水。

這雨水絕不是豐盈生命的源泉，而是時刻會勾走性命的洪流。湍急的黃流把士兵扎的筏子沖散了架，就在朱錫純面前，至少有4名士兵被漩渦卷走，連“救命”都沒來得及喊。

時任新二十二師最高長官杜聿明此后也在他《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中回憶，“……洪水洶涌，既不能徒涉，也無法架橋擺渡。我工兵扎制的無數木筏皆被洪水沖走，有的連人也沖沒……”

山洪阻路，加上日軍追擊，原始森林中的糧食補給變得異常困難。斷糧已經兩天了。夜晚的篝火再不是士兵聊天解悶的裝點，而是用來解決溫飽大計的火種。篝火上，架起了數不清的行軍鍋、罐頭筒、鋼盔，森林中任何可能的食材都被扔進去烹煮：蛇肉，毛猴，最常見的是野芭蕉蔸——這種野生植物吃進腹中十分漲肚，“嘔嘔不出，拉拉不下，口里酸涎直冒，弄得我坐臥不寧。” 朱錫純也吃了不少野芭蕉蔸充饑。

隨軍的黃牛也漸漸被殺掉，再看到那些在鋼盔中烹煮的牛蹄，朱錫純已是“不斷冒口涎”了。消息靈通的李國良告訴他，糧食已經告罄，現在這些騾馬、黃牛，還有芭蕉蔸只能維持幾天。現在只能等待空中投糧了。

又是兩三天過去。朱錫純看到，餓倒在路邊、茅草堆里的士兵不計其數。而他也逼近身體極限，餓極只能吞一把鹽，連找野芭蕉蔸的氣力都沒有了。這時，幾乎是一根玉米棒子救了他的命。

“兩個士兵挎著鼓鼓的干糧袋來到我后邊，其中一個手里還拿著三分之二的玉米棒子。我一眼瞥見他嚼得津津有味，禁不住兩頰的內膜涌滿了酸涎。”如今，坐在平江敬老院朱錫純老人的床前，看他點燃一根香煙，緩緩說起這根玉米棒子的往事，老人因衰老而混濁的眼球竟灼灼發亮。

年輕的軍官提出，用左手的金戒指換士兵的一根玉米棒，卻被拒絕。“和他兌了吧，怪可憐的。”幸得身邊另一位士兵勸說，玉米清甜的汁液迅速溢滿朱錫純的口腔和胃，雖然還是一根未成熟的玉米，他已幾乎是連嚼帶吞進腹中。

空投補給在斷糧后的十天終于來了。但沒想到糧食首先帶來的竟是“殺身之禍”。

餓極了的士兵跟著飛機跑，去爭搶從空中降落的大米。“飛機兜回來，一個兩百斤米的麻袋滾下來。……撿米的士兵被著地的第三袋推遠了好幾尺跌倒在地，麻袋壓在他瘦骨嶙峋的軀殼上。隨即他就口噴鮮血。濺得第二袋上也沾有點滴紅印，不待搶救，已是兩眼翻白，手癱腳硬了。”這位可憐的士兵就在朱錫純的身后死去。但更多人又繼續追逐新的米袋。

有的米袋被掛在樹上戳破了，白花花的米直往下流，引起一群人的哄搶。大米、大餅、牛油罐頭、咸魚、腌肉這些斷糧時想都不敢想的美食佳肴都來了，但有的士兵卻因餓了太久而胃腸功能退化，驟然過度飽腹被活活脹死。朱錫純看到，有人吃太多大餅，結果肚子脹得像孕婦，“把褲子也脹裂了。像這樣橫七豎八脹死在路邊的，就我所見總有二三十個。”

這只是噩夢的開始。因為很快，野人山和那加山腹地到了，這是原始森林最兇險的地方。

到過野人山的人都不會忘記一種小型“吸血鬼”——螞蝗。在中國南方的許多山區都有螞蝗，但滇西緬北密布的密布森林提供庇護它的溫床，因此更為密集，兇猛。

李根志說，這種活物附在人身上時你毫無知覺，待吸血后它周身被吸進的血液填充得圓滾滾，而被它吸過的地方將疼痛難忍，想要拔出還很費勁，如果你捉住它的身子往外拔，一邊掉了，另一邊它吸盤還在人體中可以繼續吸血。而被螞蝗交叉吸血的人容易患上傳染病。

