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覺醒年代》的播出，讓無數觀眾重新“發現”了陳延年、陳喬年這對英雄兄弟，感動于他們為國為民的犧牲奉獻精神。播出以來尤其清明節前后，人們尤其是青年自發掀起了悼念延喬兄弟的高潮。“七一”前后，人們再次通過各種形式對兄弟倆進行紀念。

影視劇讓兄弟二人的形象生動、飽滿，但也存在不少夸張和遮蔽。為求更為真實準確呈現延年、喬年的成長經歷、革命歲月和豐功偉業，日前，澎湃新聞對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市委黨史研究室特約研究員徐光壽進行了專訪。全部內容分為三篇，本篇主要談兄弟二人成長的歷程和信仰的確立。

4月24日，徐光壽在《覺醒年代》主創人員來滬見面會上。

黨史專家徐光壽長期關注研究陳獨秀及其周邊課題，對陳氏父子的史跡諳熟。其專著《“三次跨越”與“三個選擇”——陳獨秀對近代中國出路的探索》曾入選上海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首批出版資助項目，2018年11月獲上海市第十四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類）二等獎。

在徐光壽看來，陳延年、陳喬年雖出身大戶人家，卻自小是在艱難困苦中成長。父親陳獨秀為革命奔走呼號，很少顧家，但卻以開明平等的教育方式，著意鍛煉兄弟二人，為他們日后堅定地走上革命之路、光榮之路奠定了基礎。

《覺醒年代》劇照，陳獨秀（左）、陳延年（中）、陳喬年（右）

影視劇中，兄弟二人對父親充滿怨恨，甚至有些“報復性”的小舉動。徐光壽認為，這里面為了前后對比，多少有些影視劇的夸張。從現存史料來看，延年、喬年對陳獨秀的感情確實有一個轉變的過程。

“兄弟倆來上海前，他們對父親更多的是一種怨恨，但等到他們來到父親身邊時，才發現父親是在干大事，是在干救國救民的大事，這給弟兄倆樹立了良好的榜樣，他們逐漸從過去對父親的怨恨改變為敬重，最后甚至有一些崇拜。”徐光壽告訴澎湃新聞。

《覺醒年代》片段 陳延年

《覺醒年代》片段 陳喬年

陳獨秀開明的教育方式，使得他在兄弟二人接觸無政府主義時沒有橫加干涉，在他們前往法國留學時也放手讓他們去闖，結果就是結識了一大批具有真正理想精神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在觀察到真實社會現實的情況下看清了無政府主義難堪大任，識破了亦師亦友的吳稚暉的真面目。

“延年、喬年在選擇馬克思主義以后就再也沒有動搖過，而且表現得是非常堅定，成為了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優秀的共產黨員。”他們堅定地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讓吳稚暉恨之不已，為日后積極迫害陳延年埋下了伏筆。

安微合肥延喬路路牌下擺滿鮮花  圖源：合肥市人民政府發布 

陳獨秀為什么把延喬兄弟“趕出”家門？

澎湃新聞：請介紹下陳氏兄弟的家庭情況。

徐光壽：陳家是安慶城內的一個大戶人家，但到陳獨秀這一輩卻男丁不旺，整個陳家只有陳獨秀與他大哥兄弟二人，生父在他只有一歲多時就病逝了。陳獨秀的叔父陳衍庶是前清舉人，是家里面功名最高的人，曾在東北遼陽等地為官，加上善于經營，積累了很多財富，成了清末民初的大富商，但他沒有兒子，所以陳獨秀自幼就過繼給了叔父。由于大哥早逝，陳獨秀成了唯一的財產繼承人。

到了延喬兄弟這一輩，孩子們就慢慢多起來了。1896年，17歲的陳獨秀以安慶府第一名考中秀才，一年后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迎娶了安慶總兵高登科的長女高曉嵐，也算文武相親、門當戶對。1898年長子延年出生，1900年長女陳玉瑩，1902年次子陳喬年出生，到1910年又生下第三子陳松年。