朱錫純身上被指甲蓋大的螞蝗吸出了6個洞。但螞蝗僅是原始森林中毒蟲蛇蟻的一種，森林里氣溫升高讓這些動物愈加活躍。他看到“成群結隊的螞蝗，最長的有五六寸；嗡不絕耳的蚊子最大的有寸把長；絡繹不絕的螞蟻最大的有寸多長，還有毒蛇、蜈蚣、百足蟲、蝎子和比芝麻小點的蟻蟲以及叫不出名字的昆蟲。”

這支遠征軍并未經過熱帶叢林作戰的訓練。打敗他們的不是人而是這些小生物，因缺醫少藥，被叮咬吸血后的士兵紛紛患上疾病，回歸熱、瘧疾、破傷風……

死的人越來越多，被雷陣雨淋濕浸透后，遺體加速腐爛。各種灰色、褐黑色、藍色的尸水混合在一起，往低洼處流動。在太陽的蒸發下，發出奇臭。

“有人問我死尸是什么氣味？哎呀……那真是說不出的難聞。”朱錫純心有余悸地說，死尸的味道他一輩子忘不掉，當時他真想把呼吸關掉。

遺體被遺棄在路邊，人們朝不保夕，顧不上掩埋戰友。事實上，朱錫純親見，成群的螞蟻像河流一樣移動，在一兩個小時內將尸體啃噬成白骨。

身邊的戰友一個一個倒下，李國良也不幸患上了瘧疾。臨終前，他拜托朱錫純，如能走出野人山，請幫他把出國幾個月的津貼領出來，帶給他的戀人——在昆明西南聯大讀書的一位姑娘。接著，他在口袋里拿出紙筆，借著篝火的光把人名和地址寫給朱。

但朱錫純已無心細看——他的心思都在這位瀕死的戰友身上。他把紙條隨手往口袋中一放，這一放也留下了終身的遺憾。

“李國良臨死前還讀了一首七絕詩，我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聯軍履北斷歸途，投筆從戎志未酬。革裹尸還猶豫自愧，流亡何語謂班侯……他是自比班超，作戰屢戰屢敗，沒有歸國路。”李國良交代朱錫純，把這首詩也轉給他的戀人。

另一個戰友朱斌也患上了不知名的怪病。他的雙腳麻木，腹部也沒了知覺。朱錫純記得和朱斌見的最后一面是在一個用茅草和野芭蕉葉搭蓋的棚子。棚子里的篝火旁還伏著一個患上“虎利拉”傳染病的戰士，棚角上躺著一副白骨。

朱斌想寫一封信給他的同鄉，“抽出鋼筆，筆尖干枯了，甩了兩下仍是寫不上。”朱錫純用水壺倒了一點水遞給他，他蘸筆寫在了李國良那封信的背面，寫好后又遞給朱錫純，“我隨手往口袋里一插，就忙去扶他睡好。”

這一晚，朱錫純睡在由兩副遺體架起的木棍上，把手腳也反綁在木棍上防止掉落。“已經顧不上害怕了。”多年后的今天，他回憶說，這種睡法叫“絞睡獨木棍”。

但當他醒來，那位也在棚內歇腳的“虎利拉”戰士告訴他，同伴朱斌已經斷氣了。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朱錫純過了一座橋，跟在前人揚起的塵土中，看到了一座醫院，那是目的地列多醫院。兩個半月煉獄式的行軍終于在1942年8月終結。

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10萬兵力，傷亡近6萬人，其中絕大部分是在野人山。

即使在幾十年后的今天，出入野人山仍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李根志形容他第一次走出無人區的情景：在萬籟寂靜中突然聽到印度音樂飄來，感覺一下子進入了歌舞升平的極樂世界。事實上，那只是一戶人家的電視節目聲。而直到60多年后的2004年，他和同伴進入野人山，仍發現有遠征軍遺棄的坦克、戰車，這么多年過去野人山還是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

走出野人山不久，朱錫純中斷了他的職業軍人生涯。1943年4月回國后，他脫離了二十二師，進入貴陽市第十八汽車三級修理廠做工。1962年，他回到老家湖南當了一名普通農民。

軍官沈錫純成了農民朱錫純。73年后，眼前坐的這位老人，在敬老院里靜度余生，和這所院里其他的老人一樣，在屋中枯坐等待每天三餐的鈴聲到來。他幸存的那些戰友也在一個個逝去。前幾年，有媒體幫他牽線聯系上了同樣穿越野人山的一位幸存戰友，女兵劉桂英。他從湖南趕赴安徽見老戰友，對方贈予的一張老照片，他“當寶貝一樣”收藏起來。

事實上，他還留有當年軍官的習慣：手腕上利落地戴著一副手表，一條手帕鄭重地疊在上衣口袋——盡管那件印有紀念字樣的T恤和它不那么搭調。這也讓他與這個小縣城郊區的敬老院環境不那么搭調。

在這個院里，他可以傾訴的對象并不多。現在，剩下的只有回憶了。往事都被他寫進了一本叫《野人山轉戰記》的回憶錄里。行軍時，他有記日記的習慣，可惜炮火兩度將他的日記燒毀。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重新整理手稿寫下了這本書。

可惜有些東西，無法重新開始了。就像李國良和朱斌拜托他帶的信，在列多醫院，被一位護士收撿衣服時誤燒掉了。

（五）

沒能留下墓地的不止野人山的遠征軍。

就在野人山轉戰后的兩年，又有7773名遠征軍傷亡于另一座山地間的“焦土之戰”。

“你看松山的樹又高又直，這是因為整片松山沒有一處沒有戰敗軍人的尸骨。”云南松山抗戰遺址管理所副所長邱佳偉對澎湃新聞說。

二戰接近尾聲時，在云南的雨季中打了一場天昏地暗的戰斗。從1944年6月4日，遠征軍71軍新28師向松山之敵發動進攻，到第8軍9月7日攻克松山，歷時長達96天。中國軍隊累計動用約10個團，兵力總計23695人。

日軍把被全殲稱為“玉碎”，用以表示“戰斗到最后一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場上，日本人自認為的兩次“玉碎戰”都發生在滇西：松山和騰沖。

軍事作家余戈在他的《1944：松山戰役筆記》書中稱，中國軍隊各攻擊部隊在松山戰役中傷亡總數達7773人（不含失蹤人數），擊斃日軍1280人，雙方對比約為6.2比1，且中方戰死人數超過了負傷人數（陣亡4000名）。

顯然，這是一場“慘勝”。在松山至今還保存著一棵“見證樹”。它在戰場上幸存下來，軀干大部分中空，但當把“金屬探測儀”靠近它，它會發出尖銳的叫聲，因為戰場的彈片曾劃過它的軀干，并就此留在了那里。

曠日持久的戰斗也使得陣亡者遺體不能及時收殮。邱佳偉說，因打仗時間太長，許多遺體只能任其腐敗，拋在松山上。直到戰勝后集中收殮，才留下一個第八軍103師的一座672人的公墓，1947年，保山建立第八軍陣亡將士公墓時，又把這里的部分遺骸遷到了保山易羅池畔，在松山只留下他們的血衣塚。

但松山的原碑在“文革”期間也被破壞，挪作學校走廊的條石，盡管后來找尋回來，但原刻有名字的字跡已經模糊，如今的墓碑是由幾塊不完全的殘碑拼接而成。

松山戰役69年后，2013年，一座中國遠征軍雕塑群在松山上落成。這座雕塑群來自于民間的捐資，由將軍方陣、娃娃兵方陣、駐印軍方陣、女兵方陣等13個不同方陣組成，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老兵方陣。它是根據28位遠征軍老兵模樣雕塑而成。