陳松年一直留在安慶老家為母親養老送終，1932年第一次見到父親陳獨秀，是在南京的國民黨監獄里，不免傷心落淚，被陳獨秀罵道“沒出息”。陳獨秀晚年在江津貧病交加，正是松年一家守在身邊盡孝，為陳獨秀免除了許多孤獨。

辛亥革命前后，陳獨秀又與妻妹高君曼同居，1912年生一女陳子美，次年生一子陳鶴年。所以陳獨秀共有四子兩女。

陳延年烈士銅像 圖源：《兄弟碧血映紅旗——陳延年陳喬年有關資料選編》

陳喬年烈士銅像

澎湃新聞：一般認為，陳獨秀少“兒女情長”，實際情況是怎樣的，他在兩兄弟的成長過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徐光壽：延年喬年出生的時候，陳獨秀均不在身邊，一次是隨叔父在東北讀書學習，一次是在日本留學并從事進步活動。雖然如此，陳獨秀對延喬兄弟的教育還是非常重視的。延年自幼聰慧，熟讀詩書。17歲那年，曾為去世的同鄉塾師手書挽聯“千秋峻節并流傳縱牛牢子陵以來更逢逸老，一載鄉賢替隕落于朗齋晴庵而后又哭先生”，被鄉里廣為傳誦。

從現存文獻中我們很少看到陳獨秀講一些兒女情長的話，但他的教育卻是先進的。他注重運用自己所接受的維新派和革命派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在日本留學期間所接受的新式教育思想，倡導德育為先、德智體三育并重、全面發展的教育，特別注重體育，注重孩子們的身體鍛煉，甚至提倡西方的“獸性教育”，這在《覺醒年代》里也有體現。

同時，他還注重孩子們獨立自主精神的培養，也注重運用啟發式教育方法對孩子們進行啟蒙教育，注重激發學習興趣。他認為父母對孩子的愛應該是放在心里，曾言“少年人生，讓他自創前途”。這些思想在當時還是比較前沿的。

這種深沉的愛，即使在兩兄弟相繼遇害時，陳獨秀也沒怎么表露。直到1936年，第五次入獄的陳獨秀，托人買來酒菜，對獄友說，我平生不喝酒，今天要好好喝上一杯，第一杯祭奠大革命以來為共產主義犧牲的烈士；第二杯，祭奠兩個兒子。酒灑到地上，陳獨秀失聲痛哭，擠壓心中多年的痛苦終于在這時釋放出來。

澎湃新聞：“少年人生，讓他自創前途”這句話的背景應該是他們到上海求學，但陳獨秀卻把他們“趕出”家門了？

徐光壽：這里面有這么一個情況。陳獨秀早年參加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失敗后被迫逃亡，經蕪湖到上海，又從上海赴日本。安慶家中遭到袁世凱爪牙軍閥倪嗣沖的抄家，延年提前得到警報，帶著弟弟喬年翻墻出逃，三歲的松年則在鄰居佯裝為自家孩子洗澡的掩護下得以幸免。經此一役，陳家家產被抄掉很多，家境開始衰落。

1915年6月，陳獨秀從日本回到上海，準備在上海籌辦《青年雜志》，開始有了固定住所，就將延年、喬年叫到上海。一到上海他就對延喬兄弟倆說，我這里沒有無憂無慮的生活提供給你們，你們可以對我有怨言，但是你們沒有權利對生活有怨言。

據考證，當時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時，所租的房子就在法租界嵩山路吉益里21號，這是一樓一底的石庫門房子，樓下是陳獨秀辦《青年雜志》，樓上是一家四口的臥室，居住也很擁擠，所以讓延喬兄弟倆住到了好友汪孟鄒的亞東圖書館。

延年、喬年住在亞東圖書館的地板上，生活極其艱苦，吃的是粗糧餅，喝的是自來水。白天要上學，晚上要干活，所以高君曼看不過去了。她既是姨媽，又是后媽，所以跟陳獨秀去講，讓孩子們回家住。但陳獨秀一口回絕，他有他自己的想法，遂有“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良，反生惡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創前途也”這句名言，就是要讓孩子們從小自創前途、自力更生。話雖這么說，陳獨秀還是通過汪孟鄒每個月給兩個孩子各5塊錢的生活費。

澎湃新聞：兩兄弟也很要強，雖然父親嚴格，生活艱苦，但他們仍拒絕了祖母的補助。

徐光壽：延年、喬年自小就養成了獨立自主的習慣，再加上因為母親的緣故，所以在兄弟倆幼小的心中，父親似乎是一個不顧家的人，對父親甚至曾經有過一些怨恨——又要革命又要顧家，很難做到——這對延年后面堅持“六不”（編者按：不閑游、不看戲、不照相、不下館子、不講衣著、不作私交）的觀念有一定影響。到上海后，延年、喬年都很堅強，不僅沒有對陳獨秀提出任何條件，而且當他們的祖母提出要給他們提供生活補助時，兄弟倆一口回絕。

澎湃新聞：雖然父親對家庭的照顧和對他們的關愛不夠，延年也有過怨恨，但是父親為國家民族奔走的革命形象，想必也會在他們心里面埋下種子，這與他們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是不是可以說有一定聯系呢？ 

徐光壽：對，事實就是這樣。兄弟倆來上海前，他們對父親更多的是一種怨恨，但等到他們來到父親身邊時，才發現父親是在干大事，是在干救國救民的大事，這給弟兄倆樹立了良好的榜樣，他們逐漸從過去對父親的怨恨改變為敬重，最后甚至有一些崇拜。不僅幼年艱苦的成長環境磨礪了他們的意志品質，而且陳獨秀的新式教育，更使得兄弟倆具有一種鐵骨錚錚、充滿血性的革命精神，對他們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是有很大幫助的。

陳獨秀的孫女陳長璞在上海龍華烈士陵園獻花。掌上安慶 圖

選擇馬克思主義后，他們就再也沒有動搖過

澎湃新聞：他們在上海求學期間，最先服膺的卻是無政府主義。

徐光壽：這個看起來有一點偶然，其實也是必然，與當時國內的政治大背景密切相關。當時正值辛亥革命以后，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動統治，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人們的思想獲得了解放，但由于長期受到封建君主專制的壓迫，所以人們對專制獨裁的政府十分痛恨，這個時候最容易產生無政府主義思想。

不僅延年喬年如此，當時青年一代的思想大多也經歷過無政府主義階段，像1920年6月在上海追隨陳獨秀建黨的俞秀松、施存統等，他們先在北京參加的工讀互助團，就是提倡無政府主義互助論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在當時是很盛行很常見的。

陳獨秀對延年、喬年一度的無政府主義信仰還是比較寬容的，總體上他還是讓孩子們走自己的路，在實踐中選擇真理選擇道路，所以對他們信仰無政府主義并不是非常地干涉，包括后來他們要追隨吳稚暉去法國勤工儉學，陳獨秀采取也至少是不反對的態度。

“盎特萊蓬號”郵輪。陳延年等曾先后乘該船赴法。

澎湃新聞：但還是寫了一封信，勸他們放棄無政府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

徐光壽：對，兒行千里父母擔憂。陳獨秀對他們的思想活動還是非常關心的，所以1920年6月他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后，曾托共產黨員陳公培帶了一封寫給陳延年的信，讓陳延年等在法國廣泛學習、廣泛閱讀、廣泛見識后再決定是否建黨建團。兄弟倆當時還在信仰無政府主義，對陳獨秀信仰馬克思主義后創建中國共產黨，他們并未接受。