遺憾的是，有兩位老人沒能等到雕塑落成。就在遠征軍群雕落成的前一天，97歲的駐印軍汽車營少尉副排長耿蔭龍溘然長逝。

2013年9月，12名遠征軍老兵及部分老兵后人來到松山，他們或被人攙扶、或由人背負，或坐著滑竿登上了這座山。

【未盡】

坐落于云南騰沖的國殤墓園是國內目前規模最大的遠征軍墓園。但若與遠征軍在滇緬戰場陣亡的10萬余人相比，墓園里3000余座墓就只代表陣亡者中的極少數。

打敗仗軍隊匆忙撤退來不及收殮遺體，縱然打了勝仗，因戰時過長，被收殮和安葬的也是少數。而經此次一個月走訪發現，那些建之不易的墓地有不少在上世紀政治運動中遭損毀。

據滇西抗戰史研究學者戈叔亞統計，遠征軍第二次入緬作戰犧牲約4萬人，當年這些墓地主要集中在史迪威公路沿線，緬甸境內不下15處，分布于密支那、八莫、西保、南坎等地。然而在上世紀50年代緬甸的反華潮中，其境內的遠征軍墓地盡數被搗毀，原址上如今建起小學、菜園甚至廁所。

在抗日最后一戰“湘西會戰”的一處舊戰場龍潭鎮青山界，當年修建的葬有1931人的“中國國民革命軍陸軍第100軍19師63師抗日陣亡將士陵園”已全無舊貌。關愛抗戰老兵公益基金志愿者武思琪是龍潭人，他告訴澎湃新聞，當年公墓被破壞，墓穴經雨水的長期沖刷后，森森白骨曝露在外。

在軍史作家余戈看來，全國各地的抗戰烈士墓葬陵園的保護工作仍亟須更多關注，“至少給大家一個祭奠的地方。”

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政協副主席劉曉2014年曾向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提交了一份《關于重建、修建、遷建抗戰犧牲的烈士墓葬的建議》。

“我國境內抗日烈士墓葬、陵園主要分布于抗戰激烈地區，目前，各地抗日烈士陵園、墓葬，大多毀損嚴重。許多抗戰烈士墓地早已被損毀或者正在被損毀；現存墓葬保護不力。”他在這份建議中寫道。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隊共進行大小戰斗近20萬次，重要戰役200余次，軍隊傷亡380余萬人。如今有多少墓地尚存？它們的狀況如何？

在前述政協建議中，劉曉建議，應對全國境內抗日烈士陵園、墓葬進行一次全面的調查摸底，并設立財政專項經費，用于抗日烈士陵園、墓葬的維修、遷建、重建，搶救性的保護。而對于相對完好且列入國家、省、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抗戰墓葬，應保持原貌，分級保護。此外，還應為無名烈士修建中國抗戰無名烈士墓。

令人欣慰的是，政府和民間的保護行動正逐步展開。

2013年，中國啟動了中國軍人海外墓地的建設。在云南，2014年，由云南省統戰部牽頭的遠征軍遺骸回國項目“忠魂回國”活動已經完成第二期，400多名遠征軍陣亡將士遺骨被運送回國，以隆重的儀式安葬。

正值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的契機，備受關注的廣州新一軍公墓保護工作也有新進展。廣州市文廣新局副局長趙冀韜在今年受訪時回應，目前已制訂了新一軍公墓的文物保護和環境整治的方案，待批準后便可立即實施。

龍潭，一處由民間捐建復修的“抗日陣亡將士陵園”已成為湖南省文物保護單位。1995年，武思琪的父親，龍潭鎮的一位司法員武文寬，也曾發起一項民間的籌款修墓行動，希望能重修青山界公墓，可惜武文寬尚未達成心愿，便在次年去世。如今，武思琪已接過父親的遺愿，為復修公墓而奔走。

而對于劉金國來說，守墓還在繼續，沒找到的烈士家屬還要繼續找下去。“只要還走得動，我打算每年清明都去趟浙江，為裘彩貴烈士掃掃墓。”他說。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野人山轉戰記》，朱錫純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