澎湃新聞：后來發生了什么，讓兩兄弟的信仰發生了這么大的轉變？

徐光壽：他倆剛到法國時對馬克思主義還不太能夠接受，但是，在法國期間有兩件事對弟兄二人影響很大，一是他們親身來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故鄉，也是無政府主義的故鄉，親眼看到無政府主義的一盤散沙，混亂不堪，確實讓他們很失望，包括對引導他倆前來法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真實面目的識破。

二是一批已經信仰了馬克思主義的先進青年趙世炎、蔡和森、陳公培等對他們的影響，也包括時為法國共產黨員胡志明的幫助，在他們的引導下，兄弟倆廣泛地閱讀了馬克思主義著作，親身體會到馬克思主義比無政府主義要先進。這是兄弟倆世界觀轉變的根本原因。

思想轉變以后，兄弟倆就加入了法國共產黨，然后又參與創建了中國少年共產黨，這個“少共”就是開始朝馬克思主義的方向轉變。

旅歐中國少年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合影。前排左八是陳延年。

澎湃新聞：這大概可以說是當初陳獨秀放手讓他們去闖，讓他們見識世界真實面貌的結果吧。

徐光壽：對啊，這正是陳獨秀的良苦用心所在，與其對他們進行說教，不如讓他們自己去選擇。所以你看延年喬年在選擇馬克思主義以后就再也沒有動搖過，而且表現得是非常堅定，成為了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優秀的共產黨員。

徐光壽在央視紀錄片《人民的選擇》中談延年喬年兄弟

澎湃新聞：那延年在蘇俄期間被稱為“小列寧”，這又是為什么呢？

徐光壽：在法國，吳稚暉看到延年喬年兄弟開始放棄無政府主義向馬克思主義轉變的時候，就開始露出其兇狠的本來面目了。他斷絕了延喬兄弟倆以及周恩來、趙世炎等一批進步青年的生活資助和學習機會，讓他們在法國的處境變得更加艱難。

1922年12月，陳獨秀率領中共代表團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得知在歐洲的這批青年共產黨人處境十分艱難，陳獨秀親自跟共產國際進行交涉，希望共產國際能夠把這批青年接到蘇聯來學習。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批準。

于是，1923年4月5日，清明節這一天，延年喬年等首批12名旅歐共產黨人，乘火車從巴黎經布魯塞爾和柏林到達在莫斯科，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莫斯科學習的一年多時間，延年喬年廣泛閱讀列寧主義著作，學習中國革命知識，從而堅定了共產主義信仰。

需要說明的是，在歐洲，他們主要閱讀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到了蘇聯主要閱讀的則是列寧的著作。相比馬恩著作，列寧主義是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更加適合于中國革命。所以到了列寧的故鄉，弟兄二人的思想覺悟迅速發展。

由于陳延年在蘇聯期間學習非常勤奮，學習成績也非常好，在與同學們交流發言當中經常引用列寧的原話，大家感覺到他思想理論水平進步很快，就給了他“小列寧”的雅號。

澎湃新聞：喬年在蘇俄期間曾參與翻譯《國際歌》，這是事實嗎？

徐光壽：喬年外語很好，1923年在蘇聯期間就曾與詩人蕭三一起參照俄譯文，從法文將《國際歌》歌詞譯成中文并使用其曲譜。莫斯科東方大學中文班的學生們學習了這首歌，回國開展革命工作時廣泛傳唱此歌。這與瞿秋白1923年翻譯《國際歌》幾乎同時。

關于喬年參與翻譯《國際歌》，合譯者蕭三后來一直以《國際歌》的譯者只署蕭三沒署陳喬年的名字引為憾事，他說：“《國際歌》譯者名字在公開發表時，沒有寫上陳喬年，是我們的缺點。無論如何，他最初還是參加了翻譯的。署上他的名字才有紀念他的意思，這樣做才好。我對不起喬年……”所以，喬年參與《國際歌》的翻譯，是確有其事的。

（實習生李濘伶對本文亦有貢獻）